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全球小额贷款的兴衰：发展、债务和幻灭》读书笔记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琼

　　从国际上看，小微贷款的发展经历了从被神化到被质疑。Milford Bateman 等人的《全球小额贷款的兴衰：发展，债务和幻灭》（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microcredit： Development， debt and disillusion）一书，比较全面地汇集了国际上对小额贷款发展的实证研究，提出反思和质疑。     这本书源自于201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秘鲁举办的“微型金融，发展和债务”（Microfinance，Development and Debt）研讨会，会后各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形成了本书。这是一本有完整逻辑的论文集。

　　一、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第一部分有68页，介绍了全球小额贷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体情况。第二部分有184页，是一个国别研究，包括秘鲁、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孟加拉、柬埔寨、印度、摩洛哥、南非的情况。第三部分有30页，是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小额贷款的兴起，背后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和过去以国家力量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及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同的选择，小额贷款以就业为基础，将资金注入劳动力丰裕的非正规部门，推动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1983年正式独立运行，1989年尤努斯称格莱珉银行的实践证明小额贷款对大规模消除贫困起到重要作用（但第三方的研究不太支持这个结论）。早期小额贷款资金部分来源于捐赠和补贴，这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原则不完全相符，而且随着小额贷款规模的扩大也不可能继续依赖于捐赠和补贴。因此强调商业可持续、收益能覆盖成本、追求盈利的小额贷款理念兴起，但仍保持使穷人受益的社会使命目标，小额贷款从福利主义走向制度主义。

　　21世纪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达到了穷人能比较容易地获得小微贷款，小微贷款供求之间的鸿沟基本消除的状态。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国际小额贷款年，2006年尤努斯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使小额贷款运动达到了顶峰。

　　小额贷款运动的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墨西哥最大的小额贷款银行Banco Compartamos上市，大家发现它对客户脱贫的作用很小，倒是让投资者获得高额利润。这一方面使微型金融行业发展受到更多批评的声音，另一方面却刺激了更多逐利资本进入。2010年8月印度最大的微型金融机构（MCI）SKS上市，它和它的竞争者的过度放贷导致印度安德拉邦2010年11月后出现小额信贷危机，几十个借款人自杀（作者称为印度小额贷款的“明斯基时刻”）。全球商业化的小贷行业充斥着贪婪的投资者、机会主义者、激进的私有银行，穷人成为猎物而不是受益者。

　　Rhyne（2001）发现，在商业化小额贷款开始的最早的玻利维亚，小额贷款并没有起到消除贫困的效果，而且导致普遍性的个人过度负债的负面效应，到2010年前后，有更多实证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失灵/崩溃（microcredit meltdowns）。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是由英国政府资助的Duvendack等（2011）开展的研究，研究目的是评估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小额贷款项目的作用，研究结论是没有发现小额贷款明显的积极作用，报告结尾称全球小贷运动是建立在沙子一样的基础之上。Banerjee等（2015）总结了6个随机对照实验（RCT），发现小额贷款对穷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贫困程度的减轻，都没有明显的作用，相关社会指标同样没有改善。

　　Davis（2006）年就提出，小贷不能解决造成贫困的根本问题，而且使客户更陷于非正规就业市场，Bateman（2010），Bateman和Chang（2012），Bateman和Maclean（2017）等都提出，小贷增加了低劳动生产率的非正规小微企业和不稳定的自雇佣者数量。Rodrik（2015）和UNCTAD（2016）提出，小贷的“反发展”缺陷导致不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e）、非正规化（informalise）和原始化（primitivise）。

　　世界银行（2014）认为，小额贷款对增加金融的普惠性（包容性，inclusion），满足穷人原来未能满足的金融需要还是有好处的。Norbert Haering（2017）报告表明，增加金融普惠性对金融精英有益。小额贷款行业对穷人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净福利，倒是使商业化小额贷款的提供者致富。例如在南非，最大的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CEO跻身南非最富有的50人之列。更深层次看，这与Epstein（2002： 1）定义的金融化的资本主义有关，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小额贷款是金融化的一部分，让全球的贫困人群也金融化了，通常增加了过度负债、不稳定和剥削。Klapper和Singer（2014）等人提出担心，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小额贷款可能会潮水般地向不发达国家的穷人涌入，使得现在已有的过度负债问题更加严重。现在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在进入后新自由主义的数字化时代时，反思小额贷款发展模式历程和它对发展的负面效应，帮助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对小额贷款的有关政策和业务模式。尤努斯曾声称小额贷款将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消除贫困，小额贷款也曾被发展经济学看作解决发展问题的万灵丹，但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被实践证明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和社会干预实践。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区层面都需要重新思考小额贷款该如何发展，以什么方式来替代。

