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乃权：大国结构性碰撞 风险与机遇并存

　　大国结构性碰撞，风险与机遇并存

　　一、回顾历史，风险由来

　　中国目前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贸领域里的碰撞，是经济结构上的冲突无法避免。这是因为中国在要素资源市场里面劳动力成本、资本、管理才能、自然资源、土地价格、数据信息愈加与国际市场接轨。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从中国赚取的利差越来越少，中国目前愈加重视设计、专利、商标、知识产权的创新与积累，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在国际市场的拓展，以全球最齐全的制造业为基础，在全产业链齐头并进，极大挤压和威胁了西方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势。

　　二战以后，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美好的设想，把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差、污染重的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新老四小龙及中国东部沿海，自己只要牢牢抓住微笑曲线两端（见图1）即知识产权包括专利、设计、商标等；同时控制分销渠道及市场，通过科技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就可以控制全球经济。美国利用二战胜利国盟主的政治地位在全球制定利己游戏规则，左手输出美元右手掌握导弹薅全世界羊毛。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处在微笑曲线底端，低附加值、低利润、高污染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就是因为美国纽约及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资源要素的价格如石油、金属、粮食等等，同时控制了发达国家高利润的市场和分销渠道。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回到了世界舞台前列。自唐宋明清中国一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就不是“崛起”而是民族的复兴，是历史归位。截至2016年（国统局最新数据），我国被SCI数据库收录的科技论文已超过26万篇，占世界份额的17%以上；截至2017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35.6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8件，2017单年专利授权量为32.7万件，同比增长8.2%。可见，中国在知识产权等高端领域不断挤压欧美，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与欧美的结构性碰撞不可避免，只是时间迟早。

　　所以，中美关系早就由所谓夫妻互补进入到了两个男人的激烈竞争，这也是美国2017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他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他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rival powers）。把中美关系幻想夫妻关系的比喻早就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了！

图1  产业链的微笑曲线

　　二、国内外风险交错

　　1． 贸易保护无法持久

　　按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资源要素市场和产品要素市场若要取得均衡必然自行优化配置，这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你可以得一时之势，但挡不住浩瀚历史洪流。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先是相继退出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采取了大幅减税、美元加息，近日又签署301调查备忘录打响了中美贸易战，拟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其目的是抛弃愈发不利的旧规则，确立新霸权。从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产品领域看，有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设备等。基本来自国务院2015年颁发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范围。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欧美发达国家要在知识产权专利商标和市场分销渠道上把中国牢牢压在低附加值加工制造这一端。

　　2．西方国家阻碍“一带一路”发展是其不二选择

　　如果单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仅仅是扩大中国的商品市场来分析似乎过于浅薄，这是自二战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共同富裕战略，是参与各国“民所想心所盼”，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机遇共存，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盘根错节。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国内外局势的不稳定给国际投资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的最大阻碍之一。我们要时刻警惕背后的黑手兴风作浪。

　　3． 牢牢把控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生命线

　　我们要时刻警惕国内经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国内的地方债高企、房地产泡沫和低端制造业等都是系统性风险的活跃因子。地方政府债务有债务种类多、不透明、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其中不仅包括显性的债务，还包括地方政府担保的或有债务，如PPP，BOT，以及地方政府保障项目刚性支出，债务的复杂性自然导致债务的不透明，同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过于依赖政府投资，这种高举债的发展模式事实证明不可持续。土地出让金是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房地产价格的虚高背后也是地方政府债务恶化的不二结果。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既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低端制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临瓶颈，如不突破很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

　　4． 绿色陷阱的双重含义

　　追求富裕美好的生活是广大欠发达国家人民不可抑制的愿望，我们要警惕发达国家利用绿色环保概念打压阻碍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推进过程中过快过慢均不可取，要随国家发展水平和实力动态前行。中国正处在发展转型升级期，如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和世界其他欠发达地区，这样就会步发达国家的后尘。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以牺牲转入地的环境为代价，污染人类最后的家园。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发展模式必须摒弃。

　　5． 反腐倡廉占领道德制高点

　　贪腐影响恶劣，腐蚀国家机体健康。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要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完成伟大的复兴梦，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腐败对党和国家的严重性，如果没有站立在道德制高点上洁身自好，必将失信于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铁必需自身硬”是对每一位握有公权力的公务员提出的严格要求，也是能否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的根本保证。

