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中国保险业的路径依赖问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辉　

　　国际疫情冲击下，任何公司都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保险业影响最大的公司是美国政府总计累积向AIG提供1823亿美元资金援助；对中国保险业的最大重创应该是“平安投资富通”，具体结果成了“谜”，我们只知道平安集团不得不将投资富通的238.7亿元人民币（37.8亿美元）账面价值进行减值。

　　疫情之影响

　　正如我在《中国保险业的疫情影响预测》指出，中国保险业安全问题的四大风险源头：最大的不确定性（金融危机）、最大的风险源（投资业务）、重大的危险源（承保业务）和重大的隐患源（保险机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美国国际集团（AIG）。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在拒绝雷曼兄弟的求救任其破产的次日，却又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地决定援手AIG，向其提供了85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此后美国政府又三次注资，总计向AIG提供1823亿美元资金援助。

　　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导致金融机构破产，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的原因如图1所示。

图1  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的结构图（资料来源：平安证券）

　　美国国际集团（AIG）是世界保险和金融服务的领导者，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业务遍及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AIG有四个主要的经营业务领域：非寿险服务、寿险及退休保障服务、金融服务、资产管理服务。

　　AIG为什么会濒临破产，显然不是因为其不重视风险管理，也不是其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如图2所示），而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风险的传递，风险进行了自我进化。

图2  AIG建立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结构图

　　面对疫情的影响，任何公司都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保险业的最大重创应该是“平安投资富通”。

　　从2007年平安首次“出海”投资比利时富通集团，到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出现巨额亏损，平安通过各种渠道，与比利时政府进行长达数年的索赔、诉讼、仲裁。

　　关于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了“谜”，我们自知道2012年平安集团不得不将投资富通的238.7亿元人民币（37.8亿美元）账面价值进行减值。

　　产险机构

　　88家产险公司，2020年1-2月份47家公司出现了负增长，负增长超过20%的公司有22家（图3）；还有什么呢？

　　这22家公司，除了鼎和财险、出口信用和永安财险之外，其他公司保费都相对较小。为什么会出现负增长，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故事，保证险暴雷、股东内斗、高管长期缺失、经济下行、找不到北……

　　除了这22家公司以外，还有那些公司值得关注呢？从产险行业来看，财产险占比83%，意外险占比3%，健康险占比14%；各家公司险种结构差异比较大。

　　最近各家产险公司陆续公布了2019年的经营成果，一些公司净资产已经接近0，一些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已经接近底线，一些公司资产负债表中那是一个杂乱，一些公司董事会、股东会都无法召开，一些公司迟迟没有完成审计，一些公司看不起别人更看不清自己……这些公司我不打算一一爆料，因为每一个都是一部小说。

　　寿险机构

　　91家寿险公司，2020年1-2月份33家公司出现了负增长，其中外资寿险整体负增长11.7%；负增长超过20%的公司有19家（图4）；还有什么呢？

　　除了国寿存续之外，其他公司为什么会负增长，相对来说原因比产险还简单，除了股权之外就是战略除外（没打算做）。

　　91家寿险公司，2020年1-2月份非保险合同交费39家公司出现了负增长，其中负增长超过20%的公司有27家，整个行业负增长48.02%（图5）；保费收入和非保险合同交费合计38家公司出现了负增长，其中负增长超过20%的公司有23家。

　　这些公司都曾经高歌猛进，都是保险人膜拜的对象，有公司是因为疫情，有公司是因为战略，有公司莫名其妙。

　　机构之风险

　　联想到自己曾经写的一篇文章《中国非寿险业转变发展模式的策略——破产制度的完善》，看来只有“破产”才能促进保险业转型。

　　在发达的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破产如同其他企业破产一样，都是正常的市场现象。

　　在日本，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保险业进入寒冬，引发破产潮，1997-2001年5年间，便有9家保险公司申请破产。

　　在美国，1977年到2009年间，A.M.BEST对其进行财务实力评级（FSR）的4962个保险公司中，平均每年有22个，一共703个保险公司出现财务问题进而破产。

　　在中国，虽然《保险法》《破产法》《公司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也提到了保险市场退出的问题，但是内容抽象、规定泛泛，根本无法运用到具体的实务操作之中。

　　201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发改财金〔2019〕1104号），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径。

　　目前，部分保险公司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种路径依赖的“闭锁”状态，即“激进策略——数字掩盖问题——经营状况恶化——提高数字掩盖新问题——激进策略”的恶性循环。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是指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一次或偶然的机会出现了一种解决方法，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决不是历史决定论，只要通过相关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替代，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就能退出锁定的低效率路径。

　　打破路径依赖，是保障中国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了打破目前的路径依赖问题，首先要确定退出“闭锁”的条件和作用机制，即进行路径替代的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变迁路径，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即该路径产生的递增收益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转移性。

　　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源于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具有专用性，很难在另一种路径中被利用，因此沉没成本很高；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因此引致的认知阻力就很大。

　　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自系统的各种网络效应，如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路径替代就可能发生。

　　从目前中国保险保险业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种原因都存在，各家公司要针对自己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同时保险监管部门也要配以相应的干预。

　　针对前者，即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源于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因此，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保险公司要先压缩固定成本再监视自己的“学习”。

　　针对后者，即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源于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因此，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保险监管部门的干预和保险公司的一致性行动十分重要。

　　打破路径依赖，是保障中国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了打破目前的路径依赖问题，除了路径替代的条件之外，还需要“破产”约束，这有这样才能引导保险公司正确处理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从而促使其打破目前的路径依赖问题，建立高质量发展模式。

　　(本文作者介绍：央财国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