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礼辉：规范化监管和反垄断环境中 金融科技如何发展？

　　意见领袖丨李礼辉（中国银行原行长）

　　近10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创新突飞猛进，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经济金融领域。金融业的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颇有“颠覆性”意味的是，拥有算力优势和数据资源优势的金融科技平台和数字化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上横冲直撞，急速扩张；而那些囿于传统模式的金融机构被迫应战，难免左支右绌。

　　最近，金融监管动作频频，针对金融违规行为所采取的问责和罚款力度前所未有。有人惊呼，“严监管”成为常态。我认为，近些年的金融监管确实加大了力度，但主色调是规范化监管，是针对新的金融业态进行监管上的补缺堵漏。与此同时，随着《反垄断法》的落地实施，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将全面融入我们的经济生活，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规范化监管和反垄断环境中，金融科技如何健康发展。

　　第一，关于金融监管红线与金融监管创新。

　　金融的业务性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金融的行业特征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风险，金融的社会属性是经济枢纽、百姓钱包。因此，有效管控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成熟国家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底线，我国概莫能外。在金融领域，我国以法律法规的方式设定了一系列监管制度，明确了金融行为必须遵循的规则，也划定了一些金融监管的红线。主要的限制性规定包括，禁止非法证券发行、非法集资和非法金融交易，禁止无牌照经营金融业务，要求保持足够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拨备，要求遵循财务会计准则保持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度，等等。

　　金融监管的红线，是不能逾越的。例如：尚未获得金融牌照的金融科技平台如果经营或者变相经营金融业务，就是逾越红线；已经获得金融牌照的金融科技平台，如果超越审批的范围经营金融业务，也是逾越红线；打擦边球、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大规模经营金融性质的业务，或者大面积、大幅度违背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也可能被判定为逾越红线。

　　不过，已经引起监管者特别关注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可能改变金融业的传统模式。电商平台、流量平台也可以成为金融产品销售的渠道，银行、保险、资管和证券类的产品可以捆绑销售或分拆销售，已成为金融的新业态。这就需要监管创新。

　　一是金融监管制度创新。例如，应用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有可能构建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分布式账本系统，形成金融机构互联互通的技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产品共享、服务共享，可以提供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目前，在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结算、数字资产存证、保险核保理赔、库存融资、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场景中，数字化技术应用已初见成效。应该抓紧研究制订相关的技术标准、业务规范和资本要求。又如，西方国家一直重视虚拟货币市场监管。2020年9月，欧盟委员会通过加密资产市场（MiCA）法规，规定加密资产发行人必须作为法人实体在欧盟运营和提供服务，要求加密资产发行者遵循一系列义务，加强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对去中心化金融交易进行严格管制。美国一方面允许行政许可的虚拟货币交易，例如开放比特币期权期货交易市场；另一方面对未经批准的去中心化金融从严监管，严惩违反法规的虚拟货币衍生交易平台。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研究去中心化金融的监管课题。

　　二是金融监管技术创新。人民银行于2019年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将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集成应用于建立数字化金融监管系统。这个金融科技监管系统可以对错综复杂的数据组进行快速解耦和组合，可以共享多方监管数据，可以执行一致化的合规标准，可以通过数据挖掘释放数据价值，可以自动生成监管报告和解决方案。数字化金融监管系统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共建共享，应该覆盖所有的金融机构，应该穿透不同领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超越流程复杂、耗费资源的现场监管，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

　　第二，关于金融反垄断与分布式商业模式。

　　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金融业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固有特性，判别金融领域的垄断行为应该注意3个方面。一是金融业具有金融产品和服务趋同的特性，因市场机制导致的利率和服务价格趋同，反映了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应该不属于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是金融业普遍实行风险定价机制，因交易相对人即客户信用等级不同引起的风险定价差别，应该不属于不公平高价或不公平低价。三是由股权关系和合同方式取得控制权所导致的经营者集中是否构成垄断，焦点应该在于集中的程度是否形成可能具有排除、限制金融竞争的效果。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传统的金融业已形成不那么集中的市场格局，例如，银行业6家大型商业银行可以视作独立的市场主体，所占市场比重加总小于50%。传统金融业是否触碰反垄断法，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垄断协议、是否存在逾越法规限制的经营者集中，这是相对容易求证的。

　　金融反垄断的难点可能在于，掌握了数据要素资源优势的个别金融科技平台，如果推出的主要产品和服务确实能够解决传统金融机构无法顾及的长尾客户的金融需求，确实能够扩大普惠金融的面积，是否属于利用数据垄断、滥用支配地位、排除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需要审慎判定。

　　往前看，我们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新的“分布式商业模式”是否形成经营者集中、构成垄断？分布式商业是一种由多个具有对等地位的商业利益共同体所建立的新型商业模式，可以重构生产要素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格局，总体上从集中式导向分布式，不同参与方具有的技术、资本、数据、客户、渠道等差异化优势，可以通过资源协调和智能协同的方式进行整合，通过交换与合作获益，避免浪费机会成本，摆脱传统商业模式下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局部最优，创造帕累托最优，追求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结构性协调，实现全局优化。

　　第三，关于数据要素资源配置与个人隐私保护。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机构广泛应用数据，深度依赖数据，数据成为金融业的生产要素，算力成为竞争力。《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蝉联全球第一、第二大独角兽的都是中国的企业，主要原因是，这类企业身处中国大市场，拥有超大规模的数据要素资源，同时具有超强的算力。

　　有关数据的金融监管政策将影响金融科技发展的方向。

　　一是制度性数据孤岛可能被打破。

　　由政府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具有公共属性的机构所收集和存储的各类数据，经过脱敏处理消除个人标记之后，应属于公共数据。目前的问题在于公共数据的部门所有制，导致制度性的数据孤岛，影响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和价值发掘。例如，涉及企业法人的信用数据，分散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征信系统中，标准不尽相同，口径不尽相同。

　　今后，国家可能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统计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形成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这就可以充分挖掘公共数据，将数据挖掘结果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和规划，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用于产业链的布局和流程改进，用于城市智能管理系统；同时可以将数据挖掘结果用于扶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用于生产商的产品和服务优化，用于经销商的采购和物流优化。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有可能建立跨局域数据共享的征信系统，整合不同部门的数据资源，执行统一标准，采集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业务、工商登记、税费缴纳、国际贸易、市场诚信等信息数据，注重为小微企业积累信用记录，赋予信用标记，实现信用增值。

　　二是个人数据隐私将加强保护。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动解决数据垄断问题。数据垄断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将强化反数据垄断，强调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不会照搬西方法律，但应该会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例如，规定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的同意，规定企业不得超越约定范围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同时给予数据所有者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隐私数据的权利。金融科技平台应该切实做到有效保护个人数据隐私，这将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和安全应用。

　　例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研发金融业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数据安全协议，集成运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数据脱敏、差分隐私、可信计算等技术，可以利用多个参与方的数据，将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数据联合起来转换成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形成一个支持安全多方检索、安全多方计算、安全多方学习、安全多方推理的智能化应用框架，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

　　本文原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