　　6．能源是中国和平及战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石化能源进口国，和平建设时期和战时能源供应充沛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中国原油期货于3月26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并与人民币和黄金挂钩，极大扩展了中国在世界能源领域里的话语权；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建设油品全产业链对推动全国油气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石油流通协会仓储物流专业委员会是举全国之力规范管理的又一新举措。一系列战略措施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应对国内外风险的六大原则

　　首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形势，中国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在应对巨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应该始终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放在首位，坚持与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相关的政治性、责任保护、经济性、社会性、国际性和独立性六大原则。

　　1．政治稳定原则

　　国际政治是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形势时，我们应该把中国的政治稳定放首位，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力争做出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双优选择。

　　2．经济对等原则

　　目前国际贸易冲突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在处理贸易冲突时，我们坚持平等互惠，不主动制造贸易冲突和纠纷，但并不畏惧任何冲突和纠纷。一旦产生矛盾，坚决争取与自身地位相对等的经济利益。

　　3．社会和谐原则

　　社会性原则主要是指中国社会自身及国际关系的和谐性、稳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社会自身的和谐与稳定发展；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谐、稳定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

　　4．责任保护原则

　　加快适应国际规则变化并不是中国崛起征途中的唯一选项，在逐步扩大中国需要肩负的重大国际责任同时，也要根据国家实力涨消的动态地运用政治、经济金融乃至军事手段保护和捍卫国家整体利益。

　　5．国际协同原则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逐步登上世界舞台。中国的问题已然成为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应将国家政治经济金融安全问题放在国际化的视角下考虑，使中国的内政外交相协同。

　　6．货币独立原则

　　独立性原则主要是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中国争取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冲击的重要保障之一。

　　四、解决国内外风险的对策

　　1．美国越是想要限制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走高端制造之路，中国在高端制造突围的最好的案例就是高铁和核电这两张金名片，毫无疑问高铁和核电都是资本和科技密集型产业，是中国产业和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未来中国要在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中，从目前的微笑变成大笑，不仅要让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在加工制造领域领先，而且还要占领市场及分销渠道。一方面我们被动迎战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要主动开放，扩大“一带一路”的范围，坚持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自身的风险，也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因为中国的作为一个拥有13.83亿人口的大国，具有强大的生产和消费能力，2017年中国出口总额约2.2万亿美元，进口总额约为1.8万亿美元，既为全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也是世界商品的集散地，未来人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会购买更多的国外进口商品。

　　2．面对“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的政治经济风险，应当做到四个方面：一是投资前期的细致调查和风险预防；二是投资中期对突发事件的灵活调整；三是风险发生后的损失追偿；四是“一带一路”专业人才培养。 同时为促进“一带一路”和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应该加大外汇储备中黄金的比例，以应对可能的货币危机，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

　　3．针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在地方债务上要开源节流，打破债务的恶性循环，调节地方与中央的税收和事权比例关系，设置合理的地方发债空间指标管理体系，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市场化管理，通过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约束地方债务数量。彻底解决地方债务的僵局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提供了保障，健全长期租房市场和公共产权房制度安排，建立多层次的房地产需求市场，从根本上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稳步推进房地产税，保障民生。对于转型升级，需要进行“加减乘除”并举。“加”是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用自动化、智能化提升传统产业，用“互联网+”推动新兴产业信息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减”是指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落实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费成本；“乘”是指释放企业科技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聚集一批高科技创新企业，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揽聚一批创新人才，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引领中国企业更上一层楼；“除”是指清除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完善效益低下企业退出机制。

　　4．避免绿色经济落入陷阱，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环保约束机制，促产业“干净有序”转移；第二，中西部弯道超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定要依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应思索如何利用现有的信息、大数据、经济转型等有利因素进行自身的发展，实现弯道超越；第三，实行绿色技术创新，具体的体现是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第四，实行绿色管理创新，将环保理念融入到整条供应链中；第五，政府要利用利益引导机制，制定和实施环境经济政策，创设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培育绿色新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聚，提升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5．应对腐败风险，一是简政放权，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完善法制，坚持依法治国；三是加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

　　五、风险机遇与共

　　展望未来，中国人民秉承和平发展理念，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同频共振，防范风险，以“一带一路”为支点，让世界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不主动挑事，但也不怕事，发展强大的国防，维护中国人民和平发展的权益。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理念，做大做强中国的朋友圈。

　　（景乃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新华社特约经济评论员；陈健，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WLKIFRC）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