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均衡增长的症结及其缓解思路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许文立

　　1978到2011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三十三年平均9.95% 的高速增长。但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 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 年跌到7.9%，及后缓慢下滑，2019 年为6.2%，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的2020 年为2.3%。2021 年第一季度虽然同比GDP    增长18.3%，但两年平均增速继续下降至5%。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红利和产业承接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缓慢下滑，则主要由于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等因素。

　　2020年5月，中央在国内外疫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产业链断停、出口需求不确定、国内消费疲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的‘双循环’是指国内经济投资、消费与生产的国内大循环，进口与国内消费和出口与国内生产之间的国际大循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 特别是国内经济循环方面，主要是增强居民消费需求，消化和平衡产能，形 成自我循环的技术链和产业链；国内与国外之间，要稳定和保持住国际分工 协作的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强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实现国内‘生产— 分配— 消费— 生产’、国际‘进口— 投入与消费’和‘加工— 出口’以及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和相互平衡。

　　我们认为，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对于内循环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财政和房价过高对居民收入消费的转移和挤出等突出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地方财政体制出让金改革为房地产税征收以及住宅建设供给体制多元化两项改革，消除内循环中存在的障碍，实现宏观经济双循环的流量疏导和畅通。本文首先论述均衡增长在需求方面的循环症结，然后分析居民收入消费占GDP 比例反映的国民经济循环状况，最后提出疏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思路和对策。

　　一、均衡增长在需求方面的三个循环症结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下降1.6%，全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比上年下降3.9%。从长期看，过去多年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除了受制于货物服务出口内外需求的拉动力不足外，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相对收缩，而工业投资的扩张或低迷相当程度上受居民消费市场活跃或萧条的影响。

　　（一）人口迭代性消费需求收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中国人口为141，178  万人，仍然是世界各国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生育率） 在1965 至1982 年平均为20.9‰，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两个十年，分别降低到5.7‰ 和5.3‰。从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看，人口增速放缓、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性别比失衡、老龄化，成为中国人口格局的新特征。就未来人口与 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二十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会影响二十年后经济增 长速度的缓急2。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孩子数量）的高低决定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上升或下行，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低于2.1 水平以下，会带来一些人口规模、结构与消费变化方面的问题。

　　首先，少子化与新增人口收缩导致消费需求减少。二十年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意味着二十年后生育妇女数量相对或绝对收缩，新生人口迭代减少，其动态性地影响新生儿、幼托幼教、小学、中学和大学等抚养和受教育人口规模，导致这些人口在就业之前的吃穿住行、教育学习、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消费累积性回落。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收缩导致消费需求萎缩。从生产角度看，人口到二十岁左右可以从事劳动，成为生产投入的劳动力要素；从消费方面看，人 口在二十岁以后透过就业获得收入，陆续结婚生子、购房（或租房）买车，成为消费需求的主力，且未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和养老保障金不足的老人之抚养 消费，也是由这些经济主力人口转移支付的。

　　再次，老龄人口消费水平不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晚等原因， 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间的养老保障差别较大，城镇公务、事业、企业退休人口和无正式单位的退休人口，各自之间养老保障的水平也有差别。从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的趋势看，农村的老龄化速度要比城镇快，老龄人口规模要比城镇大，消费与其需求相比显得不足。而城市各类老龄人口之间保障不均，消费支出能力不一；并且，即使保障水平较完善的城镇老龄人口，与城镇中青年人口比较，消费意愿和收入消费率也较低。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收缩仍然是影响消费需求下行的最主 要因素，其有着每年萎缩的需求规模、过程呈现为连续迭代性收缩、长远来说累积量愈来愈大的特征。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2.1 水平以下的拐点为1991 年， 滞后二十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引起‘经济主力人口— 就业— 收入— 支出— 消费’经济活动链条的关联性收缩。2012 至2020 年，迭代性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造成每年累积性收缩的消费规模占当年居民总消费比例趋势如图1（左） 所示。可以看出，2012 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按照当年劳动力人均收入和居民收入平均消费率，可以计算出每年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支出收缩以 及往年累积性收缩所损失的消费规模，其走势是消费支出收缩占当年居民总 消费的比例愈来愈大。

