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专栏按：今年3到6月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工作论文中，形成了《从供给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对改革的要求》和《从需求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对改革的要求》各2万余字的上下两部分研究报告，将分篇陆续摘要发出。今天发出之九。
周天勇
从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收缩所致。2012~2022年国民经济供给-收入-需求系统从各结构性的流量看，导致生产和资产溢值的收入分配变化，传导到居民消费需求对生产增长拉动力的影响，主要有这样一些扭曲和收缩。从深层次的原因看，计划生育减少了就业、收入和消费主力人口，户籍等体制阻碍了农村农业人口向就业多、收入高和消费能力强的城镇和工商业及区域迁移，农村和城镇集体土地出让金的97%分配到了地方政府项下而没有到农民收入中，农村宅地和住房不是资产没有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交易收入，高房价隐性转移了居民收入挤出了消费，2022年与中国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民生支出比率为20%而中国是7.7%。
第一，计划生育。因计划生育影响就业人口，1980~2002年，居民边际减少的年平均税费后净收入额，当年值和累计值分别为1191亿元和8241亿元，其影响的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在需求侧损失的经济增长率当年为0.18个，累积为1.18个百分点。前20年生育管制，致使进入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其有支付能力的收入相应减少，造成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需求相对收缩，影响需求侧的经济增长。并且由于劳动力再生有20年周期的特性，计划生育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动态呈累积收缩状态，其后20年对经济的影响有当年减少传导值和多年累积减少传导值。样板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标准值为14.6‰，中国为12.0‰，偏差值为2.6个千分点，23年因此而累计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为6605万人。但是，从综合生育率推算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为1.5亿人左右。
第二，阻碍人口迁移。因人口从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弱的农村农业，向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和消费能力强的城镇工商业转移受阻。2012~2022年，居民边际减少的年平均税费后净收入额为5487亿元，受其影响，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在需求侧损失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7个百分点。与中国同等发展水平样板国家的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为11.22%，中国偏差值为27.02%，差值为16.80个百分点，以此计算中国因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体制，阻碍淤积在低收入水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平均观察为11962万人。
第三，土地出让金分配扭曲。因农村和城郊农民集体土地零价格低补偿征收，并且其高价格出让收入在政府与农民间分配扭曲，影响了农民合理的收入和需求流量。2012~2022年造成需求侧农民消费能力被转移，农民消费支出边际减少11年总量为13311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损失0.14个百分点。地方总计出让土地4696万亩，获得出让金610096亿元；假定地方政府收40%税，农民获得60%土地出让金，农民年平均可获得土地交易收入33278亿元，资产收入40%用来消费，累计损失消费能力146423亿元，年均为13311亿元。
第四，农民宅地不是资产。因农村住宅和宅基地禁止和不能市场化交易，不能以地为本就业创业经营二三产业，农村居民不能获得这部分财产市场化收益和以地为本二三产业收入。受其影响，2012~2022年，农民消费能力弱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17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和乡村住宅实行二元体制，即城镇居民住宅是资产，可以定价和交易；而农民住宅和宅基地只是生活资料，禁止交易，不能定价，不是资产和财富。11年间农村住宅面积存量平均值为322亿平方米，宅基地为16913万亩，影子价格总资产为142.56万亿元。如果年平均交易率为3%，因禁止交易农民损失的税后净收入累计为421976亿元，年平均失去收入38361亿元；不能以地为本创业经营收入损失年平均31553亿元。
第五，高房价。住宅由房地产商投资、开发和销售，2012~2022年间，因单一供给渠道扭曲，房价过高隐性转移了买房居民的收入，挤出居民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55个百分点。联合国人居署倡议，合适面积的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应当在3到6之间，最好不超过6，但中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在10.6，高出合理房价收入比5.6。因此而边际转移居民收入，即挤出居民消费需求从2030亿元变化到5465亿元，规模最大的2020年为7371亿元，累积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49131亿元。
第六，民生支出比例过低。2012~2022年，居民额外负担教育医疗居住等支出，由此减少的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年均0.64个百分点。其间，国际上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福利支出占GDP比例平均为19.32%，中国为7.58%，差值为11.74个百分点。民生教育医疗生育等支出不足，本来应当由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居民个人支出，其边际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从2341亿元变化到6592亿元，累积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57558亿元。
上述各项加总，从需求侧看，由于各方面影响了居民，特别是农民正常的收入，导致全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例低了12~17个百分点，加上高房价对居民收入的隐性转移和地方政府对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居住等民生支出水平较低，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需求侧造成的年均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为2.02个百分点。
需要指出的是，非国有企业投资、出口需求和居民消费，其支出指向主要是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投资和生产品的购买，它们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互有替代。前些年用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和出口导向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增长，但在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饱和、供给相对过剩，而在出口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和水平过低和消费能力不足，既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也是未来经济下行的最主要问题。如果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扭曲格局得不到扭转，未来经济增长从中高速4%以上转向2%左右低速增长的风险很大。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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