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怎么才能读懂中国经济—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的思路与进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国民经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2021年二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发布与研讨会7月23日在北京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举行。这是实验室主任周天勇教授在研讨会上对这两三年二元体制经济学分析思路、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总结。  

　　我从2017底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一个中高速度上，2018年看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发现许多预测增长的模型有它们的重要缺陷：其暗含最基本的条件是一元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中国有许多非竞争性的体制和场景。从2018年中开始思考，能不能寻找可能能够解释中国这一二元体制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奇迹，内在地刻画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展望改革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长等方面的学理分析思路、逻辑框架和可用方法。这里将我们近两三年学术上思考和讨论的进展报告一下，供大家分享。

　　从分析的逻辑起点上，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到现在为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还在进行。从1978年以来到今天，中国还是一个计划行政与市场调节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经济学的分析，有其客体。现代经济学分析客体，其暗含的假定结构是经济结构是成熟的，经济市场体制是既定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分析对象是结构转型中的国家，其绝大多数体制上是向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和扩大；当时为了应用于东欧各国、独联体各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形成了转轨经济学，因为这些国家是瞬时转轨，时间在5年左右，这些快餐式的经济学，从理念、逻辑和方法等方面，流派较多、方法各异，可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逻辑体系。

　　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先从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计划体制逐步收缩、市场体制逐步扩大的释放，时间为20年左右；另外一个20年，二元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和胶着，现在处于胶着阶段；最后可能从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期望10年完成，或者15年，也可能更长。

　　可以说，中国既正在进行结构转型，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也正在进行体制转轨，从二元的计划市场并存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一个双二元转型的国家。

　　对中国这样一个双二元结构和体制转型国家，建立经济学数理刻画分析方法，能够针对性地分析特殊的场景，国外经济学研究投入力量不多，领域比较小众，即使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许多人也没有亲身亲历体验，可借鉴国外经济学研究现成可用的方法供给稀缺。

　　从中国产品、要素和资产三类对象的改革顺序逻辑看，先是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比如乡镇企业的产品可以向市场上出售，国有企业产品的一部分也可以向市场自由出售，计划内和计划外调拨并也可交易，包括价格，实行双轨制。

　　从要素市场化看，先是资金拨改贷，建立资本市场，资金市场化改革；中是农民工外出务工，国有企事业用工制度改革，劳动力要素市场化；后是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无偿划拨改革为有偿出让，只是政府出让部分市场化，范围特别狭窄。比如农村宅基地就是生活资料，承包地是生产资料，基本没有农村和城镇土地竞争性的一级和二级市场。

　　从资产化改革方面看，只有城镇住宅、商业楼和办公楼商品化了，是资产。而农村的住宅是生活资料，不是资产。形成了经济资料和市场化资产不同这样的二元体制。

　　这也是一个先后逻辑，其实学术界可能忽视这个顺序逻辑。渐近改革、不同阶段、顺序先后，形成了中国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变迁过程。这样一个格局下，体制改革与国民经济间是一个什么样内在的数理关系？可能还没有找到一种视角和方法，比如要研究某项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只能定性猜测，找不到适用的模型。   

　　二元体制存在着计划行政与竞争市场间的扭曲，但是在二元体制中存在着大量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他们通过其动机和行为可以能动地去纠正二元体制的这种扭曲。如二元体制中的户籍管制、信贷歧视、土地不能交易等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其纠正可以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暂住务工、国有企业将从银行贷到的资金转贷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利用村庄的土地生产销售商品等。由此农民工获得了务工工资、民营企业得到了利润、土地实际上贡献了地租。如果影响各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扭曲得到了纠正，就会减少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

　　有相当多的扭曲是不能被纠正的。农村土地不让市场交易是一种扭曲，但农民创业办一个乡镇企业，通过与资本结合与劳动力和土地组合，形成生产力，生产商品，到市场上销售，实际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也被市场化了，形成了投入和产出。

　　但是，由于农村土地计划配置、征用体制、用途管制、规划管理等，没有用地指标、土地被政府征走、不能改变用途、没有建设权和交易权。农民变通建设的工厂，以违法违规建筑拆除了，其劳动力与土地不能组合形成生产力，没有产品到市场上去销售。这就是土地不能市场交易配置这一扭曲，不能被追求经济利益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所纠正。

　　因此，二元体制扭曲，是二元体制经济的一个常态。    

　　二元体制经济学分析，最为关系的是要定义一些重要的范畴，这些经济学范畴间前后联系，形成分析逻辑框架各个重要的节点。如我们已经提到了“二元体制”和“扭曲不可纠正”两个范畴。这里我们再来看其他重要的范畴。一个关键的范畴，也是变量，即市场竞争标准值与非市场状态实际值的差值，可以简称为“体制扭曲差值”。体制扭曲差值这一变量在二元体制经济学分析中的关键性意义在于：通过这一变量，并将其内生化，构建计算模型，可以将扭曲的低效率要素和资源规模，低效率导致的产出损失，找到了一个可量化计算的逻辑节点。

