管涛：中国货币超发会令人民币必有一跌吗？

　　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管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付昊东

　　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信贷快速增长是否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大幅贬值？本文简要回答如下：

　　1、中国M2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各项贷款和证券净投资，外汇净占款造成的“被动超发”影响的主要是基础货币而非M2。而通过积极发行央票对冲，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人民银行“扼守住了货币阀门”。

　　2、中美两国M2的口径存在差异，并不完全可比。 融资结构的差异是两国M2总量差距的主要原因。

　　3、外汇储备/M2与汇率强弱没有必然联系。直接比较外汇储备与M2的关系，忽略了其中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因素的传导作用。两者的比值只是反映了多重均衡状态下的市场情绪波动，没有实际意义。

　　4、资产价格与汇率走势也没有必然联系。房地产并非货币的“蓄水池”，股票市场同样不是“蓄水池”。不同理论在解释资产价格与汇率之间关系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结论。同时，具有商品和资产两种属性的房地产又是非贸易品，更增大了解释难度。从实证角度看，资产价格与汇率走势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5、杠杆率的上升并非汇率贬值的充分条件。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高杠杆引发的银行危机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银行危机只是同步指标而非领先指标。这表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是观察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重要指标。在经历了2014、2015年不良贷款率的快速上升后，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保持在1.74%，且关注类贷款占比显著下降，说明银行资产质量稳中向好，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6、综上所述，中国较高的M2绝对值和与GDP的比值是由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货币需求以及融资结构差异下较低的货币使用效率造成的，不能简单得出“货币超发”的结论。随着货币闸门收紧、金融监管加强，中国M2增长速度自2017年4月起连续低于10%，去杠杆进程开启、房地产市场调控趋严，因此，不能断言“货币超发”会使人民币必有一跌。

　　7、当然，较高的货币存量背后隐含的国内金融体系脆弱性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依然是巨大挑战，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

　　引言

　　2015年8月11日，人民银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如非特指，以下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在之后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到2016年底距离“破七”仅一步之遥（如图1所示）。这引发了市场较为浓厚的看空预期，其中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因此，人民币必有一跌。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认为“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人民币贬值的主要逻辑包括：

　　一是中国货币供应（M2）总量超过美国，如果不贬值，可以“买下美国”；

　　二是中国外汇储备与M2的比值下降，这会削弱对人民币的信心（Bass，2016）；

　　三是M2/GDP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股票、房地产等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严重，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因此，没有对外升值的基础；四是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过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造成货币危机（Bass，2016）。虽然201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到2018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更加明显（见图1），但前述观点仍有一定市场（黄凡，2018）。

　　以上几种逻辑都有一定道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指出，在一国货币需求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国内信贷膨胀会带来外汇储备的流失，从而导致对固定汇率的冲击而产生危机（Krugman，1979）。另外，通货膨胀、信贷膨胀、资产泡沫也都是国际收支危机早期预警机制（EWS）中的重要指标（Kaminsky et al．，1997）。

　　那么，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何为“货币超发”？中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信贷快速增长是否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大幅贬值？本文将以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历史经验进行深入分析。

　　信用货币创造与中国“货币超发”

　　我国最主要的货币总量指标M2口径经过不断变化，目前包含流通中的现金、居民存款、企业存款、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和非银部门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由于流动中的现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相对较小，因此，M2主要组成部分是非银行主体持有的银行存款。

　　根据孙国峰（2001）的观点，银行通过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在我国通过即发放贷款、购买企业债券、购买外汇等方式创造存款，即创造M2存量。而是否申请贷款、发行债券取决于非银行公众的意愿（Mcleay et al．， 2014），最终取决于公众的投资需求。虽然强制结售汇造成的外汇占款一直被认为是造成中国货币“被动超发”的根源（周其仁，2010），但实际上外汇占款对中国M2存量以及增量的影响并不大。

　　“货币超发”的含义为货币发行的数量超过了维持经济体正常运行所必须的货币量（张隽，2013）。但货币供给并非完全外生，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对信贷的需求是中国M2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参考伍戈和李斌（2012）的方法，根据《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的统计原则，将货币创造的渠道分解，并加以修正，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货币=各项贷款+外汇净占款+证券净投资+其余项

