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分蛋糕不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张海冰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历程，为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应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式增长模式；企业家创业和带领企业成长的过程，就是带领企业股东、员工、客户和利益相关者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保护和更加重视企业家精神；为了不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最好把分蛋糕的原则和方法在“做蛋糕”之前予以明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作为后发的和平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可能复制发达国家旧路，而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劳而获、盲目仇富的思想，坚决不走共同贫困的老路，多渠道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应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从1978年占全球GDP1.73%，发展到2020年占全球GDP的17.4%，各行各业、各地区、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改善，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是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共同富裕探索，为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发展的普惠性程度是世所罕见的。

　　首先从城乡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阶段性发展节奏不同步，但是40多年来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有343.4元，2020年已经达到43833.76元，增长了127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2020年的17131.47元，也增长了127倍。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8年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到2020年已经达到63.89%，7亿多人口实现了城镇化。2020年全国实现了全面脱贫，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其次，从区域来看，虽然有东西和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但是全国各地区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居民收入也都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持续增长。例如，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在1978年到2017年的整整四十年中，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01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99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0倍；同期作为老工业地区代表的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30.3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5倍和73倍；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四十年实际增长48.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2.3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8.4倍。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和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地区经济增长不可能保持同步，但是总体来看，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各地区的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第三，从产业来看，各行各业都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1978年工业增加值仅有1622亿元，2017年工业增加值接近28万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53倍，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1978-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427032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至51.6%；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8.4%上升至58.8%。不仅新信息产业、金融业等人群收入增长迅速，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电商客服等普通人群也享受了持续的收入增长的机会。数据显示，2009年到2020年，城镇私营单位制造业员工收入增长了2.36倍，传统服务业员工（以餐饮住宿为代表）收入增长了1.70倍，而新经济产业（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代表）员工收入增长了2.59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性增长模式，与美国1990年以来严重不均衡、缺乏普惠性的增长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从行业上，美国很多传统产业逐渐萎缩，工作岗位成批消失，加剧了收入分化的严重程度。从地区分布来看，美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主要是加州、大波士顿、纽约-新泽西等地区引领的增长，很多中西部地区经济止步不前。正因为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少数新经济产业、少数地区、少数人口主导的增长，让大量人口成为增长的旁观者，才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比从高峰时的70%下降到如今的50%。另据美联储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8年，美国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在家庭财富总额中所占比例从4%降至1%。

　　特朗普敏锐地发现了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并且利用这种不平衡，一次次地展现和撕裂社会伤口而捞取选票，虽然于2016年成功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是却没有找到改变这种不平衡、缺乏普惠性增长模式的有效方法，反而因为利用了社会分化，而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分裂，结果于2020年黯然落选。值得深思的是，如何避免像特朗普那样，在缺乏系统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任由一些偏激舆论盲目煽动仇富心理、夸大社会矛盾、人为撕裂社会？如果说特朗普在缺乏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前提下扩大社会矛盾是为了捞取选票，那我们则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式增长模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才能引领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保护和更加重视企业家精神

　　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一代代民营企业，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60%以上的产品或服务，为劳动者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与80%的家庭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息息相关，还通过纳税提供了社会运转、基础设施投资、社会保障所需50%以上的资金。只有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多的社会财富，老百姓才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机会，社会才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每一个企业家创业成功和带领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都是带领股东、员工、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相反，很多民营企业一旦走向衰败，或决定不再继续壮大企业，大批员工必将失去共同富裕的机会。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有很多民营企业家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个人财富。从最初的农村跑运输、搞多种经营，城市里开个体饭馆、贩运服装而涌现出来万元户，到乡镇企业发展产生的“百万富翁”，再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托起的首富群体，直到新经济巨头和独角兽的创富效应产生的千亿级别身家的企业家阶层，这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先富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某些极端舆论中所提及的旧时期的带有贬义的资本家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中国新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作为出资人，其创业资本主要是自行筹集，不同于旧时期通过“血腥的”原始积累获取资本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无论是英国的圈地运动、美洲的黑奴贸易，还是列强对中国的掠夺，资本的积累的确摆脱不了“血腥”的色彩；而在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是靠节衣缩食、压缩消费积攒起来的，还有很多企业家创业时，靠的是亲朋好友凑钱支持，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的，则往往是抵押了自己的资产进行创业。当然，的确有少数侵吞国有资产发财的，或通过官商勾结掠夺国家资源的，以及通过垄断地位获取超额收益的，但并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主流。

