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光：扭转人口下滑趋势，已刻不容缓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宗光

　　刚刚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增速创1960年以新低。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下降达18%，出生人口过去6年有5年同比出现减少。即使剔除疫情等短期扰动因素，人口形势恶化速度之快，非常罕见。

　　图1、我国出生人数、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无论各国在文化、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何种差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无一例外均出现了下降，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规律（图2）。

　　图2、世界各国人均GDP与总和生育率关系

　　一些网红学者也在贩卖焦虑，吸引眼球，声称”中国目前的主力生育人群，要生二胎三胎的肯定是75-85年的，不能指望90后00后“。与部分学者夸大焦虑和宣扬“失败主义”不同，我们认为，只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动员得当，措施得力，是完全可以扭转人口形势持续恶化的趋势的。过去一段时间，人口趋势的恶化，一方面与计划生育等旧政策强大惯性有关；另一方面，中央对“基本国策”的调整历来十分谨慎，调整有一个过程，“边调整边观察”。很多专家据此进行线性外推，得出了“我们无力扭转趋势”的悲观结论。

　　过去一段时间，有关方面为了鼓励人们生娃，确实很拼。除了陆续放开二胎、三胎生育外，努力创造良好生育条件。凡是阻挡生娃者，制造生育焦虑者，挨个锤，“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房地产、教育培训、游戏、奶粉、私立幼儿园、网络视频，生长激素．．． 。锤的市场“七荤八素”，段子手们大喊：“别锤了，俺生还不行吗”？这些措施初心是好的，但方式上仍不成体系，不得要领，很难实质性提升生育意愿。

　　人口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最紧迫、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人口趋势不仅攸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比如养老金、潜在增速）和伟大复兴的前景，也攸关中美长期竞争的前景，影响百年变局的结果。我们之前转载过一篇文章分析，人口问题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大幅推迟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时点，并且即便超过，2050年前后也可能被反超。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将“人口问题”作为“大事”来抓，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拿出当年搞计划生育的决心，进行全社会动员，彻底扭转“人口下滑趋势”。我们能在人均GDP很低的阶段，通过计划生育成功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也一定有能力在人均GDP较高的现阶段，通过鼓励生育措施实质性改善人口结构和趋势。应以“提升生育意愿”为根本抓手，加强顶层设计，推出一揽子措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尽快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环境和80年代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大众权利意识有了充分提高。很多当年计划生育期间采取的强制措施，今天未必适用。因此，促进生育措施应该更多以激励、鼓励为主，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尽量减少强制措施。

　　为此，我们以结果为导向，以提升生育意愿为目标，提出部分建议，供大家批评、讨论。部分建议在当前的条件约束下，或许显得“脱离实际”，但只要措施有效果，就应解放思想，下定决心，创造条件进行实施。

　　01

　　形成新的基本国策

　　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

　　计划生育曾经作为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一些学者以“上帝视角”完全否定计划生育，但当年计划生育确实在推动中国短时间内崛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世异则事异，事异则事变”，形势变了，政策就跟着调整，很正常，但并不应因此就否定昨日之政策合理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起码要求。

　　建议拿出当年搞计划生育的决心和力度，将“促进生育”上升到新时代的基本国策高度去抓，将“二胎率”、“三胎率”列入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一把手考核，一票否决。

　　领导干部要在生育方面做出榜样，应以讲政治的高度，完成生育任务。建议从“90后”等干部考核开始，将完成生育指标作为晋升重要考虑因素。比如“县处级”干部晋升，应将完成“二胎”任务作为参考指标；更高职级的干部晋升，应将“三胎”完成情况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等。特别地，对于完成生育任务的女同志，给予荣誉认可。

　　02

　　税收抵扣

　　中产阶级又是这个社会负担最重、脆弱性最高的一个群体，生育的机会成本最高，意愿最低。而在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能否提升中产阶级生育意愿，是促进生育成败的关键。

　　鉴于在城市中，抚养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而多子女家庭的抚养成本是独生子女的数倍，而非线性增加关系（比如随着子女增加，保姆雇佣，住房需求增加等）。要想鼓励城市家庭提升生育意愿，政府需要拿出更多诚意。建议在生育方面，给予个人所得税抵扣方面更大额度，比如：

