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意见领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刘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其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必须更好发挥牵引作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深刻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改革举措制定的底层逻辑，着力实施关键性改革举措。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图为8月14日，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的一家公司数字化车间内，工人在流水线上生产出口的园林机械。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以及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不断提高。我国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全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时间中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挑战。以美国为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维持在1%以内，最近几年甚至降至0.4%、0.5%，对应着1.5—2%年均经济增速。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同期也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一直保持在4%以上。分析显示，1979年至2022年，我国GDP增速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的关联系数高达81%，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解释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由于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从过往的4%下降至1.2—1.8%这一区间。一般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占到经济增速的40%左右（余下的60%由劳动力增速和投资增速构成），而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需要保持GDP增速达到5%左右，这就要求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需要提升到2%以上。因此，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增速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和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重要来源

　　从理论上来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如何保持相对高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亟待破题的全球性挑战。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我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尚有很大空间，这也是我国经济充满韧性和潜力，经济形势长期向好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即“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5G/6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驱动产业的变革，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第二，“新基建”投资——围绕着再工业化的新基建投资将极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三，大国工业。我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制造业的GDP占比达到27%，远远超过美国的10.7%。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将为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增速带来新的动能。第四，改革开放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第五，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碳中和不仅仅是单纯的能源革命，而是一场比能源革命更深刻、更彻底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分析显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的投资将近300万亿元，相当于未来三十年每年投资7—8%的GDP，这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一步提高提供巨大空间。

　　基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当面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挑战时，党中央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方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所形成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通过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发展动能，解决经济社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实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一个V型反弹，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基于工业文明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超越。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能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保持投资强度甚至适当超前投资，引导资源配置在那些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的领域，有助于形成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新的节点行业、解决那些长期桎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同时，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

　　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明确重点支持的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创新、专精特新、高端制造、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生命科学等领域；另一方面，明确新质生产力同样也来源于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同样能够将先进生产要素配置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消费等传统产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这些领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大力发挥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大创新投入，不仅需要增加研发强度，而且更加需要优化研发结构，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分析显示，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高达90%以上的相关性，因此，提升研发强度的意义重大。2023年，中国研发强度达到2.64%。然而，我国的研发强度和同期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国有必要在未来五年将研发强度提升到3%的水平。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过去十多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不断提升，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升到2023年的2212亿元。然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为6.65%，仍远低于主要经济体12-23%的水平。对此，“十四五”规划中，已经把到2025年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作为政策目标。如果我国能够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把基础研究的研发占比在未来提升至15%左右，必将为推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提供有力支撑。

　　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味着今后在宏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领域将进一步协调优化。从货币政策上看，必须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把握好金融资源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财政政策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加大财政政策力度。财政政策具有直达性等诸多优势，在价格信号不够有效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直达性，将对提振经济产生显著效果。其一，进一步加大国债特别是超长期限国债的发行力度。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发行规模，我国国债发行还有较大增长空间。其二，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向最终的需求端和消费端倾斜。例如，将国债发行所获资金用于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增加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加大对中小企业群体的支持力度，包括减免税费等措施。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