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当务之急是要保护好两个“蓄水池”，货币池与就业池

　　意见领袖丨赵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四十年，没有发生大的危机，主要得益于大国经济二元缓冲结构下的经济生态“湿地”，一个是货币蓄水池，一个是就业蓄水池。当前在疫情冲击下，这两个蓄水池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货币蓄水池结构性干涸，可能造成滞胀；就业池因民营经济、平台经济信心不足、预期紊乱正在大幅收缩，县域城镇产业空心化，乡土中国留不住乡愁也留不下回乡的人口，两个池子对就业吸收都明显不足。

　　如果中国经济体系是一个大型生态系统，那么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就是这个系统的“湿地”或“肾脏”，他们对货币和就业的吐纳，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因此当务之急稳增长，要充分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构建稳增长反危机统一战线。但其中的关键是，改变这段时间的一刀切疫情防控，多增加法律等有利于稳定预期的长期制度，少出台随意性强扰动大的各种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从稳定企业长期预期的角度激发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一、宏观管理的最终目标是物价和就业，需要管好两个蓄水池：货币池与就业池

　　经济指标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两个指标最重要：物价和就业。因为这两个指标，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关系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看看历史上周期律的更迭，看看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哪个不是陷入了恶性通胀和超高失业率困境。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往往会发酵成为社会变革与动荡的巨大洪流。

　　别的指标可以装作视而不见，可以做鸵鸟埋头，但这两个指标一定要高度重视，敢于直面，不怕“妄议”。因为一旦陷入通胀螺旋与失业陷阱，再进行治理就异常困难，传统的政策工具和措施基本不再管用。一方面生活成本在飞涨，另一方面因失业失去经济来源或收入下降，人民的生活遭到两头夹击，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就很难贯彻。而一旦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趋势，即“滞—胀”恶性循环，那么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就要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当前形势没这么严重，但是宏观政策应该想到这种极端情形。因为今年的形势也非常特殊，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挑战。

　　站在宏观管理和顶层设计的最高处，无非就是管理好两个“池子”：货币池子和就业池子。货币管理不好：若供给不足，银根紧缩，经济凋敝，企业破产，大量裁员；若供给过剩，缺乏纪律，肆意超发，习惯用发钱解决经济下行和赎买社会稳定，一旦陷入这种路径，就很可能出现“诸机器停顿唯有印钞机轰鸣”的魏玛现象，此时货币几乎失去组织要素的生产属性（外汇占款或银行信贷投放的项目净现金流标准）或失去以不动产为锚的财富属性（银行信贷投放的抵押品标准），而仅仅是一种再分配功能，那么陷入大型、恶性通胀的状态几乎不可避免。我多次强调：恶性通胀时期，并不是货币太多了，而是真实的货币太少了，因为真实货币余额等于名义货币除以物价。恶性通胀到极限，就会出现以物易物的状态，此时经济系统中已经没有了有效的一般等价物。

　　就业池子就像生态系统的湿地，或者说一个危机缓冲地带。当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大量就业人口的时候，乡村这个就业蓄水池就向工厂、城市输送劳动力。相反，当经济下行城市就业人口压力大的时候，人口可以流回家乡。当前很多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选择在数字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就业岗位，所谓的灵活就业，包括快递、外卖、网约车、直播等。这些是数字资本垒成的就业蓄水池。然而这个就业蓄水池当前不仅无法蓄水，还在大幅裁员向外溢出。

　　二、货币造水要看“水质”。后工业时代房地产蓄水池仍然很重要；当前是房住不炒的后房地产时代，但不能让其干涸，以免货币信贷塌方

　　货币池要分为联接在一起的两个池子：一个是造水池，一个是蓄水池。造水池关系到货币的创造，是按照实体经济的生产性项目进行信贷投放创造的货币，比如给企业家的项目贷款，还是毫无生产属性进行的再分配，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大量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各种盛会，为了维护稳定对坏账的购买和置换，以及层层加码的防疫支出，给其它地方过度的捐赠等等。这些支出没有带来实体资本的积累以及生产能力的提高，只是在社会徒增了货币。那么这些基于非生产属性引发的钱去哪了呢，是在能带来产出和就业的企业家手里，能形成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居民手里，还是在不够透明的一小部分群体手里，窖藏或转移出去了？