　　其次，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财富除了出资报酬，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风险报酬。民营企业创业者失败的概率很高，成功了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失败了则自生自灭。民营企业家都是九生一死，在最困难的时候高管、员工都可以辞职，而创业企业家必须坚持到最后。社会往往只看到那些成功者的“鲜花着锦”，却忽视了大量的失败者“血本无归”。即便是创业成功以后，民营企业也是很脆弱的，近几年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很多民营企业陷于困境，创始人控股权易主，甚至陷于破产境地的，屡见不鲜。

　　第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还有一部分是作为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报酬。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勤奋，在全球范围内是屈指可数的，很多企业家不仅创业时没日没夜地工作，创业成功以后仍然把工作当生活，其积累的很大一部分财富，也是作为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报酬。

　　第四，除了出资人的资本报酬，风险承担者的风险报酬，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报酬之外，中国民营企业家过去四十年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的超额利润都是来自于创新，是市场对创新者的奖励。根据国家工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成果创新，未来仍将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创业成功、实现了财富自由后的那一刻起，他们所有经营活动，主观上可能仍然是为自己，但客观上已经是主要为社会工作——不管这些民营企业家名义上拥有多少财富，其自身和家庭消费也是有限的，因而这些财富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满足这些企业家的个人消费欲望，而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并解决就业、贡献税收；一旦民营企业规模变大，超出了其直接管理和支配的范围，民营企业的管理和支配权也从企业所有者转移到一层层的职业经理人，与国有企业别无二致；除了民营企业财富的当下社会功能，从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意义上讲，所有超出其本人消费和支配能力的财富，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的财富。

　　虽然资本仍然是汇聚其它要素、形成生产力的关键生产要素，但是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资本已经可以按照市场化的方法从风险投资者、资本市场、商业银行获取——那些真正掌握资本的金融机构并不一定是创办企业的民营企业家；而综合了出资人、风险承担人、管理者和劳动者、创新者等多重角色的新时期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就业、推动技术成果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引导舆论不能再沿用“资本家”这种旧时期的带有贬义称呼打击民营企业家创业和发展企业的积极性。

　　如何让分蛋糕不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

　　有学者把新时期的共同富裕形象地概括为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笔者认为，所谓做大蛋糕，关键就是要继续坚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普惠性发展道路，重视民营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要分好蛋糕，关键是确保不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不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就是共同富裕；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伤害了做蛋糕的积极性，共同富裕之路就难以实现；如果分蛋糕的方法严重伤害了做蛋糕的积极性，就会走向共同贫困。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虽然最高决策层不断重申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没有变，以后也不会变，一再释放信号明确说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是没有吃下“定心丸”，这是为什么？主要是近期关于“分蛋糕”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有误导性的社会舆论给民营企业家带来了困惑：如果做完蛋糕后，还有一种力量可以随时决定或影响如何分蛋糕，民营企业家就不会安心，不能做到心无旁骛搞经营！

　　所以，真正让民营企业吃吃下定心丸，必须在“做蛋糕”之前就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