　　1）子女抚养个税扣除，自出生之日起算起；

　　2）加大扣除额度，实行递增扣除。比如第1个子女每个月可以扣除2000元，第2个子女可以加计扣除4000元，第3个子女可以加计扣除8000元，以此类推。

　　养育三个子女的家庭，累计每月可以扣除14000元，大多数多子女家庭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抚养子女是本质上是一种为社会、为家庭进行的人力资源投资，而减税将会大幅提高投资回报率，将会实质性地提升中产阶级生育意愿。

　　这一减税措施力度较大，在实质提升生育意愿的同时，可能会对短期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但中长期来看，人口红利可以完全可以带来长期财政收入增长，降低社保养老负担，因此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

　　03

　　住房激励

　　住房改善需求一直是当今社会国人最紧迫的需求，由于结构性问题难以破局，只好以“全世界最严”的调控措施压制需求。子女增加后，多子女家庭对住房需求的增加显得真实而迫切，二胎家庭至少需要三居；三胎家庭至少需要四居。同时，中国人在有余力情况下，有为子女将来成年准备房子的需求，多子女家庭这一需求将更为迫切。这些需求，都是刚性、正当需求，积极释放，既可以显著提升中产阶级生育意愿，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增长潜力。

　　因此，为了鼓励生育，建议比如：

　　1）考虑给予二胎家庭增加一个购房指标至3套，两套享受首套房信贷优惠条件；

　　2）三胎家庭是否再增加一个购房指标，可供讨论，但3套可均享受首套房信贷政策优惠。

　　3）将来如果实施房地产税，也可以根据子女数量，在免税套数或面积方面给予加计递增。比如一胎免税60㎡，二胎免税80㎡，三胎免税100㎡。具体免税面积可以斟酌，但应该体现加计递增的理念

　　此外，在配置保障房方面，可以给予多子女家庭更优先资格，大面积、多户型的保障房优先向多子女家庭倾斜，彻底解决群众生育的住房后顾之忧。最近，北京朝阳区在保障房轮候方面向多子女家庭倾斜，是非常良好的信号，期待未来在住房支持方面向多子女家庭更多倾斜，提升生育意愿。

　　04

　　优化教育年限，鼓励早婚早育

　　国内外一系列研究表明，结婚率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最关键因素。而晚婚晚育则是近年来拖累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根据人口专家李月、张许颖2021年4月在《人口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国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在不断推迟，20-34岁女性的已婚比例，已由2010年时的77.9%下降为2016年时的68.5%，10年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生育旺盛期女性处于婚姻状态的比例持续下降，对总和生育率产生了拉低作用（图4）。分年龄来看，育龄妇女已婚比例对生育率的拉低作用体现在 30岁以下的大部分年龄上，越年轻人口的拉低作用越明显，20-27岁年龄段女性已婚比例下降对总和生育率拉低幅度最大。”

　　图4、中国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已婚比例变动趋势

　　因此，提升20-27岁年龄段妇女婚姻比率是提升总和生育率的关键。特别地，结婚和生产年龄提前3-5年，则（祖）父母更年轻，帮助抚养孩子能力更强，二胎、三胎率也会相应提高。

　　但当前学制设置不甚合理，成为阻碍婚姻比率的主要障碍。激烈就业竞争中，在大城市生存对学位要求越来越高，硕士甚至博士越来越多，内卷越来越严重。这些高学历人才毕业年龄已经到了25-30岁，再加上工作、地域流动以及住房压力等不确定性，恋爱、结婚年龄大大推迟，部分甚至就此错过了适婚年龄。

　　因此优化学制，为适龄年轻人结婚创造条件，或许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比如：

　　1）小学入学年龄有无可能降低至5岁？或者实行5岁/6岁弹性入学制？考虑到女孩生长发育较男孩更快，能否允许女孩提前1年入学？很多欧美国家实行5岁入学，也有一些国家实行弹性入学制度，发育晚的男孩晚一年上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2）适当压缩中小学时间，比如做好幼小衔接，小学由6年压缩至5年，义务教育阶段变为8年。

　　3）本科以4年学制为主，但允许修完学分的同学提前毕业。硕士博士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严格分离。硕士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原则上不鼓励攻读博士。博士以本科直升为主，聚焦学术训练，适当缩短培养年限。

