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3月9日首发于中国知网。今天发出高增长来自于哪里？——中国奇迹解释之一
摘 要：解释中国 1978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应当以其四十余年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为分析框架。1978—2018 年，GDP 年均增长率为 9.51%，中国经济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率为 1.00%，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 TFP 年均增长率为 2.49%，也就是说 GDP 增长部分的26.18%为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 TFP 所贡献的。
改革TFP 从结构上分为要素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 TFP 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所带来的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的 TFP。1998 年以前，改革 TFP 来自前者，1998—2018，GDP 年均增长率为 9%，其中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均增长 1.00%，要素市场化改革 TFP 年均增长 0.79%，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 TFP 年均增长 1.37%，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溢值 TFP 年均增长率占这一阶段总改革 TFP 年均增长率的 63.43%。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增长来源是农村城郊集体土地从征用到有偿和竞价出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其中，收入法上，土地出让金部分没有计入政府分配项下；支出法上，却发生了购地投资；生产法上，从数据观察，可能还是按照居民和企业自己居住和使用的住宅、楼宇和厂房给自己交纳地租和物业费的核算规则，计入了房地产业增加值，还有一部分以居民住宅按揭和房地产商开发贷款利息渠道计入了金融业的增加值。这里发生了一个核算上的谬误，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占 GDP 比重，前者太低而后者太高，与财政部和统计调查数据相差太远。1992—2020 年，出让土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为 6.98%，出让价格年均上涨 32.99%，地方财政累积收取土地出让金为589 139亿元。但房地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从1997年的1.58%上升到2020年的7.34%。其变动的大部分来自土地资产化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巨额的被二元体制扭曲禁锢的生产要素，也存在着巨额的城乡不能够交易的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土地和住宅。二元体制停止转轨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到 2035 年前年均可能在 2.50%左右。如果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继续提高体制性剩余要素的利用效率，并且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放开土地和住宅使用财产权交易，释放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到 2035 年年均可获得 3 个百分点左右新的增长潜能。
关键词：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土地和住宅资本化溢值；经济体制 4 改革 TFP；要素配置改革TFP；资产化改革溢值 TFP
中国改革开放前1957—1977 年和后1978—2011 年，投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9.89%和19.08%，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2%和2.00%， GDP 年均增长率却分别为 5.5%和 10%。在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要素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改革后年均竟然获得4.5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长。奇迹来自于哪里？暗含市场经济体制既定假设的索洛增长模型无法解释如此巨额增长红利的来源，假定仅二元结构转型的增长模型也可能无法揭示高增长的潜能源自何方。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二元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笔者试图从二元体制这样一个思路，揭示其增长奇迹的内在逻辑。
从 1978 年到 GDP 增长速度下跌 8%以前的 34 年间，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10%， 2010 年 GDP 总规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20 年中国 GDP 占全球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 1%左右提升到 17.4%，人均 GDP 从 1977 年的 50 美元左右提高到 100357 美元。中国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技水平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在四十余年的时间中，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进行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 Harrod[1]与 Domar[2]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依赖于资本生产率和投资率，而这两者又由储蓄率决定。如 Lau 和 Zheng[3]认为，物质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55%。二是用 Lewis[4]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由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所驱动。Young[5]指出，1978—1998 年中国非农业部门 TFP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适中，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驱动力是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林毅夫[6]更加强调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后发优势支撑了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三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符合 Solow 的增长模型，他们将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本引入生产函数中[7]。蔡昉[8]可能是最早提出人口转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源泉的学者——把人口转移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这被称为“人口红利”理论。四是主要关注于创新、技术进步以及它们的决定因素。刘世锦等[9]指出，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工业化初期国家资本积累支撑经济起飞、后发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人口红利这些理由可以用来解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然而，1957—1977 年，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69.89%，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 2.62%，而李京文和郑友敬[10]计算中国广义技术进步对 GDP 增长贡献的比率，1957—1965 年为 8.24%，1965—1976 年仅为 4.12%。改革开放前 GDP 年均增长率为 5.5%，意味着在这一段时期，资本高速积累，就业劳动力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很理想地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就改革前后相比，上述有关 1978 年后经济增长潜能来自于资本积累、劳动力红利和结构转型不同视角的论证，或多或少可能有不能解释和说明中国二元体制场景及其增长独特来源的深层次机理。
中国 1978—2011 年，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19.08%，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 2.00%，分别比改革开放前低了 50.81 和 0.62 个百分点，在资本积累速率大幅度放慢和人口及劳动力数量红利相对减少的状况下，GDP 年均增长率为 10%，比改革开放前高出 4.5 个百分点。
从二元结构转型和要素成本国际竞争优势看，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开始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确实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之一。但是，也发生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刘易斯悖论：农民工外出月平均工资与城镇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比从1979 年的 150﹕100 下降和反转为 2020 年的 100﹕191；农业就业劳动力比重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多出近一倍；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53﹕1 变化为 2.56﹕1，差距并没有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趋于缩小。就此来看，中国二元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率的力量可能要比人口迁移顺畅的国家小一些。与世界其他创新型国家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TFP 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这给我们提出的疑惑是：1978—2011，中国 GOP 年均 10%的增长率及其巨额的 TFP 潜能究竟来自何处？我们需要对历史增长率进行观察和顺着二元体制分析路径去解开这一谜团。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赵般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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