　　首先，必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高一次分配的公平性。通过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创造并取得合理的要素报酬，是通过一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要做到“分蛋糕”不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首先在一次分配中，要遵循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让劳动、知识、资本、管理、技术、土地等每种要素的提供者都能按照其实际贡献获得合理的要素报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所逐步建立起来的产权市场、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是确保一次分配环节相对公平的基础。但前些年也出现了土地、金融等部门通过垄断地位来获得不合理“超额要素报酬”的情况，因而要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土地和金融等部门的“超额要素报酬”，确保让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按照其实际贡献获得合理的要素收入。过去几十年来，在一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本身就是公开、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只要讲清楚，就不会影响名营企业“做蛋糕”的积极性。

　　其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二次分配的公平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但为社会转转、基本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社会资金，同时也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但是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确也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下一步围绕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试点、进一步深化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增加城市保障房和公租房供给等二次分配领域的改革，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应该是公开、透明、市场化、法制化的，不会影响“做蛋糕”的积极性。

　　最后，鼓励三次分配，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引导建立起相关的社会捐赠组织，形成成熟的、多层次的社会捐赠机制，并且强调宪法早已明确的居民财产权利，确保社会捐赠都是基于自觉和自愿的原则。只要我们把上述原则都明确了，机制、机构都建立健全了，以社会捐赠为主的三次分配必然会越来越壮大，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人性的规律。只要不拔苗助长，三次分配不但不会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反而会极大的增强民营企业家“做蛋糕”的荣誉感，进一步激发“做蛋糕”的积极性。

　　总之，只要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原则都在“做蛋糕”之前予以明确，按照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关于居民财产权利的有关精神和宪法的明确规定，强调保护居民财产权利，不伤害民营企业家“做蛋糕”的积极性，就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

　　中国作为后发的和平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过去四十年的富裕之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追求富裕的道路截然不同，而且未来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首先，共同富裕追求普惠而非平均，追求共富而非共贫。应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劳而获、盲目仇富的思想，坚决不走共同贫困的老路。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共同富裕之路，虽然也难免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要素占有不公平等现象，但是并没有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遍地的城市贫民窟等严重社会分化现象，而且从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地区都受益的普惠式增长，今后应继续追求普惠而非平均，追求共富而非共贫。

　　其次，要结合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点，多重渠道培育和壮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未来历程，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居民都变成了有产者，除了劳动所得，农民有土地流转和种粮补贴所得，城市居民很多有房屋出租所得，个体工商户有经营所得，有车、有其他生产和运输化工具者也有经营所得，知识、艺术、信息产业的从业者有知识产权所得、创作所得，全国储蓄者都有储蓄利息所得，近2亿的股票和基金持有人都有资本市场投资所得……劳动致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但是重视居民财产性收入、通过多种方式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必然使新时期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越来越宽广。

　　第三，未来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注定无法复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模式。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都存在严重的资源掠夺、贫富分化和社会问题。例如，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崛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印度等殖民地的财富掠夺基础上，即便如此，彼时的英国国内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加速了国内的工业化进程，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下层人民的生活却基本没有改善甚至更加艰难，19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的超高水平，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危及社会安定的地步；而美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离不开美元霸权和对全球资源的控制。二战以后，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仅都出现过一段中产阶级也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阶段性地出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社会。发达国家这样的阶段性 “共同富裕”是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南美等国家作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来源以及商品倾销的市场为代价的。而中国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但不会用殖民政策和全球霸权作保障，没有掠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原材料并高价出售商品，而是恰恰相反：在中国的工业化和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凡是中国从国外进口的资源和原材料都不停涨价，凡是中国出口的制成品，都不断跌价——中国后发的共同富裕道路不但惠及全体中国人，而且注定要惠及全球。

　　总之，新时期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之路，是后发的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在普遍地提升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全球创造巨大财富。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式增长模式，必须保持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积极性，无论是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还是三次分配，“分蛋糕”不能伤害“做蛋糕”的积极性，而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保护企业家精神和居民财产权利的前提下，鼓励继续做大蛋糕，并通过社会组织的发育和社会捐赠机制的建立健全，水到渠成地引发和引导自愿的社会捐赠，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