　　其中，货币=各项存款+流通中的现金，可以大致用来代指M2；外汇净占款=外汇占款-央行票据；证券净投资=有价证券及投资-金融债券。由于央行发行央行票据主要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因此，将其从证券净投资项中移除，而作为外汇占款的扣减项，构成外汇净占款；其余项为除前三项外其他创造M2的途径，包括黄金占款、财政借款等。

　　从M2存量上看，各项贷款为创造M2的主要渠道，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证券净投资的规模与外汇净占款在2011年前相近，由2000年的10%上升到20%左右，2011年后有所下降，但随着2015年公司债扩容，这一比例上升到近30%；外汇净占款的占比从2011年以来一直下降，目前仅占10%左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从M2增量上看，各项贷款一直以来几乎都是M2增量的首要贡献项，尤其是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使得各项贷款对M2增量的贡献迅速跃升，达到每年约10万亿元左右；证券净投资在2015年一度超过各项贷款，但近期下降明显；外汇净占款对M2增量的影响在2011年达到约6万亿的顶峰，但自2014年以来其对M2增量的影响就小于证券净投资，在2015年至今其对M2增量的贡献为负。由此可见，中国M2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各项贷款和证券净投资，外汇净占款造成的“被动超发”影响的主要是基础货币而非M2。而通过积极发行央票对冲，以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人民银行“扼守住了货币阀门”。事实上，在近年来外汇占款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央行还创设了多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缓解流动性短缺的情况（张晓慧，2015；伍戈等，2017）。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与之相比，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大量购买国债及抵押贷款债券（MBS），但由于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和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动机都较弱，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数量急剧扩张，在2014年达到最高的2.72万亿美元（见图4），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的21倍，超额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5%以上（牛慕鸿和孙莎，2017）。巨量的超额准备金规模使美国银行体系处于“流动性盈余”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商业银行拥有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的能力，美联储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可见，金融危机中不同的政策应对方式导致了中美两国不同的货币现象：在中国体现为广义流动性盈余，即M2的快速增加；在美国体现为银行体系流动性盈余，这虽然并未体现到M2统计中，却是M2增长的潜在动力。虽然美联储2017年10月开始“缩表”，但这一进程将是持续而缓慢的，因此，可以认为美国更有“货币超发”的潜在可能性。

　　资料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M2高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买下美国”

　　主张中国存在“货币超发”的最主要论断，在于比较中美两国M2的发行量情况。2007年以前，按照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折算后的中美两国M2比值一直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美国，因此，并未引起较大的关注。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中国M2快速扩张，于2009年7月超过了美国，至2018年2月两国M2比值已经接近200%（见图5），“货币超发”问题由此受到广泛关注。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无论是从GDP还是其他经济发展指标衡量，中国的经济体量都小于美国，因此，在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的情况下，两国货币量之间理论上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对比关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人民币汇率远高于均衡汇率水平，以目前汇率计算得到的中国M2值实际上被高估，所以，人民币必然贬值，否则“超发”的人民币将“买下美国”。但是，简单比较两国M2并得出“货币超发”、人民币必然贬值的结论存在以下问题。

　　（一）中美两国M2的口径存在差异，并不完全可比

　　中美两国的货币计量虽然都用M0、M1、M2等表示，但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可见表1。 

　　表1：中美两国货币统计量口径比较

　　由此可见，以美国的M3与中国M2进行对比似乎更加合理。虽然美国M3自从2006年停止统计，无法确切得知目前的精确数据，但可以从历史数据进行估算。如图6所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M3约相当于M2的一倍半。按此比例测算，中美两国2018年2月末货币总量的比值约为132%（见图6），远小于两国M2的比值198%。

　　数据来源：FE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二）融资结构的差异是两国M2总量差距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占比来看，人民币贷款一直是最重要的融资方式，而其他融资方式占比都较小，只有企业债券在2015年公司债放开后占比达到20%，但之后两年快速下降（见图7）。而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直接融资占比就常年维持在80%以上，即使在金融危机前后也没发生太多变化（祁斌、查向阳，2013）。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在于是货币创造还是货币转移创造了信用。间接融资是通过创造货币来创造信用，而直接融资在货币的转移中提高了其使用效率（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中美两国融资结构的差异导致货币的利用效率不同，即费雪方程式中的V存在结构性差异，因此，直接比较两者的M2并不合理。