　　比如说资本价格和产出的市场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的差值可以这样举例理解：竞争性的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可能是8%的贷款利率，民营企业资本平均利润率为5%；但是，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为4.5%，其资产平均利润率2020年1.64%。前者减去后者之差就是市场竞争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之间的差额，就是体制扭曲差值。

　　体制扭曲不能被纠正，就造成了低效率、体制性闲置和产出损失。闲置和低利用要素，形成另一个重要的范畴，就是体制性剩余。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贷款利率体制扭曲差值和资本利润率体制扭曲差值，可以与标准值相比较，计算出国有企业中闲置和低利用要素和资产的规模，即体制性剩余的资本要素数量。

　　实际上，除了供给生产领域外，也存着供给与需求均衡、债务与货币稳定方面的二元体制扭曲差。这也形成另一个与体制扭曲差值有关的两个重要范畴，就是“体制扭曲性淤积”和“体制扭曲性缺乏”。均衡与稳定方面，二元体制扭曲也造成人口、劳动力、资本、货币、债务、资产等流动、配置和循环的梗阻，结果是在经济体系中，造成有关流量和存量的体制性淤积或者体制性缺乏。

　　比如说，按照与我们人均GDP水平同发展阶段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比较，前者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在75%左右，我们常住人口城市化为60%，户籍城市化水平为45%；与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比较，前者总劳动力中农业就业比率为13%左右，我们2020年为24%。这就形成人口和劳动力在农村和农业中至少淤积了21000万和8500万人。这给农村与城市之间生产、收入、消费双向循环，造成了要素生产损失、收入流入梗阻和消费流量不足。

　　而土地和房屋的二元体制，从经济均衡方面的看，农民土地交易收入非常少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缺乏，加上土地房屋高价对买房居民收入的转移，使得居民消费需求流量在循环中显得缺乏。

　　由于城乡土地和房屋资产方面的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体系中GDP、货币、债务和资产的关系方面，由于只有城镇少部分土地和房屋可交易、可定价和可抵押，在货币与债务循环及其资产价格变动中，配置的资产规模缺乏和不足。

　　上述淤积和缺乏，导致居民收入流入过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工业产能过剩、债务链安全和货币币值稳定的资产抵押信用和币值之锚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

　　我们分析的逻辑思路是什么呢？反事实法：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这样多。不应该这样多，但是就这么多。比如说宏观税负，如果比转轨国家标准值高，相当于过多的那部分税收把企业再投资资本的部分拿走了，你就可以把它的产出损失算出来。应该有，但是没有的逻辑。比如土地应该交易，它不让交易。那就可以将闲置和低效率的土地部分计算出来，并由此，得出其产出的损失规模。

　　市场条件还原法：体制扭曲存在背离市场竞争条件状况。假定通过改革，将市场条件还原，扭曲值向标准值推进，它就带来经济增长的潜能，循环中淤积的疏通和缺乏的供给。生产方面，找出差值、测算潜能，精准改革，提高效率，增加产出；均衡方面，改革对淤积和缺乏的消除，增加消费需求，平衡产能过剩。预防风险方面，谋求GDP还本付息信用、资产抵押信用与债务的平衡，货币之锚与币值稳定之间的平衡。

　　关于数理和实证方法方面的思考。体制和模式既定的经济体，其经济变化是连续和渐变的。有其规律和趋势所寻。虽然中国在体制转轨方面是渐近性的，但是每一次大力度的改革，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体系讲，是突然发生性的。每一次大力度改革对经济的冲高增长是外部决定的改革推进所影响的，从计算模拟看，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常态和常规下，我们需要统计数据的实证验证，各方面的参数是什么。看中国三次改革，每一次大力度推进，都是体制扭曲差值向市场竞争标准值的靠近。它带来产出的增加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形成的，产出和增长核算上应当归于余值，比如说计件工资制，原先五个劳动力投入，一个厂房，生产的产品，改革后三个劳动力，厂房机床数量都没变，这类生产率的增加，归于广义技术进步带来的，肯定说不通。这是改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二元体制经济增长潜能和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增长潜能来源，改革的生产效率提高和广义技术进步的生产效率提高，这是比较大的区别。

　　我们现在可以看这张图，1976年到1977年文革刚结束GDP增长上行回落。1980年农村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又开始上行，最高时14.2%。199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发展，外商外资进来等，GDP增长又开始上行，最高时15.2%。加入WTO经济增长又开始往上行，2007年到14.2%。这些都是大力度的推动，经济增长不是渐变倒U型状态，而是形成三个倒V型的突变形状。数学上讲，它是一个奇点，突变的，而不是统计意义上渐进性的，可总结一些规律性的参数。

　　这是任若恩和赵志耘等计算的两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曲线，这个曲线也是倒V型的。而且它这个倒V曲线部分的时间与三次改革阶段是高度吻合的，下面是《亚洲生产率组织生产率数据年报2014》的一个表。我们来看中国五年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数据，1980-1985年4.3%， 1990-1995年7.1%，2000-2005年加入WTO期间3.9%，2005-2010年4.2%。这三个阶段没有什么爆发和颠覆性的技术进步。1970到2012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日本0.7%，美国0.9%，韩国是1.6%，中国是3.1%。我们技术创新比他们强吗，肯定不是。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改革对体制扭曲的释放。没有改革就没有新增的生产力。

