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大力度改革开放推动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一】周天勇：现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困惑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三】周天勇：全要素生产率：3/4源自改革，创新只占1/4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的高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奇迹解释之二

　　在发展经济学中，因为有低生产率的农村农业和高生产率的城市工业二元结构，在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此建立了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经济增长模型。其实在计划与市场的二元体制中也相同，体制扭曲禁锢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和剩余资源（非市场交易的土地和住宅），二元体制渐近转轨，使被禁锢的剩余要素和其他非市场化资源逐步被释放出来，以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下同） 或者其他核算方式表达的产能的形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潜能。

　　二元经济体制释放潜能的增长，最主要的是由体制安排者实施改革进行外部推动激活内部潜能所致，而非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因流动性不足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由内而生成。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 TFP，各个大力度改革时期 TFP 的大幅度增长，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能。中国 TFP 增长的 3/4 源于推进二元体制改革。1978—2018 年，中国 GDP 年均3增长率为 9.51%，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的计算，其 TFP 年均增长率为 3.49%，笔者在后面估算的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 1%，二元体制改革 TFP 增长年均为 2.49，总 TFP 增长占到同期 GDP 增长率的 36.70%。但是，同期的欧美日韩 TF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90%、1.00%、0.77%和 1.02%，其简单平均数只有中国的 26.43%。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应当把中国的 TFP 全部归于广义技术进步吗？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中国 TFP 的高增长时期，与经济体制大力度改革的周期相吻合。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三波GDP及TFP高速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亚洲生产率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http://www.apo-tokyo-aepm.org。

　　从图 1 所示的 GDP和 TFP 增长曲线可以看出，凡是重大改革推进时期，GDP 增速加快，TFP 增速也加快；而凡是重大体制改革任务结束，还没有接续下一次重大改革时，GDP 增速放缓或下行，TFP 增速也回落。这就说明，中国的 TFP 增长与各次重大体制改革的出台和推进密切相关，如表 1所示。

　　表1          三次大力度改革带来的GDP和TFP的高增长

　　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 TFP 增长率，表达的广义技术进步能力比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强得多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与欧美日韩等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技术进步突飞猛进，但从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开始，加之重要技术对中国围堵、限制和断供，显现出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新技术创新及其技术产业化等方面能力的不足。进一步分析看，中国改革开放前 1971—1977 年的 TFP 年均增长率为-2.04%。这个阶段中没有经济体制改革，也就谈不上存在体制改革 TFP。原因在于计划行政体制禁锢和经济工作紊乱，原有的劳动力、土地、工厂和设备使用效率在下降，教育、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等进步大部分停滞。然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TFP 增长率变动经历了这样一些创造奇迹的阶段。

　　我们来看经济体制改革动态变化与 TFP 起伏过程。 

　　1978—1988 年，TFP 年均增长率为 4.12%。这一阶段，1980—1981 年和 1982 年，TFP增长率有两次小的回落，影响 TFP 增长率上升或下降的因素是这段时期回到计划与向市场改革之间的反复。如果将其剔除，TFP 年均增长率为 4.41%。这一阶段的 TFP 增长率主要来源于承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放开计划外市场、城镇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劳动力实施计件工资奖金制等改革。

　　1989—1990 年，TFP 年均增长率为-3.07%。除了正常的经济运行因社会动荡被打乱外，也说明改革如果处于停滞甚至发生体制回归，不仅得不到改革获得生产力的释放，而且还会导致原有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下滑。1991—1995 年，TFP 年均增长率为 6.20%。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历史上 TFP 提高状况最好的 5 年。期间 TFP 增长在 1991 年迅速从紊乱中恢复反弹。

　　1992—1995 年，重申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阐明公有制为主体和个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这一阶段 TFP 来源的特征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市场主体大幅度增加，对户籍限制、土地和住宅禁止交易和银行贷款歧视等体制扭曲进行变通和纠正，并且原有低效率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向其转移配置，释放了被禁锢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并提高了要素的利用效率。 

　　1996—2000 年，TFP 年均增长率为 1.17%。从这一阶段看，通过提高要素利用率获得 TFP的各类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常态化运行的轨道。比如计件工资奖金刺激劳动力提高生产率已经到了相对高的水平，激励体制既定后，原先改革提高生产率的动能边际递减。此时国有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债务重组和下岗分流，实现三年国有企业脱困；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合并产业部和形成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为框架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而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还在试点和部分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对以往要素体制改革 TFP 增长的回落还不能形成较强的替代动能。期间，又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导致 TFP 增长率下降的原因。

　　2001—2010 年，TFP 年均增长率为 4.28%，GDP 增长率也在加快。这一时期 TFP 提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建设用地从有偿出让试点、政府企业间一对一协议交易，改革到所有土地出让都经地方政府招标竞价拍卖进行，同时城镇居民住宅实施货币化分配和商品化供给改革。这使得土地和住宅价格发生了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的过程，成为 TFP 乃至 GDP 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加入 WTO，进一步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吸引全球规模较大和技术水平较高企业进入中国，增加高质量市场主体，一方面扩大全球市场，出口扩张使产能利用率提高，另一方面制成品出口扩大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向制造业转移，也提高了要素利用率。

　　从前面分析中国 TFP 的形成过程看，除了广义技术进步因素外，其主要有以下特征：

　　（1）相当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比例依靠猛烈的大力度经济体制改革安排和实施而形成。从 1978 年以前数据看，没有改革，TFP 增长幅度很低，甚至体制低效率抵消了广义技术进步潜能和降低要素投入效率，使 TFP 呈现负增长。

　　（2）大力度改革猛烈推动了 TFP 增长，使 TFP 增长率呈现为倒 V 型；如果改革进退反复，增长会形成锯齿形状；反复程度大的时段，甚至会使 TFP 增长变为负数。 

　　（3）要素市场化和土地房屋资产化的每一步改革会使其利用率突然提高，增长来源以 TFP 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改革过后，产出成为提高要素利用率水平的投入结果，变成了正常的投入产出，而不再有额外的余值产生。因此，二元体制国家每一次体制转轨形成的经济增长潜能都是边际递减的。在体制没有并轨到位之前，若要再一次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则需要新的大力度的改革安排和实施。

　　摘自“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3月9日首发于中国知网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