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利益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明智的，所有我们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用“利益最大化”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我长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学到的东西。
但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就是说，既然有没有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行为都是一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那我们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我们经济学家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使用社会资源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假设，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人类为什么犯那么多的错误，包括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世界上有1/3的人选择了一种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称为“计划经济”，它给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们带来了多重的灾难。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经济学内部的一些基本问题。我知道今天有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诺贝尔奖得主萨金特教授坐在这里，他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我也有一个困惑，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预期到的经济政策是不能起作用的。但假如这样想的话，每一个政府官员也应该有理性预期，如果他们预期到政策不会起作用，为什么还要制定政策呢？这也是我长期的一个困惑。
过去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们选择做什么，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也受到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讲，人们是通过观念来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认识有限，观念可能发生错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这当然并不是我自己的观点，也谈不上新。事实上，两百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凯恩斯在《通论》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们也知道，与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讲过这样的话： “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术的冲突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米塞斯还说： “没有思想的行动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哈耶克说：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从长远看，是观念，因而是创造观念的人，在支配着演化。
我引证这几位伟大的学者的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也正因为这样，好多出于利益的行为经常打着观念的旗号。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学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简单来说，人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比如说， 我刚才提到的人类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选择了那么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受错误观念的支配。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灾难。
经济学家从很早开始，其实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即改变人的观念。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让我们认识到市场是人类最有效的合作制度，人的自利行为对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话。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过去30多年对我们的社会或者说对我们人类做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中国人开始接受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提出来的市场经济理念。中国经济学家使我们破除了对人民公社的迷信，破除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使我们不再相信铁饭碗、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国经济学家也使我们中国的民众相信，自由竞争、自由价格、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些对任何一个经济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推动了我们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因为正如米塞斯所讲的，尽管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是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不会思考，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已有的传统的思想在思考。
米塞斯曾经谈到，信仰普通人并不比信仰上帝、僧侣和贵族的超然天赋更有根据。民主保证的是一个依靠大多数人之愿望和计划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能防止多数人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从而选择不当的政策，以至不仅无法达到目的，而且还会招致灾难。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并毁灭我们的文明，好事不仅仅靠它的合理性和有利就能成功，只有当世人最终采纳并支持那些合理而又可以实现目的的政策时，我们的文明才会增进，社会和国家才能使人更加满足。
所以，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真正的独立精神、真正充满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哈耶克曾讲过，政治哲学家服务大众的最好方式往往是对抗多数人的意见，因为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社会进步来自少数人说服了多数人。因此，向流行的观念屈服不仅是对自己使命的背叛，也是对民主价值本身的背叛。
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人类观念的进步一定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提供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两千多年前，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孔子的思想并不被各国的君主所认同，甚至也不被普通黎民百姓所认同，所以他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当他掉在陷阱里的时候，一位老农民讽刺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谈得上什么夫子？幸运的是，他的思想仍然能够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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