　　二元体制经济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的定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不存在体制扭曲，因此，其自然增长率等于潜在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和增长体系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广义的技术进步； 二元经济体制国家，由于体制扭曲和低效率的内生性，其自然的经济增长率，不是要素充分利用的增长率，是相对逐步失速的增长率；二元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对扭曲差值的缩小。因此，其不是自动内生的增长潜能，而是强力改革体制纠正扭曲，减少和消除内生的体制性剩余，将低效率转变为高效率，这才是其潜在的经济增长潜能。即是广义技术进步的增长潜能，也来自于对创新体制的改革，基于其形成的刺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的机制。 

　　前面说过，中国经济增长刻画的数理描述，与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的是，改革是体制扭曲差的消除，推动力是外部设定和推动的。增长曲线是倒V奇点型的，而不是倒U渐变型的。它是突变型的。有可能要由更复杂的数学方法和模型刻画前中国前三次增长曲线，建立过去经验数据的实证模型，用于突变论的数学方法，这工作量较大，可以深入地讨论。用于估计未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可能的非线性增长趋势，改革突变和奇点状态预测的建模可能是一个较难的创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次力度特别大的改革，会改革哪些，改革能不能落实，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有多大等等。

　　但是，这个理论还是有用的，初步的进展，第一，在生产增长方面。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特别是二元体制标准值与扭曲值差值，将过去体制改革与经过结果变量间的关系定性猜测，或者黑箱式的描述，转变成内生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数理分析。进展是体制扭曲差值变量，使体制性剩余可计算化，也就是说找到了关键性的变量。现成的西方经济学里找不到扭曲差值、体制性闲置和低利用，体制性剩余等等工具性概念，因为他们假定市场是竞争的。

　　虽然改革是外力，其推动的结果难以常规预测可能是突变型的曲线。但是，由于标准值和扭曲值间差值变量的建立，使我们可以线性，或者用连续非线性地估计未来程度不同的改革对标准值的还原程度，从而估计增长的潜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现在用这个差值计算它体制性剩余多少，把这个体制性剩余通过改革再投入，按比照标准的产出率，就能数理上算出来增长潜能。我们不需要知道增长潜能在哪一个点上爆发，但是已经知道只要改革，它就会有多大的潜能，这个是可以找出的一个既定的量。因为我们假定向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用现有的生产增长模型，因为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要再投入，再加上土地变量。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模型，用线性或者连续非线性地方式，计算改革还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比如未来没有改革和其他措施，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可能在2.5%到3.5%之间。我们可以先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扭曲差值计算出来，进而估计各自的闲置和低利用规模，即体制性剩余，再将其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和消除其体制扭曲差，实际上是再投入盘活。这样，就可以估计未来的增长潜能和可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准值和扭曲值之间的差距，不仅可以计算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可以模拟估算改革可能的增长潜能，至于潜能发挥的程度多大，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多大和精准度多高。

　　理论应有初步的进展二是什么呢？均衡与稳定。我们二元体制扭曲的思路在国民经济均衡与稳定方面的分析逻辑是一贯和一致的；增长那部分是那么计算的，但是在供需平衡和货币安全性方面是一致的，也用的是一个思路。假定二元体制也形成了流动和循环方面竞争性标准值与体制性扭曲值的差值。如果通过改革消除这些流动和循环中的扭曲差值。比如说我们把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改革提高到75%，把淤积疏通开；比如说我们使土地使用财产权与收入加以平衡，让农民有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城镇的房屋建设和供应渠道多元化，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土地房屋使用财产权可交易、可定价、可抵押、可继承和延长使用年期，扩大资产供给的范围和增加资产供给的规模。一是消费需求产加，产能过剩会缓解，生产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就扩大；二是可以增加数量可观的土地和房屋资产，给债务扩大提供抵押信用保证，给量化货币提供币值稳定之锚。

　　假如说未来债务增长每年13%，货币增加每年平均12%，GDP增长6.5%，债务增长速度快于货币增长速度，货币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长速度，债务链稳定由GDP流量还本付息信用支撑，我们用初步数据计算模拟，金融体系肯定会出问题。

　　结语是什么呢？中国二元体制渐近转型改革已有了40余年的实践，需要加以实证观察，抽象总结，创立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的经济学逻辑框架和方法体系。中国到了改革和增长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对于未来的增长、均衡和稳定应当心中有数，有赖于中国本土经济学分析学理的进展。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包括广义技术进步的新潜能，主要还是直接和间接地来自于大力度地推进消除扭曲的体制改革，这是肯定的。中国有着巨大的未利用体制性剩余，居民还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和住宅更新换代有巨大工业化时代的需求，也有资源和经济资产后资产化的优势。我们还有很多资产在那儿没有资产化，拿出来资产化肯定会稳定债务货币体系。如果大力度推进改革，我们计算，中国未来15年宏观2%通胀率目标下，完全可以实现GDP平均6.73%-7%的名义增长率，保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和金融体系的安全，还是可以实现的。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