　　4）为硕士博士求学期间等适龄青年结婚、生育提供便利，比如宿舍、弹性学制等。

　　理想情况下，这样能够确保适婚青年在20-21岁读完本科，22-23岁读完硕士，25-26岁读完博士，对于提升生育率会有显著帮助。

　　05

　　为农村生育创造良好环境

　　广大农民朋友是我国生育意愿较强的一个群体，与城市居民相比，生育成本相对偏低。因此，充分挖掘农村地区生育率，是提高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另一关键所在。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移风易俗，严刹农村天价彩礼现象。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彩礼越来越高，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对于普通农村家庭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也成了农村青年结婚的障碍。因此，应该加强宣传和管理力度，严厉打击天价彩礼现象，降低农村青年结婚的门槛；

　　2）在农民工购置“商品（婚）房”方面提供政策支持。目前农村青年大多赴城里打工，农村青年结婚，越来越要求县城甚至城市里有商品房，成为阻碍农村青年走入婚姻的另一座“大山”。此外，降低农民工进城买房门槛，无论是对于自身资产保值，还是对国家城镇化进程，都是意义非凡。建议适婚农民工在城镇中购买的首套商品房在利率（比如7折？）、首付（比如20%）、价格补贴方面给予优惠，全面降低其“上车”和结婚门槛。

　　3）提高生育补贴、奖励，大力发展农村普惠托幼设施和优质学校，全面降低生育、抚养成本。比如对于生育二、三娃每月进行补助至3岁，比如农村普惠幼儿园免费入园，比如农村多子女家庭在中小学入学方面，优先考虑提供优质学校资源，大力发展寄宿制中学，降低家长抚养负担。

　　4）为农民工子女抚养提供良好条件，减少留守儿童现象。比如在公租房申请、子女当地入学/高考、医疗保障等方面创造良好条件，解决农民工生育后顾之忧。

　　06

　　适度放宽移民门槛

　　放宽移民门槛，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另一“核武器”。美国的人口结构、人口增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健康的，也优于我国，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美国是“移民国家”，吸引着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图5）。美国最优秀的科技公司，比如苹果、谷歌、特斯拉等都是移民或移民后代创办。

　　图5：中美劳动力：同比增速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对移民和文化融合始终呈现开放、包容的态度。放宽移民门槛，一是应该放开部分周边文化相近国家的劳工移民。尤其是文化上相近，宗教、文化不极端国家的移民，比如越南、缅甸、菲律宾、老挝、泰国、蒙古、朝鲜等国家。这样既可以缓解我国底端劳动力短缺和“民工荒”等社会问题，延长中低端制造业在我国的存在时间，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缓解我国农村几千万的“光棍问题”。当然，美国等国引进移民过程中也滋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因此，移民的引进过程应该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可控性和有序性，应有一揽子促进社会融合的配套措施。

　　二是放开海外华人华侨归国创业。目前海外华人、华侨高达数千万甚至接近1亿人，这部分人高度认同中华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如果能吸引回国，则可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增加社会活力和竞争力；三是加大吸引国际学生和高端人才力度。当然，一定是在“国民待遇”和“平视世界”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为了完成留学指标而做出急功近利的荒唐事。应在吸引国际顶尖人才上，下大力气和美国进行竞争，提升我国竞争力。

　　07

　　充分维护女性权益

　　适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提升总和生育率的关键。我国是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女性天然在生育、照顾子女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在职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生育和抚养二孩/三孩，则会加倍放大其职场劣势，反过来必然会影响其生育意愿。

　　因此，只有充分维护女性的工作权益，才能解决其后顾之忧。比如，规模以上的单位是否设定最低女性雇佣比例？多子女职场妈妈是否应该享受更多就业保障。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考核晋升中，给予多子女女性适当倾斜，形成“多生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生育权益方面，一二线大城市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选择的增加，出现越来越多的单身“贵族”。这部分人群可能也有一定的生育/抚养子女的需求，如何将这部分生育潜力挖掘出来，是值得思考的一个方向。比如是否考虑应该放开“冻卵”、“（赴海外）代孕”、“人工辅助生殖”等条件，让这部分生育需求释放出来？这些在海外已经非常成熟，但在整体社会氛围比较保守的我国，仍面临较大争议和阻力，中间牵扯到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甚至意识形态问题，可以充分探讨。

