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在整个顶层设计中，政府原本想依靠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来解决教育、医疗和住房这所谓的“新三座大山”问题，就像四十多年前成功的依靠市场和资本（引进外资）解决了普遍贫困问题。但是由于资本的过度逐利性、商业化和短视化，与教育、医疗、住房所具有的长期社会属性不相匹配，暴露出了很多恶劣的问题。当问题逐渐暴露后，高层就开启了一个看似强硬的去资本化过程。但是这样的去资本化，在这三大领域与国际资本市场关联非常密切的背景下（在美股上市的中概股有大量的教育和医疗公司，而房地产公司有巨大的外债），所造成的中概股和中资美元债的巨大价值重估，或者说是价值塌陷，可能会加速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脱钩。
然而这可能已经不是高层重点考虑的问题。站在一个国家层面，贫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普遍贫困问题解决完之后，下一个一百年要做什么？国家统一，共同富裕，民族复兴。这是国家的大战略，这是投资要看的第一趋势。这里有一个大的逻辑：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组合耐人寻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权重可以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本意是想通过市场经济解决增量做大的问题，然后通过社会主义解决存量分配的问题。可以说，在整个政策设计的逻辑主线里，现在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组合权重进行调整的时候了。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要看最终的目的，是效率还是公平，是鼓励先富还是抑制后富。回头来看，十八大是市场经济话语权的最高峰；自十九大后，高层的话语体系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做宏观的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刻内涵。当下，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以后，下一步就需要解决相对的贫富差距问题，还有一系列民生问题。这是两个一百年交汇处必然做出的选择。去资本化可能是第一步，然后重新考虑可市场化的边界，或者全部国有化，回到大一统的模式。
对于新三座大山，国家本来是想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尤其是十八大，将市场经济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单靠市场和私人资本无法解决新三座大山问题。那么就自然而然的回到社会主义，这是本能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反应：市场经济负责效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搞钱激发人的积极性；社会主义负责公平，受教育、被医治、有容身之处，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四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在融合和冲突的矛盾关系中前行，显示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另一种韧性和张力。恰恰就是这种张力，成就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成果。然而，如果这个韧性空间和张力一旦消失，就很可能发生巨大的“制度内卷”和历史回潮。这个不宜盲目论断，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动力学上，很多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
在顶层设计者的叙事体系里，现在的改革都是硬骨头，容易改的都改过了，现在每一项改革都是攻坚战。原因何在，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涌现出了各种靠金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改革的航船进入到了一个灰色地带，一个复杂不确定的“量子世界”，很多问题都是不同属性的叠加态。简单的问题容易解决，但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叠加态，政府和市场的叠加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改革的深水区、“无人区”。医疗体系为典型代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处理好的。因为医疗这种产品，既不是单纯的私人物品，又不是单纯的公共物品，而是一种叠加态的产品。这种领域的改革最难。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进行准公共产品和社会企业的研究。因为将来很多问题，全球的，国内的很多问题，包括健康、环保、气候、社会稳定等很多严重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和商业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公共部门，也不能单靠商业企业，应该有一个“第三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超越传统经济学思想认知的，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很难做出解释，前者要否定理性人自利的基本假设，后者要颠覆“计划委员会”的计算模型。做到这两点都很难，都是对“致命的自负”的破执。
中国经济发展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做法就是通过市场化的方法解决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计划经济是供给不足的，市场经济是需求不足。市场化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改革初期我们常说的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明确责权利，尤其是最大化的缩小最小利润核算单位，中国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会激发出无穷的积极性。所以在中国改革最成功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最小的独立核算单位，市场经济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却无法单纯的用市场经济，用“一包就灵”的方式解决。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私混合品，其供需体系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难题。即使是建立“市场经济+社保体系”多年的看似比较“完美”的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做法也广受诟病。比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几乎也处于一个无解的状态，无论是采取全民医保还是发展私人医疗产业，都无法解决问题，一直是众矢之的并倍受诟病。这种既有社会属性，又有商业属性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种灰色地带的存在，既无法完全依靠政府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又无法完全采用市场经济通过商业利益的无形之手解决，这些给了经济学、政策科学一个极大的棘手问题。