　　我们可以用2001 至2015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2021 至2035 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减少和迭代累积收缩消费规模，按照人均GDP 翻一番的目标并考虑适当提高居民收入在GDP 的占比，从而相关地模拟出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以不同收入水平时不同的收入消费率，模拟计算和观察未来走 势。从2021 年开始重新计算，到2035 年劳动年龄人口迭代性收缩造成的累积性消费收缩规模占当年居民总消费比例趋势如图1（右）所示。可以看出，未来的十五年，人口迭代收缩导致的消费需求收缩年规模要比2012 到2020 年大， 其消费迭代累积收缩占当年居民总消费规模的比例也要大得多。也就是说， 即使未来能够用智能制造和经济数字化等方式，替代劳动力的持续减少，保 持生产能力不变甚至更加扩大，但如果人口的消费需求持续迭代累积性收缩， 那么，教育、知识、技术发明、技术产业化等形成的更多产品和服务都无法 由人口的消费需求所平衡。

　　（二）出口需求相对收缩的趋势

　　一个国家可以透过扩大出口占GDP 的比例来替代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从而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反之，如果出口需求回落，则需要更多的国内消费替代来平衡产能过剩，实现均衡增长。在开放条件下分析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特别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是进口替代满足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时，不仅要看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最重要的指标还要看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例。

　　中国在1978 年的出口总值为168 亿元人民币，仅占当时GDP 的4.56%。如果我们将发展中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额占GDP 的20% 及以上，看成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那么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阶段，如图2 所示为2000 到2015 年间，中国出口额占GDP 的20% 及以上，其中最高是2006 年，出口总值为77，597 亿元，占GDP 的35.36%。而2020 年出口总额为179，326 亿元，占GDP 比例下降到17.65%。实际上，出口额占GDP 比例的下降，意味着出口需求的减少；持续的减少则表明出口需求在中长期对过去形成的出口产能造成收缩压力。

　　图2 表达的是中国发展以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外循环为主的战略转型。从工业化的阶段看，1978   年，特别是二十世纪80   年代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战略，使中国从满足内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转型， 到2000 年开始成为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国家，这一阶段持续了十六年（2000-2015）。而从2016 年开始，又从外循环为主的工业化模式，重新转向了满足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未来中国外循环的世界经济端看，首先，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竞争中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并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制造贸易摩擦，意图通过‘去中国化’加快本国经济恢复和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空心化’的突出问题，因此，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加快推 动制造业回流，如美国提出积极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科技等高附加 值制造业，重点发展超低碳汽车、生命科学医药以及尖端制造业；法国提出 建立战略投资基金，用于发展能源、汽车、航空等战略性产业。发达经济体 的新型制造业战略在短期内虽然对中国的影响较小，但长期来看可能挤出中 国制造业产品的海外份额；并且，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显著， 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反倾销和设定其他门坎等新型方式，加大了全球贸易 中的贸易摩擦。

　　其次，从相对上升的制造业成本和外部贸易条件看，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又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低成本优势的竞争以及贸易摩擦方面的阻碍。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后期中国出口成本竞争的国际比较看：劳动力成本失去优势，能源成本不低，出口产品税费成本相对较高，出口成本普遍愈来愈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方面还向发达国家的成本水平靠近。除了成本竞争外，印度是对中国提出贸易摩擦诉讼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类别重点是反倾销案），增加了中国对外的贸易障碍。

　　（三）土地出让财政与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

　　中国土地财政与单一渠道的住宅开发、建设和销售体制，几乎转移了农村居民应该得到的绝大部分土地交易收入，而高房价又转移了城镇购房居民和一部分到城镇购房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因此，居民对一般工业消费品的支付能力受到这种扭曲体制的挤出。从国民经济消费与生产均衡增长方 面看，这是2012 年以来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和增长速度逐年下行最重要的压力来源。

　　作为一个发展中和二元体制转轨国家，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农业增加值占GDP 比例下降和经济结构工业化、农村和城镇计划经济的市场化诸过程，使土地资源需要从农村城郊和农业向城市和工业不断转移和重新配置。1991 到2020 年，随着城市和县城扩大，独立工矿、交通水利等建设，地方政府从农村和城郊农民集体中累积转移了20，088 万亩土地，其中协议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部分为7，957 万亩，累积获得了588，815 亿元的出让金，而补偿给农村农民的不到累计土地出让金的5%。这种体制在‘收入分配— 消费支出— 生产供给’流程上，按照政府最高征收交易税40% 来分配，使得1998 到2020 年农民应该得到的353，289 亿元土地财产性收入被地方财政转移。1992 到2020 年，土地出让金总额占全国全部财政收入比例由0.45% 上升到25.64%。

