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国土利用率提高5%，未来15年GDP均速加快0.5%

2021年12月14日14:16 作者:周天勇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周天勇

　　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之一

　　开栏语：从主要国家和地区比较看，中国的国土利用率，特别是国土耕地比率，水平并不高，低于欧洲、印度和美国；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远低于韩国、印度、日本、德国和英国。而人均淡水量水平在主要经济体国家中，除了印度和德国比中国低外，中国均低于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土地是社会活动、财富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最基本要素，而淡水是土地利用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可利用土则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未来的15年中，中国应当加大国土再开发，调节水资源分布和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力度。今天刊出之一。

　　从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增长看，投入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年均-1%，已经是一个定局，由此而影响经济年均负增长0.5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量受人口下行迭代对消费市场关联收缩的影响。虽然在流行的生产函数中没有土地变量，但从中国工商业发展、居民舒适居住、提高粮食自给率等方面看，土地要素供给仍然是一个短板。而从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看，国土再开发时期，以及生产中增加可用土地要素，都会带来一定规模新的经济增长。

　　土地要素有可能在农业投入数量增加，但其形成的新产出在总的GDP中微乎其微；而一般情况下，土地供给一般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生产增长模型中，将其删除了。其实，（1）土地要素有用途转移性增长潜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土地从农业用地转移为城市、工商业和交通水利等用途时，虽然总体上使用的土地数量可能没有增加，但是土地要素实际上得到了更高的级差地租产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2）笔者也已经论述过，二元体制扭曲使得大量的城乡各类土地要素闲置和低利用，并且禁止交易使得许多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是无价值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如果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和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一是需要生产函数中有土地要素变量，才能使体制性剩余土地再贴入而可以计算，二是如果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格溢升的土地房屋价值，或者以TFP方式进入对增长的贡献中，或者以居民自己住宅给自己交房租的方式，以房租产出的方法核算其对增长的贡献。（3）目前中国已利用土地面积占全部国土比率71%，而美国为86%，其国土利用率比中国高15个百分点。如果调水改土将中国国土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可以增加7.2亿亩可利用土地。分15年开发改造，垂直的土地供给曲线就会变成向右上倾斜的曲线。这种情景下，土地既要作为重要的变量进入生产函数，也要用生产侧增长模型计算其增长潜能的大小。

　　从国内经济大循环和拉动内需的需要看，这几年投资零增长和负增长，迫切要通调水改土这样的优质工程项目，加大投资，扩大债务、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但调水强国相比，我国也具有调水改土雄厚的经济和工程技术实力。

　　我国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和总量的不平衡，到2025年，谷物粮食缺口在2500万吨左右，大豆等油料粮食缺口在10500万吨，共计13000万吨。（魏后凯、杜志雄，2019）2019年粮食产量66000万吨，进口占粮食总需要量的16.5%。按此数据宽松计算，耕地缺口在5亿亩左右。如果我国能够将年调水规模增加到2000亿立方米，其中1000亿立方水资源可用来改造未利用土地，补齐耕地供给缺口。再通过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促进规模化生产，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调水改土、增加国民经济新发展空间，一方面，可以迁移和吸收目前农村过剩、水库移民、扶贫异地搬迁、复员军人等人口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和转移城市过剩的资金和产业，使其更多地留在国内投入。农业中目前的人口和劳动力，一部分进入调水改土新城镇，还有一部分因劳均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流动到调水新经济带的农业领域。

　　通过调水改土地，到2035年的目标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目前的26.5%下降到3.55%；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调整一些干旱草原地为耕地等，增加5亿亩耕地，加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农业就业劳均耕地面积从目前的9亩左右提高到2035年的130亩，非农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从4.27∶1降低到1.8∶1。

　　改变水资源分布，适当调整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区结构，在国内接纳东部制造业转移，增加他们的创业就业机会，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增量，形成新的国内消费需求规模，疏通中国北部经济的流动和循环，包括在经济流量上密切对外的一带一路内外联系，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下，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

　　调水改土还可增加0.5亿亩园地和1.5亿亩建设用地，从而化解农业内部种植经济与种植粮食结构调整的用地矛盾，扩大和丰富非粮食农产品供给。在农村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用于创业就业，满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需要，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特别是加大城镇、工商业和交通水利建设用地的供应量，缓解因建设用地紧张所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不稳定，如地价房价暴涨、高房价过快挤压制造业以及国民经济房地产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