　　4月我们看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是，虽然经济和社融出现大跌，但M2一直在稳定增长，已经近240万亿元，远超美欧总和，但是诡异的是，社会上大部分群体却仍然缺钱。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货币造水池总量造水能力依然稳定，但是已经很难按照生产属性到了中小企业和劳动者手中？实际上，最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货币空转、货币窖藏、货币流通阻滞的问题越来越多。货币空转主要原因是企业家预期不足，信心偏弱，不再愿意将货币资金投放到长期项目，而宁愿将钱用在二级市场的金融资产上“快进快出”，随时准备变现，一有风吹草动就转移他处。货币窖藏，一是不排除贪污腐败的非法收入，只能以现金形式或他人账户沉淀不动；二是合规原因，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来说，合规是第一标准。比如政府存款中的很多专项账户，只能专款专用，即使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变通起来也需要走大量程序，这些钱只能躺在账上造成货币资源的浪费；比如学校科研院所的一些科研基金，由于规定非常严格，很难花的出去。甚至是这两年以来，各部门对企业花钱也管的越来越严，据我调研的几个企业，现在转账付款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要求说明付款的目的和明细，同时年度转账总额也有限制。货币的核心功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自由流通，如果被加上过多的限制，那么货币功能就大打折扣，慢慢向计划经济的“票证模式”转换。这将大大降低货币的交易和生产效率，造成货币池子一片死水，流动不起来，经济活力当然也起不来。

　　而所谓的货币蓄水池，并非是对货币的锁定，而是让货币持有者拥有变成实在消费品和财富的权力。我早在十几年前的一篇学术论文指出，货币的本质不仅是债权（对央行和商行），还具有变成消费品、资本品等实在物品的美式期权，毕竟持有货币，无论是银行账户里面的数字，还是手中的现金，都不是最终目的（赵建：《现代货币的契约本质：从债权到期权》，《西安金融》，2006年第10期）。因此，货币蓄水池能储存货币，让货币甘心留在这个池子里不外溢，需要这个池子中的商品和资产，能够对货币有吸附能力。比如房地产市场，虽然通过房地产贷款创造了近百万亿货币，但同时也通过高密度的债务吸附了大量货币，即人们必须每个月拿出一定的货币收入归还按揭贷款，或者未购房者需要不参与消费进行储蓄以能够付得起首付。这些储蓄和负债行为都将一定的货币锁定在房地产领域，使得在长达十几年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中，广义货币增长了几倍，并没有引发压力比较大的通胀，但是将房地产价格打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宏观风险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迁移：将通货膨胀的风险转换成了资产价格和债务信用风险，或者说是资产负债表风险。

　　因此，用房地产作为货币蓄水池，以便在创造货币的同时管理好通胀在某种状态下是不稳定的。然而，就当前的形势来看，还没有可替代的资产市场可以完全将其替代：

　　1，房地产大发展是快速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不应该妖魔化房地产业，也不应该对房地产泡沫和炒作问题在政策上做出过度反应。

　　2，房地产除了居住属性，还有公共品属性，买房落户代表的是能享受这个城市的医疗、教育、养老、公共设施等。

　　3，房地产还有金融属性，是老百姓进行价值储藏，走向小康社会和富裕的主要路径。

　　4，房地产的人力资本属性。后工业化时代，人力资本崛起，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尤其是创新和知识资本集聚的新兴大城市，比如深圳、杭州，高价房产是人才资本化的价值凝结。如果人是重要的资产，那么一个舒服的居住环境其实是可以有利于人力资本形成的。

　　5，最为重要的是财政属性。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狭义依赖可能在40%，广义依赖（靠土地抵押融资）可能到60%。房地产市场一旦失去造水创造货币的能力，那么地方财政也将面临着收缩。