　　城镇住宅体制方面，先是在1998 年进行了实物分配转向商品化和货币化分配的改革，自此之后绝大部分住宅建设、供给和销售由房地产开发公司主 导。从2000 到2020 年，除单位自建、政府棚改房和小产权房外，城镇累积建设销售商品住宅180 亿平方米，累积销售额为194.16 万亿元；价格从每平方米1，948 元增长到每平方米10，100 元，年均房价复合上涨率8.58%。为了消化地价不断上涨，新建住宅的平均层数从2000 年的平均4 层左右增至2020 年的37.5 层左右；房屋价格构成中，政府出让金和各种税费约为60%，建筑成本约为27%，房地产商和建筑商利润约为13%；城镇和农村居民房价收入比年平 均分别为9.25 和28.27，而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提倡的居民房价收入比以3 到6 为合理区间，城镇居民刚性购房负担很重，而农村居民按其收入水平需要倾其所有储蓄并借款才能购买城镇商品住宅。即使房价收入比以6 为合理值，保守估算地方财政和房地产商通过高房价部分累积，多转移了城镇居民收入398，986 亿元。

　　我们按照不同时期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消费率估算，由于土地出让财 政（1992-2020）和高房价（2000-2020），分别挤出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可支出能力277，694 亿元和271，646 亿元，累积挤出居民消费可支出能力549，340 亿元。挤出居民消费规模占当年居民支出消费规模的比例，从2000 年的5.09% 上升到2020 年的24.37%。

　　2013 到2020 年间，工业产能过剩规模从70，983.77 亿元扩大到131，523.5 亿元，但从图3 所示的劳动人口迭代性消费需求收缩、出口占GDP 比例下降、土地财政及高房价挤出消费可支出能力看，其对工业产能过剩的贡献年均分别为5.86%、6.84% 和51.23%。其中，房价对消费挤出影响工业产能过剩的权重最大，并且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出口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权重在2013 至2019 年在10%  上下，但2020  年出口需求增加消化了国内的部分产能；人口迭代性消费收缩虽然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缓慢，但时间愈长，影响会愈大。

　　二城乡居民工业财富需求与居民收入消费占GDP 比例

　　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主要由劳动者从事不同的劳动密集型工作来满足， 当服务业需求不足时，主要表现为从事服务业劳动者职位流失，而闲置的商店、酒店和餐馆等与工业设施相比较容易被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工业产能过剩则体现为工业用地、厂房车间、加工机床、生产线、库房料场、原料货物、运输车辆等重型资产被闲置，市场在短期内无法予以出清。已有的研究和经验数据说明，从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社会的转型中，城乡居民对工业化物质财富的巨大需求，使生产变得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经济会处于高速增长的时代；而当工业品需求已经满足，工业化进程结束，进入服务业化社会，随着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

　　（一）未来十五年居民追求富裕生活的巨大需求

　　2021 年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了中国到2035 年的远景发展目标。中国城乡居民从满足生活小康到了追求舒适富裕的时代，产业 发展也到了从一般消费品工业化转向财富和资产性工业化的阶段，中国城乡居民对制造业和建筑工业还有巨大的需求。实际上，经济发展到达甚么水平，不仅要看人均GDP 水平，还要看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 的比例；工业化进程是否已经结束，不仅要看经济结构中工业周期性产能过剩、工业和服务 业增加值比例的相互变动，还要看城乡居民享受工业时代财富的程度。我们 认为，从发展水平看，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 的比例过低；从发展阶段看，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享受工业时代财富的程度只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城镇户籍人口以住宅质量和汽车拥有量等参照和指标看，也只是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产能过剩和服务业比例提前攀升，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受前述扭曲体制的转移和挤 出，因而对工业品，特别是对资产性工业品购买能力不足。

