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稳增长需要启动新一轮大力度改革

2023年02月27日19:02    作者:周天勇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昨天之一专题中,我们论述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和重启房地产等三大对策,不可能重启和稳定住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的理由。

  前面也提到,根据GDP总量翻一番、初步建成现代化强国、国内扩大就业、稳定债务、保障养老和国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再考虑前三年疫情对增长速度的拉低,未来15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合理区间应当在5%6%

  体制改革如何解放生产力并推动经济增长,笔者用了五年时间建立了二者分析的数理逻辑及其系列模型,给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和预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应用算法。笔者及其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进行仿真模拟实验后得出的对策和建议是,稳定和支撑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需要在2023年开启新一轮大力度的市场化体制改革。

  一、经济奇迹来源和未来增长的体制性剩余资源

  改革开放后在要素投入幅度比1978年前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却取得了高增长的奇迹。19571977年,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2.6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5%GDP年均增长只有5%19782021年,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1.47%,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51%GDP却年均增长了9.24%,其中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从改革前的-1.21%转变为年均增长0.70%,要素市场配置、城镇住宅资产化、建设用地有偿使用三大体制改革带来的年均经济增长分别为2.03%0.53%2.57%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即使假定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不为负而为零,19782021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3.41%

  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的国家。二元体制扭曲,一方面,造成了生产要素、需求潜力和财富价值的浪费、闲置和低利用;另一方面,其也是巨额的体制扭曲性剩余,通过改革可以释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2021年,根据市场经济标准值和二元扭曲差值计算,生产要素方面,农村农业和城镇单位有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91亿人,国有企业中体制性剩余资本为251万亿元,城乡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92亿亩,体制性未开发利用剩余土地10亿亩;需求潜能方面,被低收入抑制的体制性剩余居民消费支出潜力为23.8万亿元;不动产财富方面,无价值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城乡农业用地、可交易建设用地和农村住宅分别有88.93亿亩、5.18亿亩和274亿建筑平方米。未来改革增长的巨大潜力被禁锢在上述三方面的二元体制扭曲之中。

  二、供给侧市场化改革增长潜能的展望

  先看供给侧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以获得的新增长潜能。

  1. 供给侧方面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根据我们最新的计算,释放劳动力要素潜能: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取消户籍体制、提供公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快市民化人口流动和配置、盘活农村农业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改革提高城镇冗余职工工作效率。仿真结果表明上述措施可以会带来年均0.75%新经济增长动能。释放资本要素潜能(不包括国企中的土地部分):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推进资本为主和效率导向的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可以由民营企业控股,银行和资本市场以竞争中性的原则为民营企业公平融资,并且给国企的贷款要进行严格的绩效和风险评估。仿真结果表明资本盘活和优化配置可以带来年均0.53%的新经济增长。释放土地要素(包括国有经济使用的土地)增长潜能:形成同地同价同权和城乡统一公平的土地要素市场,盘活大量的闲置低利用土地要素,可带来经济年均0.62%的新增长潜能。总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形成年均1.9左右%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2. 供给方面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及宅地资产化改革。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城乡住宅供给已经趋于过剩,农村住宅面积长期看将趋于萎缩,所以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村城郊土地大规模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时代已经结束。因此,未来建设用地交易量和农村住宅交易量与之前相比会大幅度下降。以影子价格计算,农业用地虽然价值不高但面积很大,其潜在资产存量为397万亿元;农村宅地和其他城乡可交易建设用潜在资产存量176万亿元;农村住宅潜在资产存量27万亿元。目前共计零价格城乡土地及房屋潜在资产为600万亿元,如果年平均交易率为2.0‰,则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可以带来年均1.2%左右的增长新动能。

  3. 供给侧的调节水资源分配,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同时新调水和开发土地资产化。提高国土利用率5个百分点,增加5亿亩农用地,0.7亿亩园地和1.5亿亩建设用地。要素投入产出和资产化溢值两项可以获得年均0.4%左右的新增长动能。

  供给侧改革和调水增地获得的约3.5%左右新增潜能加2.2%左右的自然经济增长,除去重复部分,中位水平可获得5.5%左右的年均增长。

  三、需求侧分配与消费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这里对大力度推进需求侧“收入分配—消费支出”体制改革的新增长潜能进行展望。

  1. 从需求总量方面看,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过低。198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消费总支出占GDP比例分别为62.47%51.92%,到了2021年分别下降为43.39%29.77%38年时间,分别下降了19.0822.15个百分点。从国际主要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看,标准值一般应当在65%左右,居民消费支出占比标准值一般应当在50%以上。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下降,消费需求相应也下降,造成了市场消费需求规模以及总需求的逐步和强烈收缩。

  消除生产过剩,实现均衡增长,最为关键的是需将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44%30%逐步提高到65%55%。改革的总体战略为:工资增长要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

  2. 改革收入分配及其相关体制,获得需求侧居民消费支出扩大的经济增长动能。

  一是清理和废除各方面限制人口迁移市民化和劳动力流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改革户籍管理及其附加的子女教育、购置房车、住房供应和社会保障等体制,促进人口从低收入的乡村和区域向高收入的城镇和区域流动,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收入增长且消费增强,年均可获得1个百分点的新增长动能。

  二是改革农村土地交易和收入分配体制。停止零地价征收农民土地和地方政府垄断出让及其获得交易收入的体制,农村土地同地同权同价进入建设市场,农民获得土地收入,政府收取相关税收。农民可获得放开土地资产二级市场交易收入,增强消费需求能力。农村到城镇的迁移人口,允许农民承包地、宅地和住宅交易变现,可以获得额外的交易收入,可以替代完全由务工收入支付的一部分购房首付和房租,可以以此为本创业经营获得收入,从而增强进城新市民的消费能力。而城镇向城郊和农村流动的居民,可以将原有的房屋出售或者出租,在农村购买价格较低的住宅,从而增加城郊和农村居住人口的消费能力和规模。这部分收入和消费体制改革,年均可获得1个百分点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三是形成住宅多元化供给格局。住宅由房地产商一条渠道开发建设销售的体制,向个人家庭、居住合作社、企业、房地产商、地方政府投资建设供给以及租售并举的多元供给体制改革,使目前近11%左右的居民收入房价比降低到6%以下。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力,年均可获得0.8个百分点的新增长动能。

  四是提高居民政府服务和社会福利及其社会保障等各支出比重。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应当取消收费;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应当逐步免费提供;城乡基本社会养老应当公平,社保基金逐步集中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政府应当对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新移民提供廉租房。此项改革替代居民支出,居民消费能力外溢,年均可获得0.7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四、未来均衡增长的结论

  综上所述,与前三次大力度改革开放一样,只有在2023年启动新一轮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才能将经济增长速度从低迷乏力中启动起来。改革的方向是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推进目前的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转轨改革持续释放生产力,稳定经济增长在5%6%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和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

  改革稳增长专题建议之二

  本系列刊发于周琪院长主持的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战略与发展研究报告》

  相关阅读:周天勇:稳增长需要纠正的三个误区及其对策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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