　　（三）比较基础货币而非M2可能更有参考意义

　　不同于M2绝大部分为银行的负债，只有基础货币完全是央行的负债，才能真正代表国家信用。中美两国基础货币的比值在2012年前维持在缓慢上升的态势，只有在2006到2008年间由于应对危机措施推出的时间点不同有较大的波动。2013年后，两国基础货币数量之比在110%~130%间波动（见图8），远小于两国名义M2之比。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FED；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同时，在央行资产端，中国不存在与美国相似的央行大量持有本国国债的情况，人民银行资产中仅有1.53万亿特别国债，因此，不存在购买国债发行基础货币的债务货币化导致本币币值快速贬值的可能。

　　（四）历史经验与常识判断表明“买下美国”的说法缺乏依据

　　“买下美国”最早的说法源自“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在两年内升值一倍，日元购买力的提升引发了对外资本输出热潮，1986年到1991年内日本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并且由于高调购买美国标志性建筑及企业，形成了“买下美国”的印象（刘丽娜，2011）。

　　中国目前与1980年代的日本有相似之处，都面临着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而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货币被迫升值以及海外投资热潮的情况。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并购交易者，2016和2017两年并购金额分别达到近2400亿和1700亿美元。而余永定和肖立晟（2017）指出，以“误差与遗漏”项所代表的中国资本外逃与预期贬值存在着相当强的相关关系。

　　但是，当年“买下美国”的说法更多是媒体炒作并被美国利用来打击和削弱日本的政治宣传策略。实际上，除英国外，主要国家的海外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大多在10%~20%之间，不存在将本币全部换成外币投资海外资产的情形（管涛，2017b）。一方面，本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承担着税收支付等用途，因此，必定是资产配置的主要选择。以港股通为例，2014年11月互联互通开放以来，虽然港股整体估值较低且存在大量A+H折价股票，但港股每日成交净额远低于当日投资额度，截至2017年6月平均每日买入净额仅8.89亿元，这反映了居民对本币资产的投资偏好。另一方面，大量购买外国资产必然会受到被收购国政治因素所干扰，不完全是经济或价格问题。再一方面，国家之间货币量比值存在较大变动的情况较为常见。日元在“广场协议”升值后，并未出现大幅贬值的情况，日本M2与美国M2的比值也由2000年的160%逐渐下降到2017年底的63%（见图9）（管涛，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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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汇储备/M2与汇率强弱没有必然联系

　　IMF（2011）认为，广义货币量M2通常可以用来表示在货币危机中会被出售并转换为外国资产的流动性国内资产，为了应对资本外逃冲击，外汇储备/M2的合意比例为20%。近年来随着中国M2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从2014年开始出现了显著下降，外汇储备/M2这一指标也由此引发了关注，部分观点认为快速消耗的外汇储备将使得中国央行丧失外汇管理能力，人民币将有30%以上的贬值空间（Bass，2016）。

　　通过研究中国外汇储备与M2之间关系可以发现，这两者是通过“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基础货币→M2”的链条建立联系的，两者比值的变动应该从这个链条中寻找原因。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通过外汇储备形成的外汇占款成为央行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手段，2006年以来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甚至超过100%（见图10），央行货币投放类似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央行甚至需要发行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占款，因此，这段时间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实际上是以外汇储备作为基础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而2014年以后，外汇流入放缓，央行通过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来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不断下降，至2017年末下降至67%（见图10）。与此同时，央行也一改从2003年以来“加准”的操作，法定准备金率由2011年最高的21.5%下降到2016年的17%，并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降低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货币乘数因此，由2011年的3.61提高到2018年2月的5.43，单位基础货币创造M2的能力显著提升。这两种因素是造成外汇储备与M2比值在2017年底下降到12.2%的主要原因。另外，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自然也导致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折算为人民币后名义“缩水”。按1994年的汇率估算，人民币升值对外汇储备/M2比值的影响在2006年快速增加，在2011年达到近8%的最高值，而近三年来在5%以下（见图11）。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直接比较外汇储备与M2的关系，忽略了其中外汇占款、基础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因素的传导作用。两者的比值只是反映了多重均衡状态下的市场情绪波动，没有实际意义。浮动汇率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偏低，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有较大差异。例如外汇储备/M2较高的俄罗斯、印度等国货币就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管涛，2017b）。