　　第一，农村居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水平，只到了工业化中期略过一点的阶段。从2019 年农村居民家庭一般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占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量来看，分别为照相机（11.8%）、微波炉（32.3%）、抽油烟机（35.5%）、计算器（39%）、空调（48.1%）、热水器（73%）、洗衣机（92.9%）、冰箱（95.7%）、彩电（95.9%）。可以看出，洗衣机、冰箱和彩电，农村每百户拥有水平与城镇居民接近，但是照相机、微波炉、抽油烟机、计算器、空调的拥有量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热水器也只接近城镇居民的七成；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空调、热水器、抽油烟机、微波炉、洗衣机、冰箱和照相机的需求增长弹性，是城镇居民收入需求增长弹性的2.4、4.6、3.8、8.4、2.4、2 和2.54    倍5。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和收入增长后的需求弹性看，农村居民拥有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数量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质量、规格和功能方面的水平更是相差较大，并且拥有量中从城镇淘汰的二手耐用消费品比例也较大。因此，随着其收入水平提高，对一般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弹性也较大。

　　第二，从家庭汽车拥有量和使用看，中国农村刚刚进入‘汽车社会’门坎，城镇也只是刚进入汽车社会的前期。汽车与一般消耗性耐用消费品不同，对一个家庭而言，它属于资产性工业品，是生活水平向舒适和富裕迈进 的象征。一个国家进入汽车社会的门坎是每百户拥有汽车20 辆，成熟的汽车社会为每百户拥有汽车150 辆。就国际比较看，2019 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俄罗斯每百户汽车拥有量分别为200、150、153、150、100 辆6，中国2019 年居民家庭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35.3 辆，城乡分别为43.2 辆和24.7 辆。中国汽车的居民收入需求弹性在2 左右，远高于一般耐用消费品。如果2035 年每百户家庭汽车拥有水平达到135 辆，全部汽车保有量（一个地区拥有车辆平均数量）将达到11 亿辆，其中家庭汽车将达到6.6 亿辆。2021 到2035 年间，家庭汽车保有量需要年均增长9.13%，考虑到年保有量减去每年汽车报废退出的数量，家庭汽车生产和销售需要年增长11%。

　　第三，住宅资产需求和住宅资产更新需求，即城乡住宅建筑工业化和住宅建筑再工业化重建的需求很大。从城乡家庭住宅拥有和居住的面积及舒 适度作总体评估，中国农村处在建筑工业化时代的前期，城镇也处在中期略 过一点的阶段。从居民居住面积的国际比较看，中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目前美国人均居住面积为67 平方米，欧洲为40 平方米，日本为33.5 平方米， 韩国为28    平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中国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9.8 平方米7。然而，中国居民居住水平在以下一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推进住宅建筑工业化进程，并且可能需要进行住宅建筑再工业化。

　　农村民居在房屋质量、功能组合、居住舒适度、屋内家具、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处于住宅建筑工业化的前中期阶段。具体来说， 农村住宅安全方面存在着水泥标号低、钢筋粗细不达标、钢筋质量不高、地 基处理不稳固等问题，屋内装修、家具等提供的舒适和便利程度不高，居住 功能方面，相当多农村宅院使用煤炉土灶，蹲坑旱厕，无洗澡间，冬夏季节 房屋保温隔热性较差，排放污水、垃圾收集、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配套水平 很低，供水饮水、小区环境、停车出行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也不高。

　　此外，中国城镇住宅可能需要建筑工业再建设。中国城市住宅建设与国际比较，由于行政垄断抓拍卖的土地成本愈来愈高，以及房地产公司单一的 开发建设销售供给体制，导致住宅建筑的高层化和超高层化，对城镇的居住 形态造成的影响包括：一是大部分地面商业街巷消失，实体工商业创业、就 业机会减少，人际交往被立体割裂，楼高间距密集，阳光采集不均匀，消费 模式趋于在线化，生活有远离大地之感；二是高层化和超高层楼建筑大多使用普通钢筋（不含锰、钒），钢筋框架劳损、水泥玻璃已届寿命期、外墙层脱落、电梯老化、消防难度较大等，给居住安全带来隐患，并且风险愈来愈大， 甚至需要拆除重建。因此，中国农村住宅的建筑工业化需求还很大，城镇中的许多高层和超高层住宅也存在着拆除后中低层化改造重建的巨大需求。