　　08

　　全方位降低

　　城镇居民养育成本

　　在城市化时代，如何降低城镇居民的养育成本，是提升生育率的关键中的关键。让居民敢生敢养，无后顾之忧，才能提升生育意愿。部分措施可以包括：

　　1）大力建设托儿所，实现幼儿园普惠化。1-3岁上幼儿园之前的阶段，目前仍以妈妈和家中老人照看为主，消耗大量精力。而专业化的托儿所，或可使日托照顾专业化，把家人部分解放出来。实际上，计划经济时代，大的机关、工厂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对于职场妈妈是一个巨大的解放。可以考虑在新盖小区或写字楼，强制配建一定标准的托儿所。幼儿园普惠制目前已经全面推开，效果非常积极，应该继续推广；

　　2）在有条件的一二线大城市，可以放开引入“菲佣”，使子女照顾专业化。“菲佣”等专业化程度高，工资低廉（香港菲佣工资一般不高于4500元人民币），可以将多子女的职场妈妈从日常看护中解放出来；

　　3）为祖辈照顾孙辈提供便利。目前祖辈帮忙照顾孙辈，仍然是我国婴幼儿看护的主流。但由于父母和子女多是异地居住，父母帮子女照顾孩子，就要到子女所在城市。这中间会产生很多不便，比如养老金发放、异地医疗报销等。老人一旦生病，只能回医保所在地看病，非常不方便。因此，建议全国社保、医保加快联网，加快异地结算，使老人能够就近看病。

　　4）生育补贴。生育补贴是西方国家最常用的鼓励生育的手段。生育补贴分为一次性补贴和按月补贴两种，同时根据家庭收入程度，补贴数额也不同，低收入家庭补贴最高。此外，如果夫妻一方因照顾3岁以下子女而中断工作的，也可以享受一定按月补贴；单亲（离异等）妈妈也会根据单独抚养子女数量按月给予补贴。

　　09

　　推进教育公平

　　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子女教育的焦虑和“内卷”，是当今社会抑制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为了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疯狂追逐学区房，疯狂进行校外培训“竞赛”，搞得身心俱疲，经济不堪重负。因此，推进教育公平，缓解内卷和焦虑，已经刻不容缓。目前各地已经在探讨缓解焦虑和扩大教育公平的措施，比如优质中学招生中，扩大“校额到校”、“区额到校”等；比如教师定期轮转；比如，给予普通中学有竞争力的空间引进外地优质教师和人才等，都是非常好的做法。

　　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缓解家长焦虑的“治本之策”。打压学区房，或校外培训，或能起到短期效果，但只要高考“独木桥”不拓宽，家长“鸡娃”的源动力就不会消除，家长间的竞争就会以另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扩大高等优质资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积极增加高水平大学供给。尤其是在一些“985/211”录取率低的人口大省，比如广东、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四川等地方，使当地的孩子能够有更多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2）积极发展捐赠私立研究型、学术型高水平大学。中央当前倡导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核心是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捐款，回馈社会。而所有捐赠中，捐赠办教育是“效率”和“公平”结合点最好的方式。因此，美国大的富豪都会倾向于教育捐赠，而美国最顶级的私立大学都是捐赠建立。鼓励私人捐赠创办理工类、研究型、学术型高水平大学，既可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又可以减轻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投入负担，使优质公立高校把更多资源向低收入家庭倾斜，更好保障公平。2015年成立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期待更多高水平、研究型、学术型私立捐赠大学能够蓬勃发展。

　　3）继续鼓励赴海外留学。海外留学可以充分利用海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可以有效缓解国内高教资源的不足，减轻内卷和焦虑。同时，海外留学可以培养大批有国际视野、学习海外先进技术理念的优秀人次。我国很多先进技术、重大项目背后都有海外华人回国支持。应该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鼓励海外留学，开眼看世界，这对于赢得国际竞争十分重要。

　　10

　　复兴传统文化，加大宣传力度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众多“促进生育”的积极因素，比如儒家文化强调“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中间也有一些糟粕，比如重男轻女。我们可以去其糟粕，对积极部分进行充分弘扬。现实中，我国传统文化比较浓郁的地区，比如山东、岭南客家等，生育率普遍较高，这些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此外，宣传历来是我国政策执行的一个优势。加大对新生育理念、政策的宣传，使好的政策、好的措施最快地普及到千家万户，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生育光荣”的氛围。

　　在一片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氛围中，我们始终对人口问题保持乐观态度。只要国家重视，将“逆转生育率下滑趋势”作为“大事”来抓，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积极动员、舍得投入，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也将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作者介绍：华兴资本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