　　“货币超发”导致汇率贬值的压力在于外汇储备的快速消耗，但正常的与中央银行交易的换汇行为会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基础货币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下M2会成倍减少，使得真正能够用于购买美元的人民币远低于M2总量，因此，使用M2作为可以转化为国外资产的最具流动性的国内资产作为替代变量的方法并不合适。

　　根据IMF（2013，2015）的最新研究，对于无资本管制的固定和浮动汇率国家，外汇储备/M2的合意比值被调整为10%和5%，而有资本管制时则被进一步下调为5%和2.5%，说明其也认为对这一指标“一刀切”进行的规定并不合理。在2017年，为了应对盲目的海外投资，中国加强了对外汇的管制。这种方式引导了人民币的稳定升值，结售汇逆差明显改善，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外汇管理是有效的。

　　此外，对于具有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大国而言，以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是不正常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未来这一比值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但这种下降与汇率的强弱无关。

　　资产价格与汇率走势也没有必然联系

　　伴随着中国M2的持续较快增长，中国的CPI指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M2增速与GDP和CPI增速之和存在显著差额，尤其是在2003年之前和2008到2010年（见图12）。因此，部分观点认为由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并不纳入到CPI中，M2高于GDP和CPI增速的原因为超发的货币流入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这两个市场成为“蓄水池”，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升及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就是例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根据财富效应，国内资产价格上升后，居民国内资产占比超过合意水平，因此，会选择出售国内资产以兑换外币购买外国资产，“蓄水池”中的M2一旦流出，本币就会面临贬值压力（彭文生，2017）。部分研究认为存在“保汇率”和“保房价”的二选一难题（任泽平，2016）。但是，这一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房地产并非货币的“蓄水池”

　　从2004年到2017年，房地产行业贷款年平均增速为22.9%，远超过GDP及其他行业贷款增速，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也由13.5%提高到了26.8%，在2017年达到32.2万亿元。2016年和2017年，房地产贷款增加额连续两年占贷款余额增加额的40%以上（见图13），成为最主要的货币创造渠道。因此，部分观点认为高房价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蓄水池”，一旦房地产价格出现波动就可能导致大量换汇需求冲击汇率。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但是，在房地产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有多个环节涉及到M2的创造与减少。在土地出让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存款转化为政府存款，M2减少；房地产建造、按揭购房过程中，申请贷款会创造M2。住房价格越高，土地价格越高，M2创造与回收的数量越多；偿还贷款时M2随之减少。而全款买房对应的只是M2的转移而非创造。房地产总价对应的是市值而非M2，通过房地产产生的M2已经脱离了这个市场，因此，不存在M2在房地产市场内的淤积，也就没有M2从房地产市场流出的压力（见图14）。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明确由房地产贷款产生货币的去向。从2009年到201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31.3万亿元，与2017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相当，相当于房地产行业信贷创造的M2几乎全部被政府部门吸收。当然，这部分货币又通过征地拆迁补偿、城市建设支出等回到经济体系中，但这已经与“蓄水池”无关了。

　　综上可见，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不会直接对汇率产生冲击，当然较高的房地产价格所引发的进一步货币发行压力值得警惕。

　　（二）股票市场同样不是“蓄水池”

　　与房地产市场相似，股票市场的总价同样不对应M2，构成M2并可能流向其他市场或转换为外币资产的只有“其他存款”中的“证券公司存放银行同业款项”。由于央行未公布“证券公司存放银行同业款项”这一单项数据，因此，可以从“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来进行大致估计。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与M2的比值常年维持在1%以下，可见，股票市场资金对于M2影响极小（见图15）。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三）资产价格与汇率走势的关系——理论与历史经验