　　（二）居民收入消费占GDP 比例过低的循环失衡

　　政府、企业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占GDP 的比例高低，实际上反映了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政府和企业收入分配比例高时，投资和产出循环中基 础设施和资本品生产可能较多，而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高时，产出和消费循环 中消费品、家庭汽车和住宅（居住性）的生产和建设相应较多一些。前者扭曲程度较大，会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比例较高和地区 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占GDP 的比例并不高。依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以及财政等其他有关部门的数据计算，政府全口径财政收入占GDP 比例，1995 年最低时为15.74%，2013 年最高时上升至36.95%，2020 年下降到32.30%；城乡居民总收入占GDP 比例，1982 年最高时为61.9%，2013 年为41.92%，2020 年上升到44.36%；城乡居民总消费规模占GDP 比例，1982 年最高时为51.02%，2013 年为30.26%，2020 年受疫情影响继续下降到28.8%。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实际占GDP 比例多少？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公布的数据，与其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和学术界研究估算的数据间，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2018     年数据为例，从居民收入分配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全国居民总收入为429，560 亿元， 占GDP的43.54%，其中工资性收入总额为220，455 亿元，只占GDP 的23.98%。国家统计局核算调整后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599，371 亿元，占GDP 的65.2%。二者之间相差21.66 个百分点。从居民消费数额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的全国居民总消费规模为277，114 亿元，占GDP 的30.78%，但按照其支出法核算的居民总消费规模为354，129 亿元，占GDP 的39.33%。二者之间相差了8.55 个百分点。

　　为甚么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和总消费部分占GDP 比例，国家统计局核算值与抽样调查值均发生了如此大的偏差？原因在于：一是2020 年农业生产增加值占GDP 比例7.7%，但投入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为25%，其中非商品化生产占很大的比例，一些发达国家不计入的散、小、微和低质量生产活动，在中国被计入了居民收入和GDP8；二是中国2019 年工资分配部分占GDP 只有24.35%，非工资收入占劳动者报酬的一半左右，说明与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产方式的组织化程度还很低，一些发达国家不 予以计入的居民非工资性及贫困线以下零散收入，在中国也被计入了居民收 入和GDP；三是如前所述，1992 到2020 年，土地出让金占政府总收入的比例大幅提升，国家统计局核算时没有将其计入政府部分收入项下，而是用其他方法将其平衡计入了居民收入项下。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土地产权明晰和居民房屋出租比例高的市场经济国家，与中国将土地交易等收入大部分计入地方政府财政不一样，除了土地交易中的政府税收外，它们大部分土地交易和房租收入确实流入了住户部门，而没有流向政府财政。

　　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看，出现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似乎结束、国民经济房 地产化和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被挤压的问题：

　　第一，2011 到2020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例快速下降，国民经济房地产化和金融泡沫化。生产结构中， 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 比例分别从6.7%、5.7% 和6.3% 上升到7.2%、7.3% 和8.3%；经济脱实向虚，国内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高利润， 提高了制造业的融资成本，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也抑制了 国内制造业的市场空间，致使制造业过度向东南亚转移，外资制造业或者向 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回归母国支持再工业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例最高的年份为2006 年的32.45%，2011 年为32.06%，2019 年下降为26.77%。

　　第二，同期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上升，通过低补偿征用农村农民集体土地、高价供给土地和高房价，过度转移城乡居民可支配收 入。分配结构中，虽然政府收入占GDP 的比例稳定在高水平上波动不大，但其中土地出让金占比则从19% 上升到25.64%，居民收入占GDP 比例从39.9% 上升到44.36%，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和高房价转移城乡居民收入规模从33，577 亿元上升到102，463 亿元。

　　第三，同期出口需求持续回落，房屋购置需求强劲，工业品需求不足。出口额占GDP 比例从25.25% 下降到17.65%；由于消费需求被土地财政和高房价所转移和挤出，工业产能过剩131，523 亿元，其中消费品产能占过剩总产能的一半左右。居民购置新建住宅支出占GDP 的比例从9.88% 上升到15.21%，国民经济需求在消费低迷和出口回落后进一步房地产化。

　　三疏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思路和对策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展望，2021 至2035 年间，中国居民将从一般小康生活转向舒适、资产和富裕的追求，农村一般耐用消费品满足，汽车社会的发展，农村居住质量提升和城镇住宅中低层化重建，城乡居住公共设施配套建设，还有巨大的消费和资产需求空间，将推动和深化中国制造业和建筑工业化的进程。对外开放方面，中国需要通过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流通、运输等成本，调整出口产品升级，扩大对外服务贸易规模，疏通在线线下中国贸易管道，形成第三方中国来料来件加工生产，等等，从而提高中国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从消费和生产均衡循环方面推动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一）农地市场化征收与房地产税逐步替代土地出让金

