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兼收并蓄终宽阔

　　意见领袖 | 秦朔

　　厉以宁先生2月27日去世。1993年，我随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摄制组到厉先生家中采访，当时我负责打电话联络，采访是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老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厉先生，30年前的事了。

　　过去就很喜欢厉先生写的诗词，最近回看，觉得更能体会其中的意涵。

　　他在1955年大学毕业时的自勉中写道：“兼收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在1980年改革初起时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在1981年游青城山时写道：“缓流总比急流宽”“疏导顺情国自安”。在1996年为《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写道：“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脑子里想着这些诗词，对眼前看到的一些经济、产业现象，也有了新的认知。

　　我一直为生产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鼓与呼，做过很多相关调研和报道。

　　与此同时，我也写过《高质量发展与低门槛创业可否同行？》等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超大规模且各地差异很大的经济体，如同金字塔，固然需要高大上、高精尖、高科技的东西在最上面引领，也需要与14亿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大量制造活动、服务活动作为基座。

　　我反对那种动辄就把传统产业视为低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很多传统产业乃是基础产业，是永远存在的。传统不是落后，恰恰要去传承，只是如何不断提升其品质、水平的问题。也有的传统产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绿色环保方面有欠缺，确需升级，但这也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就说农业，很传统，就没有高科技吗？有的是。

　　比如，中国人爱吃鸡，但白羽肉鸡的种源长期全部依赖进口，国家每年需要的种鸡量大致为五六千万套。实现种源自主，就要突破关键技术。去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已经成立了白羽肉鸡研究中心，他们自主育成的几个白羽肉鸡的新品种也通过了国家审定。

　　种猪也有类似问题。我国本土种猪的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几。2020年国家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主要来自法国、丹麦、英国、加拿大等国。引进一头种猪，加上运输费、隔离费等，平均要4万元左右。要解决这一“猪芯片”的问题，需要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和专业人才支撑。

　　我国在杂交水稻、紧凑型杂交玉米的育种上国际领先，但蔬菜种子的差距就很大。过去有所谓“外国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之说，说的就是两种种子间的差别。

　　还有农业机械的问题。《瞭望周刊》前年刊文，援引江苏大学收获装备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耀明的观点，指出“我国农机与欧美日有近30年差距”。教育部等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农机人才缺口将达44万人，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中缺口比例最高，超过60%。为何缺口这么大？一个原因是，“招生的时候，不少家长、学生听到‘农’字就摇头”。

　　人们之所以“闻农而避”，是不了解农业也大有可为，比如可以走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即日本、韩国所说的，把农业做成“六次产业”。这里的关键是延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创意设计、价值提升，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农业、工业、服务业都要现代化。如果脑子里只装着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区块链、元宇宙等等，政策都向这样的高地倾斜，忘了农业也是科技大显身手的舞台，是非常偏颇的。

　　兼收并蓄终宽阔。高质量发展也是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在现实中，很多地方还是习惯在产业规划和产业发展中追风口，赶新潮，“喜新厌旧”，甚至不顾自身条件，一窝蜂而上，最后留下一地鸡毛，而本地原有的基础产业因为不受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科创是当今重大主题，每个地方都应该用科创思维审视自己，让科创成为带动现有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但这不等于，每个地方都要去搞硬核科技和先导产业。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已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列为优势产业、优先发展产业等，399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国家级高新区169家，国家级经开区230家）有超过一半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其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很不容易。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的“一号产业”，苏州是全国的第一梯队。前不久我到苏州学习交流，得知2022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规上工业产值2188亿元，企业超过3800家，其中规上企业569家，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9家，上市企业32家，苏州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入围了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2006年从苏州工业园启航，17年沿着一个方向前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尽管如此，如果单看产值，苏州2022年工业总产值为4.36万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只占5%左右，相当于苏州的沙钢集团2021年营收（3028亿元）的72%。

　　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有很强的实力先行投入，“一号产业”坚持了17年，目前的产值也不算大。全国那么多地方都要搞生物医药产业，基础、条件、场景、耐心，都做好准备了吗？值得好好想想。

　　各地也很热衷半导体行业和人工智能，估计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战略新兴行业，有选择性地进行政策倾斜，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度，更不能教条化，“唯此为大”，对其他产业产生排斥性的心理。

　　例如我们的资本市场，对能体现新动能的科创企业有巨大支持，对传统行业则缺少感情。创业板就曾提出，“农林牧渔、农副食品加工、采矿、食品饮料、纺织服装、黑色金属、电力热力燃气、建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住宿餐饮、金融、房地产、居民服务和修理等传统行业，原则上监管层不支持属于上述行业的企业申报创业板上市”。当然创业板也支持“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融合”，但对“传统”二字天然带有偏负面的看法，是明显的。

　　这么多行业，原则上都不能申报创业板，到底合不合理？

　　在注册制背景下，只要企业合法诚信经营，有持续发展能力，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为何不能放宽尺度？

　　更何况，这些行业里的很多企业，在价值链的不少环节中对科创的运用也很广泛，可以说他们是科创型的农林牧渔企业、农副食品加工企业、食品饮料企业，等等。为什么不能用新眼光去看待他们呢？

　　国家提出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大量和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品生产企业，能不能也为他们广开上市之门呢？

　　前一段我曾向一位交易所的同志请教，对消费品企业上市为何这么苛刻？他说，可以到港交所上市。如蜜雪冰城2022年9月在深交所主板提交了招股书，后来撤下材料，转战港交所。但在我看来，消费品企业如能在A股上市，对扩大市场知名度、影响力会更好。