在十几年前，中国政府希望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主要是教育和医疗），通过改善和扩大供给以解决新社会的“三座大山”问题。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这三大民生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而且还进入一种“内卷”状态。中小学生在各种校外辅导班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房地产不仅没有房住不炒，一些金融资本（炒房团）反而在房炒不住，一线城市的房产成为了金融衍生品的标的资产．．．．．．
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
第一，这几个领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和正的外部性，主要是医疗和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完全标准化，信息的主导权在供给者。如果完全以市场和商业利益为导向，供给方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信息优势做出不利于需求方的行为。用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就是这几个领域无法用合同明文覆盖的地方非常多，以至于导致“市场失灵”。恰因为如此，由于无法完全用市场机制的约束激励手段，人们才用了“道德情操”和社会舆论的“补充协议”，称医生为“白衣天使”，称教师为“人类园丁”，企图用道德层面的激励约束，弥补市场和商业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越是强调道德的领域，越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领域。然而道德是个软约束。
第二，中国现阶段的资本感觉没有耐心，缺乏一种长期主义和社会担当的气质。它们最关心的一是能不能实现指数级增长（客户数量或营收），二是能不能以最快的时间登录资本市场。这两大诉求，恰恰最不适合做教育和医疗，因为教育和医疗的服务本质是生命的精神和生理，而生命是无法用商品的标准度量的。资本的这种短期逐利性，会促使公司在运营中加大教育的焦虑传播，医疗器材和医药价格被虚高定价，腐败横行，最终导致教育内卷化，医患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而房地产资本，在土地—住房双轨制下，既是土地财政的终端，又是一个典型的债务型资本。他们一方面助推了房价泡沫（捂盘屯地），另一方面制造了巨大的债务风险，给金融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这三大领域的改革仍然采取了双轨制的模式，体制内有公立医院、公立教育、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体制外可以设立私立医院、私立学校和商住房，两个轨道，两种价格。然而同所有的双轨制一样，在发挥正面作用的同时（比如保持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存在较大的负面效果。一是市场化和商业利益对公立机构的“挤出”，由于体制内外的薪酬待遇差距较大，大量的体制内人才被吸引到体制外，这个在教育行业比较突出。二是寻租和腐败，医疗行业比较突出。三是与金融投机资本结合，扭曲定价机制，造成金融和社会不稳定，这是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现在政策层的态度大转向，估计是认为在这三大领域采取产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的方式，效果非常不理想，可能犯了“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靠社会主义还是靠市场经济？顶层设计者可能正在重新考虑。但是，这么大的政策急转弯，造成的后果也需要高层去掂量。这些后果包括：
1，数以亿计的人口就业问题。
2，资本市场的巨大波动，尤其是全球资本市场对中概股，对中资美元债的预期和信用评级。将来吸引外资可能是个大问题，当然高层可能已经不在乎。
3，重新回到完全靠国有体制和社会主义的模式，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能跟得上吗？国有体制的腐败问题、效率低下问题如何解决？当然，除非高层不在乎效率，只在乎公平。但是没有效率，何来真正的公平。
4，资本受到伤害，从此可能对政策失去信任。过剩的资本为了躲避政策风险，逐渐从实体经济领域退出，到二级市场追求交易性和流动性强的机会。
5，社会仍然有对私立教育和医疗的需求，也有对高端住房的需求，这些需求还是得靠私人资本来满足。
因此，简单的去资本化，政策的急转弯，造成的冲击非常大，可能只会解决一些短期问题，长期的根源问题还在那，最终靠什么来解决？当初供给不足的问题，解决依靠的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货币化，采用市场经济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的介入，可以说在缓释供给压力层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问题暴露的也特别多。那么究竟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呢？市场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当然认为是市场化不足，政府干预的过多。这个认识并不全对，而且带有极强的形而上学色彩（市场化不足可以用来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完全的市场化存在吗）。
因为这三个领域从技术属性上都是很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正外部性），它们本质上是一个混合属性的社会产品，供给机构的形态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企业。在这个时候，学者们应该摈弃对市场经济的过度迷恋情结，更不能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致命自负，而是需要客观认识到现实的种种约束，从第三条道路出发，从社会企业的本质研究和政策科学的机制设计中寻找答案。对于这些领域的私人资本，去资本化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法治和行业自律及整个社会道德认知的提高去解决。这一切，都需要少一些焦虑，多一些耐心。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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