　　首先，大幅度压缩农村土地低补偿征用，开征房地产税，将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流程逐步改革为征收房地产税管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和降低住宅建设用地价格。按照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住宅、商业和工矿用地不再属于公益用地征收范围，即使是公益建设用地也应当按市价征收农村土地；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再经过征用为国有后才作为建设用地出让，改为实行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同价并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购置土地者向出让土地的农村集体农民支付交易款，政府按一定比例收税，其余按照宅基地、承包耕地和集体其他建设用地分类，在农村村民与村集体组织之间进行不同比例的分配。

　　其次，对城镇自然人和法人目前使用的城镇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的有使 用年期的房地产，以永续使用产权换取政府的征税权。不含土地出让金的各 类集体产权、军产、工业产权、房改房等，率先进行改革，并且只有一种选 择，即国有和集体土地永续使用权改革，按规定交纳房地产税，予以合法化。大多数国家政权为三级政府，转轨国家宏观税负率大体平均为29%，我们假 定合适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0%，财政总收入上，中央、省和县（包括县级市） 各自比例为55%、15%    和30%，一般房地产税占县级地方财政的60%。按这些参数，2020 年GDP 为101 万亿元，若是房地产税体制，县级地方政府应征额为54，000 亿元。以此为基数，假定房地产税部分收入年平均增长为4.5%，从2022 年开征并小步快走到2027 年改革结束，通过开征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的过程如表1 所示。政府即使对过去的出让金部分适当退税，城镇住宅税和经营性房地产持有税，再加上房屋和土地交易税，完全可以将多少不稳定和 地区不平衡的地方土地出让金财政管道，扭转为数量较稳定和地区间较平衡 的房地产税及其交易税管道。而房地产税的80%，来自于持有房地产的多套 房阶层和有稳定收入的其他中高产阶层居民；原来几乎由地方政府全部拿走 的土地交易收入，至少65% 留给农民。

　　再次，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另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放宽住户建房、合作建房，加大政府低价房和廉租房的供给，改革住宅只能由‘政府供地— 政府准入— 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销售’一条管道垄断性供给，形成住户自建、合作建设住宅、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销售等竞争与政府补充的多元房屋供给市场。土地和房屋市场方面，放开农村宅基地资产化和市场化配置，城乡土地宅院和房屋可以双向交易置换，在城镇中形成多元建设销售的住宅供给市场，逐步将住宅房价收入比降低，平抑房价到合理的水平上，缓解高房价对 城乡居民收入的转移和消费的挤出。

　　（二）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与扩大农民土地使用权利

　　政府必须实施农村土地的资产化改革，明确和给予农民实质性的土地使用财产权，以地为本，提高农民种地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具体需要推进的 改革：一是农村农民的承包地，在一个时点上规定不再进行土地的无偿调配， 缺少种地劳动力的和不愿意种地的农村家庭，与村内外愿意种地的家庭，通过承包地的市场化交易，向种田家庭农场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二是农村农民的宅基地，同样在一个时点上规定不再进行无偿配给，村内缺少宅基地家庭、愿意扩大宅院面积家庭和村外愿意到本村居住的家庭，与村内外出工 作、居住宅地闲置的家庭和老人去世、空出宅地的家庭之间就本村宅院存量， 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余缺调配。

　　从农民能够使用土地角度出发，废除土地计划指标管理，鼓励农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给予农民农村土地的投资权、建设权、创业权和经营 权，落实农民对农村各类土地的使用权和发展权。农民住宅建造允许三层楼 高，家庭宅地面积原则上不进行行政控制。农村和集镇不宜建设几十层高的 住宅楼，鼓励中低层住宅和宅院建设，随着农民收入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可提 升为别墅。允许农村村民，包括城镇居民，以适当的价格购买农村的荒地坡 地，建设‘一户建’住宅，包括城市居民合作建设多层住宅楼。实行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鼓励以地为本的创业投资，允许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小加工厂、餐馆、客栈、加油站、大棚、仓库、禽畜场；大规模清理和废除农村土地、规划、建设等部门对农民使用土地的过度管制条款；放宽农民建设农 业设施的各方面限制，当地村集体和最基层政府要及时和超前规划。