　　除了财富效应之外，资产价格与汇率的关系还可以用资产组合理论、一价定律和利率平价理论来解释。一价定律指出，同样的货物在不同国家以同一货币来表示的价格都相同，所以当以人民币计价的某种资产在中国价格上涨而在美国价格不变时，人民币必然是贬值或存在贬值压力的，此时资产价格与汇率反方向变动。而资产组合理论指出高涨的国内资产价格会吸引境外投机资本，导致汇率升值，此时资产价格与汇率同方向变动。利率平价理论的结论也与之类似。可以发现，不同理论在解释资产价格与汇率之间关系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结论。同时，具有商品和资产两种属性的房地产又是非贸易品，更增大了解释难度。

　　从实证角度看，资产价格与汇率走势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例如，2004年以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国内房价的持续上涨同时存在，期间经历了股票市场的两次大幅度波动。而2017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屡创历史新高的过程中美元指数一路走低（见图16）。

　　数据来源：Wind；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杠杆率的上升并非汇率贬值的充分条件

　　近年来，中国杠杆率持续上升，2017年三季度末达到了256.8%，这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BIS，2015）。IMF甚至预测，到2022年中国杠杆率将会达到近300%（IMF，2017）。非金融部门过高的杠杆率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导致货币危机。因此，高杠杆率也成为“唱衰”人民币的重要论据。

　　数据来源：BIS；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信贷过快增长确实是金融危机、国际收支危机的重要预警指标，尤其应该警惕短时间内债务杠杆大幅攀升（徐忠，2017）。中国自2012年开始杠杆率快速提升，但2016年以来杠杆率有企稳态势，尤其是企业杠杆率下降明显（见图18），风险得到初步控制。

　　数据来源：BIS；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同时，刘莉亚和任若恩（2003）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高杠杆引发的银行危机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银行危机只是同步指标而非领先指标。这表明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是观察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重要指标。在经历了2014、2015年不良贷款率的快速上升后，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一直保持在1.74%，且关注类贷款占比显著下降，说明银行资产质量稳中向好，银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中国的杠杆率问题有着特殊性，主要体现为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偏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特征（见表2）。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以及国有企业、融资平台的预算软约束造成的。但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地方债务置换的延续，还本付息压力将会得到缓解，杠杆率有望进一步回落。

　　表2：2017年第三季度末世界主要国家杠杆率情况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较高的M2绝对值和与GDP的比值是由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货币需求以及融资结构差异下较低的货币使用效率造成的，不能简单得出“货币超发”的结论。当前，防化重大风险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随着货币闸门收紧、金融监管加强，中国M2增长速度自2017年4月起连续低于10%，去杠杆进程开启、房地产市场调控趋严，因此，不能断言“货币超发”会使人民币必有一跌。当然，较高的货币存量背后隐含的国内金融体系脆弱性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依然是巨大挑战，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

　　第一，发展是关键。防范化解各种金融风险，关键在于发展，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一国货币币值的坚挺与否，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为经济的发展状况。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使高速成长的经济体暂时存在货币“超发”、币值高估的现象，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被吸收。当年，新加坡的高经常账户赤字，就是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培育本国产业竞争力，最终转为经常账户盈余解决的，而不是以国际收支危机收场（管涛和张岸天，2017）。

　　第二，预期很重要。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稳定是“刀刃上的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与人民币汇率存在着相互促进、互相加强的关系（连平，2017）。相信“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人民币贬值与相信其他做空人民币理由一样，都是在看空情绪下市场选择性相信的行为，由此引发了“恐慌性贬值”。因此，应管理好公众预期，阻断汇率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自我强化，加强汇率政策透明度，增强其公信力，避免冲击市场信心（管涛，2017a）。

　　第三，金融要稳健。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稳定是金融开放和汇率转型成功的重要条件（Mancini-Griffoli， 2017）。虽然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贷款需求是中国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但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部门的贷款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下其贷款需求激增（王永利，2013）。因此，应对其借贷行为进行规范，严格区分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推动信贷发放真正反映经济发展需要。同时，应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占比，提高货币利用效率。只有这样，真正消除由于过度信贷带来的金融风险，实现金融体系稳健发展。

　　第四，开放宜审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其中，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以及加强金融监管是下一步我国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两个重大原则（易纲，2018）。因此，开放不是一放了之，而是既要同其他改革相配套，又要加强监测与监管，避免不成熟的开放导致的资本大进大出、汇率大起大落的涉外金融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