　　二、评论和思考

　　这本书的观点大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笔者认为书中观点有一定道理，对小额贷款发展作用的客观评价和反思非常必要。但中国的小额贷款到目前为止还是积极作用更大一些，和书中写的那些不发达国家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一是工业化进展。书中提出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贫困问题，首先要发展大工业，这观点完全正确。配第-克拉克定理早就总结过从农业、工业到第三产业的三次产业演进规律。大工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升级。这和我以前写的《随着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占比会减少吗？》（https：//mp.weixin.qq.com/s/uSz9ODb_FFYgQiWwl-xn1w）中提到的自雇佣率与人均GDP显著负相关、在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国家中小微企业的贡献率更高的规律总结是一致的。书中讲到墨西哥等一些国家小微贷款发展分流了大工业发展所需资金，起到了固化微型企业“贫困陷阱”的负面作用，小额贷款利率较高，使得小额贷款机构和投资者获得暴利，加剧而非缩小了贫富差距。如果普惠金融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大工业、改善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更能解决贫困的根源，减贫和发展经济的效果会更好。但发达国家和中国并不是这样。

　　中国并不存在工业化或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比重接近30%，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之和，连续11年保持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国已迈向后工业化社会（1994年开始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了第二产业，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的GDP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十八大报告判断中国“工业化基本实现”，十九大报告提的是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大工业无法容纳全部的就业，因此我国小微企业占企业数量、就业人口的比重和国际比较来看较高。随着工业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大工业能吸纳的人员更少。而且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口就业出现新的特点。今后仍然需要发展中小微企业，鼓励灵活就业。

　　和墨西哥等国相比，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初，采取了压低居民存款利率、以低利率为工业部门融通资金的金融抑制政策，在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后，再推行利率市场化（2013年开始中国第三产业的GDP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发展小微贷款、普惠金融，是一条顺序正确的路径。

　　二是发放贷款主体和利率水平。书中提到印度、秘鲁等国家，因为逐利的资本进入小额贷款行业，设定了较高的利率水平从中获得超额利润，加深了借款人的负担。而巴西等一些国家的小额贷款更多是国家主导的，比纯商业化资金主导的小额贷款利率更低。中国情况和巴西类似，小微贷款发放的主体仍是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更重视社会价值实现的国有商业银行起到“头雁”作用，小额贷款公司等只起到补充作用，因此总体利率并不高（本文第三部分也比较了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在国际上处于合理、较低水平）。所以几乎并不存在印度等国家近于高利贷的小额贷款压榨了借款人的问题。

　　相反，中国近年的问题是在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指导、要求下，国有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低于商业可持续的正常利率。2021年3月，银保监会、住建部、人行联合印发《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一般来说，住房按揭贷款风险低于经营性贷款，利率应该更低，不存在将经营性贷款挪作住房贷款的套利机会。存在这种套利机会也表明经营性贷款的利率过低。这种过低的利率也可能导致小微企业过度借入经营性的小额贷款。

　　中国对小额贷款的效果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多数发现小额贷款有助于提高农民福利水平，例如谭燕芝等（2016）（注1）。钟润涛（2018）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正、负经济效应同时存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及金融业整体发展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发展普惠金融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存在一个适度的“最优解”（注2）。

　　这本书里所指出的，曾经存在对小额贷款作用的拔高和过度支持，以及发展小额贷款导致过度负债等问题，中国也一定程度上存在，需要借鉴教训尽量避免。

　　注1：谭燕芝，眭张媛，张子豪．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网点布局及支农成效研究——基于东中西部355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实证分析．经济问题2016（8）．

　　注2：钟润涛．中国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及经济效应研究．辽宁大学，2018．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从业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