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服务数字经济发展新需求

　　意见领袖|盘和林

　　10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笔者认为，推动数字经济稳步发展，一靠内部因素，即产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二靠外部因素，即产业外部的力量助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重要的外部因素，除此之外，作为实体经济血脉的金融机构，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金融机构欲想服务数字经济，需首先完成数字化转型，如果不能适时、科学、有效的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影响自身发展，也会拖累国家整体数字经济发展速度。

　　精准识变：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需求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变革产生新的金融需求。

　　首先，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带来了市场信息的多样化。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在于生产信息，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推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数字经济时代，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催生了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传统的金融机构囿于难以处理多维、大量的数据，很难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供给脱离需求无疑会提高实体经济融资缺口。特别的，相比其他行业，金融本身就属于信息行业，其经营过程中生产的数据本就高于其他，数字化技术的落后制约的不仅是金融机构对外部数据的应用，就连自身数据也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其次，数字技术赋能创造长尾市场。数字经济发展加速社会分工进程，使得“小作坊”形式的商业形式越来越多，诸如此类的小微商户信息往往多而杂，如果继续采用传统银行客户经理为主的经营模式，会使得银行损失大批的长尾客户，同时也让小商户缺少扩大再生产的机会。除此之外，长尾市场更新迭代速度加快，传统审批制下，贷前调查和定期走访的长周期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也会造成市场资源的错配。

　　最后，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化效应明显，各经济主体之间关联影响加深。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工加速，经济上下游主体关联愈发紧密，风险的传导更快，范围更广，“单点式”风险防范模式在数字经济下显得非常被动和无力，金融机构需加强对供应链整体风险的防范和监管。

　　科学应变：瞄准金融机构数字转型痛点、难点

　　转型迫在眉睫，切忌盲目行动。要充分认识到当前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其一，金融机构对数字化转型认识不到位，战略定位模糊。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不能使银行脱离金融属性，金融科技并不是要将金融科技化，而是要让科技不改变金融属性的情况下赋能实践。除此之外，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不只是应用新的技术，而是用数字思维去重塑金融业务及商业模式。当前很多银行误以为，将数字技术运用到了现有的业务流程中去便是进行了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这不过是对业务做了一点加速处理而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改变是从重视产品到重视客户，用数据贴近客户，用数据赋能服务。

　　其二，数字化转型缺乏生态观念。银行是生产信息的部门，但信息很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一旦搭便车的人数增加，银行很难将信息生产的收入完全留在自己口袋中，因此，封闭是根植在银行文化之上的。数字经济时代，合作的重要性愈发明显，开放和共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如果不能很好的建立金融生态，极有可能使转型脱离实际，缺乏落地场景。

　　其三，数字化转型人才匮乏。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不似其他行业，数字技术赋能金融实践的具体操作不仅需要数字技术人才，还需具备扎实金融功底人才，这样复合型的人才供给相对匮乏。当前，国内高校少有对金融学相关专业进行数字技术培训的系统课程，学界也没有形成数字化转型的系统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机构或许要承担更大责任，在未来人才招聘和培训中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数字技术和金融知识并重。

　　主动求变：顺应全球金融机构数字化大趋势

　　普华永道2017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近九成的美国银行担心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会影响公司收入，近八成银行计划加大数字化投入、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并加快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的布局。近年来，国内外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不断提速，确立了数字化战略，加大了金融科技投入，从客户、信息、管理等多方面提升数字经济下的竞争力。

　　美国大型银行已经普遍将数字化作为核心发展战略。以摩根大通（JP Morgan Hhase&Co．）为例。摩根大通从2012年就开始了数字银行转型，自主研发方面，摩根大通每年投入近100亿美元（约占净收入的10%）进行落实数字化战略，有5万员工（约占总员工数20%）具有技术或数据背景。2021年外滩金融峰会上，首席运营官Daniel Pinto表示数字化将带来客户体验的革新，这种革新将在体验驱动的小额金融服务领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数字化产品不止简单集中于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还有类似“人工智能财务助手”等功能丰富、技术高端的应用程序，在优化用户服务以及提升获客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除了自主研发之外，这些传统金融机构也会与小型金融科技公司展开合作，在客户群体和分销渠道方面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组合。

　　同样的，国内银行也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据各行2020年报，六大行2020年科技投入合计达到956.86亿元，其中工行科技投入高达238.19亿元，位居六大行之首，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均超百亿。战略方面，招商银行提出了“迈向3.0阶段的经营模式”；平安银行全面推进AI BANK建设。

　　中小银行方面，由于规模、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数字化转型难度更大一些，短时间内全年转型并不现实。笔者认为，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用好比较优势，一方面，中小银行深耕本地市场，客户群体相对固定，转型涉及面小，可分步实施；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内部治理体系相对简单，数字化转型拥有更灵活、更高效的决策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金融机构更要如此，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前提要筑牢数字安全基础，做到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防止因数字化转型产生新的数字鸿沟和金融排斥，从源头保护好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和数据安全。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