　　（三）推进城乡人口、要素和资产的双向流动和置换并适度集中

　　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和宅院的城乡双向迁移、流动和置换，是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减少贫困人口、缩小收入差距的最佳途径。一是人口、劳动力和人才城乡双向流动。除了放宽300 万人以下城市户籍向农村人口迁移的现行政策外，应当彻底放宽所有规模城市对迁移人口和户 籍的限制。二是城乡资金双向流动。向农村流动的不仅是财政资金，还应当 有信贷投资和社会投资资金。农村土地资产化改革，使各类土地可以交易和 定价，从而能够抵押和转让，获得信贷资金，吸引社会投资，实行市场化运 作，将资金投入农村农场、林场和牧场规模化与现代化建设，农产品加工等 第二产业和旅游业等服务业，以及水利、土地改造、生态环境、新小区建设 等项目，全方位地振兴和发展农业和农村。三是城乡土地要素和宅院动态合理互换配置。允许进城定居而农村宅地闲置的家庭将其出售，出售对象不限于农村村民，鼓励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院并改造翻新；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土地使用财产权或者部分股权，兴办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农场、牧场和林场，包括投资入股和购买经营加工和旅游等用地，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放宽城镇住宅购置限制，农民可以通过自己宅地、耕地和林地等财产使用权的交易收入，到城镇支付购置城镇房屋的首付或全价款。

　　城乡人口、要素和资产置换，需要在城郊、小城镇和小集镇适度地集中。首先，城乡双向流动在城郊相互交汇融合。城郊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既是城市功能外延和扩展的前沿，城市产业辐射、技术辐射和人才辐射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又是农村劳动力、资源、资金进入城市的第一站，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其次，城乡双向流动在农村本地适度交汇和集中。有学者研究建议：一是可借鉴英国以原有农村集市功能逐步完善为基础，按0.1 至2.0 万人的规模规划集镇；具体以县为单位，将小城镇、村庄建设与传统农村集镇有机结合， 作出详细定点空间规划；规划强化产业支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完善、配套服务健全、特色鲜明，能启动产业、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二是国家采用财政激发分类投资的策略：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投资建设连接乡村间的公路、电网、环保等设施，以及学校、医院、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为原动力；驱动各级地方政府筹资建设垃圾、污水处理，供水、供电、供气等设施；激发镇政府、村集体、开发商、住宅合作社和私人建房者负责建设集镇内的住房、交通、水电气、通信、网络、商城等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三是依托当地资源，实施‘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个村庄培育和发展一个特色产品，一个城镇投资和形成一个产业）战略，形成各具特色的集镇产业结构；国家鼓励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转移到乡村，就地取材，减少运输成本，为 乡村振兴提供产业基础，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增收bk。四是如前所述，  允许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有价转让，鼓励农村住房宅地与集镇商品房置换，以集镇住房价格优惠政策吸引农民自愿进入集镇居住。小集镇和小城镇也应当放开宅地和住户交易，吸引城镇居民到此创业、居住和养老。

　　（四）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国家需要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改革， 较快地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 的比例达到合理的水平。至2035 年，将居民收入从目前占GDP 的45% 左右， 逐年提高到65%；居民消费占GDP 比例从目前的29% 左右，逐步提高到50%。

　　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其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很大，低收入人群规模不小，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完成，估计还有至少十五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结构上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于GDP 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2021 至2035 年间，居民收入应当翻一番半。居民收入与GDP 同步增长无法扭转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过低的偏差，实践中需要将居民收入与GDP 同步增长的提法，调整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GDP 增长速度。在此期间，计算的低和高两种方案的GDP 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7% 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两种方案，年均分别应当增长7.14% 和8.17%，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应当超过GDP 增长速度1.8 个百分点，才能将居民收入提高到占GDP 65% 的标准水平。

　　因此，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时，以2019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2021 至2035 年间居民消费规模低方案分别从2019  年的30.23  万亿元扩大到91.13  万亿元和106.21 万亿元，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平衡产能过剩，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并且消化一部分关税降低后国外扩大的产品进口，保证未来十五 年有一个宽松的国内消费需求环境和条件，改变以往经济建设和投资拉动经 济增长的模式，形成以人民生活和消费需求为主要内容和基础动力的经济增 长模式，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本文原发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21年双月刊8月号上。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