　　有时我甚至怀疑，现在科创企业的投资与上市备受追捧，钱都围着他们转，很多企业真能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吗？而到香港上市的消费品企业，有的科技含量其实也很高。比如西安巨子生物（02367.HK）是全球第一家能够量产类人胶原蛋白类材料的企业，其创始人发明的重组胶原蛋白技术2013年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你说这是消费品企业还是科创企业？我们能不能将有高科技含量的消费品企业也视同为科创企业？

　　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应该是辩证统一的。

　　一味求新，喜欢新名词、新说法，喜欢部署新摊子，不仅有可能好心干了并不擅长的事，还会导致对存量的、现有的问题缺少兴趣去挖掘、去解决。

　　很多地方都强调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类似“谁砸了企业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这样的金句也出了不少。我一直说，一个地方，把过去历届政府承诺过的事情先梳理好，先兑现，比再做新的承诺，再喊新的口号，有效的多。否则企业会想，你过去说的都没落实，凭什么相信你现在说的？

　　但现实是，大家都喜欢做新事，有新作为，不喜欢按照问题导向，把积存的问题好好解决。都喜欢在地面加盖新楼层，不愿意追根溯源，打好地基，补好漏洞。

　　最近我和一位科创板上市公司创始人交流。他高度肯定中国科创的发展，但也谈到有些制度和硅谷相比还有相当距离。按照规定，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时的股东人数不得超过200人，而他们创立时希望做“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全员持股，900多人持有股票，不符合上市要求。

　　科创板改革后，允许上市，但条件是50个人放在一起做一个持股平台，以减少人头数。上了持股平台的员工要锁定三年才能减持，而公司12名高管是个人持股，只要锁一年。为体现平等，12名高管自愿也锁了三年。

　　另外按规定，上市前的option（期权）必须买成股票，如果不买成股票，上市以后再转成股票又要锁三年，且将来减持时，如果option直接减持要交45%的当年所得税。所以大家“砸锅卖铁”，作为创始人的他从银行借了几千万把股票买定，由于月供很高，三年锁定期过得非常辛苦。后来还发现，上了平台的员工减持要缴超过40%的税（平台企业一道，个人一道），而个人股东投资则是缴20%的资本利得税，也不平等。

　　此外，公司给员工发的股票、期权，全都计入公司成本，这样公司基于财务报表的考虑，也不敢给员工多发股票。有些在国外的外籍员工的持股和减持更复杂，从提出减持到最后兑现要不少时间。

　　经历了很多波折的这位企业家说，他感到员工持股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指责证券部门，他们已经推动了不少变革。问题在于，很多事情要顾及到散户主导的市场的文化倾向，涉及到多个部门，前前后后有多种规定，新路子以为走通了，但实际推进中，前后对不上，走得很辛苦。

　　现在各地都在强信心、促经济，都在往前跑，我觉得不妨回头看一看存量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一直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难，一定是系统性的、相互交织的。难题解决了，就能释放很大的空间，而且前面的发展也不会走着走着，又受到历史症结的纠缠。

　　不要脑子里都是新东西，是增量。存量里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影响因子。

　　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要看到，高质量发展和降门槛，宽准入、激发更多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是辩证统一的。

　　上周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龙永图先生。他说，中国在加入WTO后放开了外贸经营权，让几万家、几十万中小企业获得了自主进出口权，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他曾偶遇一位做灯具生意的年轻人，说过去灯具出口的利润都被中间商拿走，每年仅赚几十万，拥有进出口权后每年能赚上千万。

　　外贸经营权的放开是外贸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自2004年7月起，中国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大大提高了企业外贸活动的活力，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到2019年，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020年民企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升至46.6%，而2001年仅为6.6%。

　　听了龙先生的讲话，我和一位邻座的经济学家交流。为什么之前那么长时间，外贸经营权只给国企做，不放给民企，可能是觉得国有的才放心，才代表正确，而民营的会搞乱。事实上，市场经济中没有谁是天生正确的，只有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客户交付的检验，才能筛选出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是真正的正确。一定要包容，要给民企试，一试就知道谁行谁不行，谁是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中，很多政府的决策之所以得人心，有实效，大都是因为放松管制、放低门槛、放宽准入而实现的。正确不都是苛刻的、管束的。激励人人向前，激发市场活力，让经济大生态蓬蓬勃勃，在生长中不断迭代超越，这是最大的正确。

　　再举一个例子。我熟悉的一家综合旅游集团，因深受疫情影响，希望做一些转型，比如像迪士尼那样打造一些IP和IP衍生产品。而IP往往是由动漫、游戏、影视剧等承载的。在调研中他们发现转型最大的不确定在于，这些动漫、游戏、影视剧能不能如期上映。比如计划按某个节庆或重大活动播出一部片子，但到底能不能如期播出，很不确定。所以他们不敢做大的投入。

　　现在总是说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不够强。我认为出台新的鼓励政策是必要的，但深入调研积极性究竟为什么不够强，进而加以突破性的解决，应该更重要。

　　当然，这种限制性较多的情况正在改变。我听一家上市影视企业创始人说，最近审批的速度加快了很多，这是很积极的信号。

　　结语

　　这篇文章希望传达的信息是，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把高质量发展和包容性发展，把科创和各个行业运用科创的发展，把增量发展和存量改革，等等，更好、更加辩证地结合起来，以调动和激发更广大的市场主体的信心与能动性。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厉以宁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有一些不足。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只能说略有松动；第二个不足是国企改革需要深化，行业垄断没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门”现象；第三个不足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太慢。今后改革应从上述三方面来着手。还应做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使政府成为服务者，同时要减少审批，多采用经济调节手段。

　　“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中国经济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将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解决。”厉以宁说。

　　一代大师已去，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后人当传承并发扬光大。我相信，只要有“兼收并蓄终宽阔”的气度，中国经济必将有“若谷虚怀鱼自游”的新的盛景。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