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盘和林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中指出，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习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端为基本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大势，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战略部署频频发力。构建了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措施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在系列利好政策推动下，数字经济相关的各种论坛和峰会也是“火力全开”。仅以今年为例，从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到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从中关村论坛，到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全球数字贸易大会、世界数字经济大会等等。一大批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新应用，不仅展现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气象万千，也折射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努力方向。这也充分说明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不仅是党中央面对内外部环境准确研判后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符合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核心重点。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在战略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趋势和方向作出总体预判，这对我国而言首先需要清醒认识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大数据具有6V特征，即海量（Volume）、快速 （Velocity）、多样性（Variety）、真实性（Veracity）、可见性（Visibility）和价值（Value）。在这一基础上，数字经济虽被赋予了开放和赋能的特征，但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是经过数字化、智能化后的数据，而不是像土地及劳动力那样可直接投入生产领域。那么发挥数据“经济化”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国家数字化处理能力、国民数字素质以及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程度。其二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导向，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数字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获得的信息可发现潜在的、不可见的需求，进而创造新的需求，即数字经济是以用户需求端为基本导向。
我国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在此基础上，需要抓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良好机遇，做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篇大文章。
一方面，抓住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利用数据大国优势将“数据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国际新一轮经济分工中赢得更多主动的策略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核心动力主要源自数字技术的进步。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2019 年固定宽带用户达 4.5 亿，约占世界总规模的 40%；这一规模超过了OECD 成员国之和。同期，美国为1.14 亿户，欧盟为 1.58 亿户。国际数据中心（IDC）2019 年白皮书发布的数据预测，我国数据圈占全球的比重将由2018年的23.4%增长至27.8%，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圈。但目前数据的增值潜力还未有效发挥，在数字化中寻找和培育中国新的发展优势，尤其是在传统贸易方式向数字化转型、服务和货物等贸易对象向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挖掘数据的经济价值，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拓宽足够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把握数字经济的需求导向，不断满足居民消费多元化需求，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释放新动力。从我国经验看，数字经济的主要贡献点本就在消费业。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组织模式，不仅线上消费保持高速增长、移动消费也成为了主流消费渠道。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推动下，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通过数据分析及智能化手段使得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视角的转变，促使由传统所关注的产品生产向产品的使用及服务延伸。即数字经济不仅根据用户偏好，为消费者提供精准化推荐，还可以开拓新的商业模式和领域。在这种循环下，消费者的需求被随时地反馈和共享到平台上，从而影响各个生产环节。那么消费者不将只是生产活动的终点，而是参与到各个生产环节中，消费潜力可得到进一步释放。
数字经济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了不竭动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契机。然而，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一定伴随着新的安全过程，数字风险的复杂性决定了应对风险的难度更高，对风险的管理也会涉及多个国家、领域和部门。因此，数字经济稳步向前不能忽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在追求数字经济“快”的同时，更要保“稳”。在实践中，不仅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数字经济新规则，在数据资源保护和数字经济监管方面，也可先“模仿式跟进”，在发展中逐步探索总结适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陈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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