　　6，房地产实际上是高乘数，高密度就业行业。尤其是高密度的中低端就业人群。从本人的经验来看，房地产除了拉动设计，建筑行业，还可以拉动家具、装修、建材、绿化、搬运、保洁等低端就业行业。

　　所以最终，我们短期内仍然无法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任何全面限制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做法都是激进的。当前我们仍然处于后房地产时代，房住不炒并不意味着解构掉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而是赋予其更高质量，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民生属性、社会财富属性。

　　三、就业蓄水池是缓冲经济危机的“湿地”，过去是乡土中国的各种下乡，现在是数字中国、民营经济的灵活就业；数字平台资本、民营经济的无序收缩导致就业蓄水池干涸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二元结构国家，包括城乡二元、公私二元等。这个二元结构在现代化、市场化过程中固然不够彻底，但带有较强的缓冲功能，可以留有余地、进退自如。尤其是其中一元发生崩溃时，另一元就会承载起缓释系统性危机的功能。比较经典的例子是，当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先进的、走的过快的一元出现问题的时候，其所无法承载的人口就可以回到较为保守的一元。比如乡村对城市失业人口及过剩产能的吸纳，国有企业在私有企业经营困难时对失业人口的吸纳。相反，当经济高速发展时，乡村和国企储备的就业人口，也就是就业蓄水池中的水，就会释放出来支持扩大的产能，即乡村人口进城，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人员下海等。

　　在快速的工业化将大量农村人口招入工厂，快速的城市化将大量乡镇人口吸入城市，快速的市场化将大量的体制内人口吸入商海，这是就业蓄水池的一种向上流动，是所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如果存在结构的扭曲，比如工厂主要面向海外过度依赖出口而且依靠低成本优势，一旦海外环境发生变化，这些依赖出口订单的工厂就会陷入困境。比如，过快的城市化依赖的是“债务—房价—土地收入—财政”的规模型、速度型循环，那么势必会带来债务膨胀、房价泡沫与财政赤字。一旦这个循环被打破，那么城市无法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业蓄水池就会产生一种回流效应，人口只能从城市流向乡村。

　　一个比较健康或新形成的就业蓄水池是民营资本和科技资本吸纳的就业，这种就业蓄水池形式多样，能吸收中国高等教育人群就业，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优势。中国要在全球竞争中崛起，必须培养成规模的创新资本和人才，他们在实践中感知和创造着新生事物。注意，由于创新是无法设计的，创新是在试错的实践中涌现的。因此，政府的有形之手无法推动真正的创新，它或许可以集中资源集中攻关，但真的无法在原创型创新上做出突破。否则，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早就成为创新第一，且垄断所有高端技术专利的强国了。

　　因此就业蓄水池也是分层次的。有为高端技术人才提供就业机会的数字资本平台和民营高科技企业，也要有为大量体力劳动者提供就业的普通企业。我在第二部分强调了房地产行业的乘数效应和高就业密度属性，因此，房地产既是货币蓄水池，又是就业蓄水池。当前经济大幅收缩，信用断层和就业塌陷同时出现，不排除三条红线对房地产企业的治理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当务之急是，重新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和平台资本正名，通过立法建立长期社会预期，否则人们会担心出现新的“三条红线”和对无序资本的治理清算。

　　因此，面对当前两个蓄水池濒临干涸的严峻局面，有两大短期建议：一是提高体制内企业的就业蓄水能力，借鉴美国大萧条时期鼓励各种社会组织的就业；二是放开民营经济、修复因对房地产和数字平台资本过度治理带来的伤害，等到经济恢复后，体制内就业蓄水池中的水会“下海”流到民营经济中，这样池子的水又成了活水。

　　但根源仍然是一些长期的体制问题。因此长期的建议是在制度的供给上，减少随意性高的各种管理办法等短期制度，将精力用在长期制度资本的立法上。后者虽然耗费时间精力较长，但是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给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带来稳定的预期。否则，民营企业家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的政策周期中，最终消耗掉信心。中国只有靠法治，有恒产者有恒心，才能走出“卢卡斯批判”的政策失灵怪圈。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