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守护中国经济的“免疫系统”

　　意见领袖丨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疫情以来，各省市为了防控疫情动态清零，按照网格化管控的举措人为设卡，形成了大大小小具有割据形态的“疫区”。虽然这些举措较好的控制住了疫情，取得了中国抗疫的伟大胜利，但是也对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全国统一大市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的发挥，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下，内需对稳增长作用的发挥。

　　中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大国经济韧性的基础，也是中国经济的“免疫系统”。面对百年大变局演变为百年大乱局、大危局，中国只有坚持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动摇，打通区域分割和消除循环堵点，发挥统一大市场在宽度、广度和深度的空间缓冲优势，通过空间换时间，用时间创造改革的窗口期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重大冲击，继续实现无危机增长，包括这次百年未有的大疫情。相反，如果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基遭受破坏，比如各地以防疫为名义地方割据，物流体系遭到严重阻梗，人为因素造成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对市场经济的信念转弱，维系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被尊重，那么这个经济体系的免疫系统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遭到重创，可能会发生永久半永久性的伤害。

　　在百年未有之大乱局下，底线安全思维至关重要。我们常说的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技术安全等，其实还有一个“安全”更加值得重视，那就是制度安全、体制安全。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制度安全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但是最近几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受到多个重大风险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国经济优势因为各个区域的“疫情地方保护主义”遭到削弱，很多质疑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言论和思潮也尘嚣日上，严重影响了原本受到疫情重创还在恢复期的羸弱的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我们认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针对疫情期间形成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和各类削弱市场经济根基的制度堵点，从各个角度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疏通，保证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安全”，为激发内需做好基础保障，同时有力的回击各种质疑市场经济的不良社会思潮。

　　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何如此重要？打个比方，如果将一个经济体看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市场体系就是它的“免疫系统”。经济体系的一般活动，生产、消费、投资、流通、分配等，可能会受到周期性或暂时性的冲击和破坏，甚至还会发生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只要经济体的“免疫系统”没问题，就能很快从暂时性的冲击中修复过来。但是，如果这些冲击是对市场体系本身的制度性、结构性冲击，比如对法治体系、物流体系、竞争规则等市场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那么这样产生的伤害就是长期性甚至是永久性的。这个经济体的“免疫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就很难抵御各种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冲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免疫系统破坏了，一个简单的感冒就可能是致命的。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如果失去了市场经济的韧性，一个很小的冲击就会带来巨大的伤害，比如严重短缺和恶性通胀。

　　人体生理学为我们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循环和免疫体系提供了启示。一般来说对疾病有两类观念，也可以类比为“疾病清零派”和“带病生存派”。完全清零派认为一定要将疾病借助药物和医疗手段的有形之手完全消除，当出现疾病的时候不惜服用各种抗生素来杀灭所有的细菌，从而将疾病对人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但过度治疗尤其是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副作用。带病生存派则认为，人活着总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体内会携带形形色色的病毒和细菌。世界不是无菌室，生命存在的真相是“和光同尘”。只要人的免疫系统没问题，中小型病痛都不过是一次暂时的冲击，很快就能从伤病中修复过来。因此人体的养生之道并不是活在无菌的纯净环境里，而是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能够做到带病生存，以便能在每一次的季节性疾病的流行中快速恢复健康。

　　一个经济系统也是一样的道理，现代市场经济似乎更类似于“带病生存派”：也就是小病不断，但导致毁灭的大病没有；或者是通过各种小病，缓释了得大病而崩溃的风险。的确，经济有周期，有繁荣期也有低谷期，周期性的危机也是如影相随，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那些为了消灭周期波动（马克思经济范式里的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加大有形之手控制的模式，虽然经济的确没了波动，但整个陷入了低水平的均衡。此时，整个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处于一个不断收缩的状态，直到收敛到并锁定为一个总量短缺和集体贫困的均衡点。这个贫困和短缺均衡点有些是暂时的，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驱动力。有些则是长期的，因为其它非经济的因素，比如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都已经适应了这种贫乏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大事件就很难发生。此时的朝鲜就是这种锁定状态。

　　放弃计划经济的短缺和贫困，才能迎来市场经济的充裕和繁荣。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以及阶段性出现的各类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说明经济系统与人体系统有某种类似，会面对各种“”生理性、季节性疾病”。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的经济体遭受冲击后，表现也有明显的差异，有些可以从衰退和萧条中迅速走出恢复正常，有些则陷入“失去的x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为什么不同的经济体面对冲击有不同的表现，主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体与人体系统类似，有不同的“免疫系统”。总的来说，历史的数据和经验告诉我们，那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和国家，经济的韧性更大，对危机的免疫能力更强，更容易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相反，不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或者市场经济比较薄弱和结构扭曲的经济体，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很容易发生大危机，甚至将风险蔓延到社会、政治等领域，引起全面的崩盘。

　　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免疫系统，承担着经济和金融风险缓释和吸收的功能，防止小的疾病产生大的后果，即将经济危机政治化、社会化，产生致命的政治、社会危机。这可能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乱局下，中央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出发点。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首先是“市场”，市场强大的资源配置和要素动员能力，已经被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所证明；市场经济遭到破坏，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扭曲、短缺和贫困，也被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教训所证明。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免疫系统”，是因为可以自下而上的动员每一个看似卑微的个体，让每一个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厂房车间的看似平凡的人，通过多元分工和交易而非某个特定的“计划委员会的主任”来指定以发挥出自己的特长。市场经济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的、对个体充分尊重的资源配置模式。当然，它也是昂贵的、精致的、复杂的，需要相兼容的法律体系、社会文化和信仰体系等配套措施支持的资源配置模式。一个真正强大的市场经济的养成是不容易的，需要多年在正确的道路上积累。但破坏起来可能非常容易，这是市场经济脆弱的一面，因为它是分散的，基于个人主义哲学基础的。在中央发布的《意见》里，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强调“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等，就是看到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这些特征。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本质其次是“统一”，市场经济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全国统一起来才能发挥出这个空间优势，也就是大国经济优势。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可以从各个区域性国际贸易组织中窥豹一斑，比如欧盟。这些欧洲国家为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不惜消除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隔阂统一起来，为的就是享用市场经济规模效应的红利。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各地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制度性障碍，有些都可能超过不同国家之间的阻力，造成了区域之间较高的“交易成本”。比如有些省市为了扶持当地的企业，或者为了偏袒纳税在当地的企业，阻挡其它地区竞争者的进入；比如严格的户籍制度，难以统一的社保等，对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形成了较大的阻碍。尤其是疫情期间，很多过度的防疫举措让出入省市比“出国都难”，对统一的物流体系、供应链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有问题才会有改革红利，通过消除这些阻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因素，就可以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

　　有人担心全国市场统一起来了，是不是意味着中央的权力上收，地方经济的竞争活力减弱了。这个肯定不是《意见》的本意。统一的大市场，是中央提供的全国性制度供给（相关法律法规）和基础设施（物流和交通体系），并没有限制地方区域经济活力的发挥，而是限制不公平竞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增加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障碍（很多是疫情防控举措的后遗症）。相反，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平台建设好了，会更利于各地经济的良性竞争，更利于消除行政性的寻租租金，更利于各地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充分的激发内需成为稳增长的中枢力量。这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