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懿宸：碳减排与绿色信贷——基于国际经验的发展路径探讨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章容州、杨晨辉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明确了我国未来绿色金融发展的总目标。2021年1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以及3月初的两会期间，政府部门均多次提及碳中和、碳达峰等议题，绿色金融在推进碳减排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中连接宏观政策和经济实体的主要战略枢纽，以绿色信贷等形式引导产业结构绿色升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逐步成为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但是，绿色信贷在支持碳减排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绿色信贷作为新型业务模式，在推动碳减排进程时表现出的个性问题，有待深入探索。本文将重点梳理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现状、厘清国际绿色信贷最新发展经验，同时基于“30·60目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体系建设，为绿色金融支持碳减排发展提供参考。

　　一、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现状

　　（一）宏观政策发展指引

　　近年来，我国相关政府部门通过绿色信贷这种非行政命令的经济调整手段，出台了诸多监管政策，促成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较快发展。随着绿色信贷政策内涵得以进一步延伸， 实际业务操作及其作为代表性绿色金融工具的权威性、系统性、专业性、操作性方面都有了极大进步，绿色信贷政策内容也逐步细化发展。

　　表 1 我国绿色信贷相关宏观政策（不完全统计）

政策条文名称	发文时间	发文部门	相关内容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2007年	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与原银监会	强化信贷管理与环境监管协作，金融机构通过严格企业信贷环保要求，引导企业达到环保要求
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	2007年	原银监会	要求银行业不得对列入产业政策淘汰类项目给予信贷支持，对节能减排项目大力支持，通过信贷管理实现加快落后污染产能退出和推进节能减排产能发展。
绿色信贷指引	2012年	原银监会	银行业真正将绿色信贷提升至战略层面，以信贷结构绿色升级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结构优化。
关于报送绿色信贷统计表的通知	2013年	原银监会	正式建立绿色信贷统计制度。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	2014年	原银监会	为商业银行定制首个绿色信贷评价体系，要求银行业在内部对绿色信贷开展自评，同时明确给出“两高一剩”企业名单，促进银行信贷结构绿色倾斜。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2016年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等七部委	通过再贷款、财政贴息支持绿色信贷，并探索将绿色贷款纳入宏观审慎评价框架。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6年	国务院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中评价、核算、评估等设计，支持绿色信贷、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工作的开展。
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	2017年	原银监会	鼓励银行类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资产转让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绿色信贷投放，重点支持低碳、循环、生态领域融资需求。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	2018年	中国人民银行	依据信贷政策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实行激励约束。
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0年	银保监会	积极发展能效信贷、绿色信贷证券化，稳妥开展环境权益和生态补偿抵质押融资

　　数据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发展现状与效益

　　得益于相关政策推动，我国绿色信贷规模逐年稳定增长。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已位于世界第一[1]。同时，随着绿色信贷投放规模的增加，银行资产质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2]。绿色信贷支持的低碳环保项目往往更迎合国家的环境标准，长远意义上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优势，贷款违约率较低。就目前来看，绿色贷款不良率远远低于商业银行整体信贷不良水平，不良率始终维持在0.5%以下[3]。具体而言，开展绿色信贷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能有效地缓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日益凸显的矛盾。

　　1． 社会效益

　　源头控制碳排放、污染排放。绿色贷款的融资惩戒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显著遏制了高碳排放、重污染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4]，带动金融资源逐步流向低碳、清洁型企业。同时，对高碳排放行业来说，绿色信贷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升级，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为碳减排创造条件。2019年，国家开发银行年减排二氧化碳13，749.2万吨，兴业银行年减排二氧化碳 8，439 万吨。此外，绿色信贷以金融体系为载体，引领居民的绿色消费和环保意识。随着绿色信贷的概念兴起，消费者逐渐意识到相关理念的重要性，愈发关注消费过程的环境责任，了解生产销售中的环境影响，践行绿色理念。

　　与环保规制、财政税收政策形成互补。我国政府部门主要通过颁布相关条文的形式强制约束企业碳排放，督促污染治理，然而实际执行效果欠佳，企业能动性不足。绿色信贷站在资金供求的角度钝化原本环保监管部门与企业的矛盾，通过市场调控机制，激励企业形成减排的主观动机。绿色信贷与财政补贴的互补主要通过调整信贷利率、贷款额度等手段，拉动消费者对低碳环保商品的需求，逐步提高此类商品的均衡价格，对绿色企业进行价格补贴，分担部分财政补贴压力。

　　2． 经济效益

　　促成绿色投资，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能很好地起到通过“动员储蓄”形成绿色投资的作用。商业银行吸收资金转化为储蓄后，通过利率差别化、信贷资源倾斜等方式，为绿色环保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资本要素[5]。此外，绿色信贷可促成绿色项目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性，同时提高投资回报率。企业普遍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绿色信贷的激励、约束制度将引导资金逐步转入绿色、低污染项目，发挥优化社会经济结构和提升供给端质量的作用。

　　带动经济绿色增长。绿色信贷在促进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同时，推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绿色信贷发挥 “资本资源分配”的优化作用，鼓励企业发展自身技术，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的技术含量，以科技进步带动经济的长足发展。绿色信贷增加绿色投资之余，启动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改善环境的同时，由绿色信贷扶持而形成的全新产业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纾解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稳增长目标的压力。同时，信贷本身作为金融业的核心部分，在绿色领域蓬勃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同样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信贷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尽管商业银行迅速壮大绿色信贷业务，并创造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是由于发展时间相对较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当此碳减排的宏观背景框架下，绿色信贷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碳排放信息不对称问题凸显

　　我国金融业在证监会门类行业划分下的18个行业中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表现最佳，重视ESG信息透明度。其中货币银行业在气候、环境等社会责任领域的信息披露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然而作为融资方的企业在相关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却存在问题。目前，我国企业ESG关键指标的信息披露率较低，且整体质量良莠不齐。商业银行尚未督促企业建立统一的绿色信息账户，在协助企业融通绿色资金时，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项目碳减排的实际贡献以及其他环境社会信息，致使绿色信贷支持碳中和的效率难以提高。

　　（二）绿色低碳行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

　　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低碳行业开展项目相较于传统行业的生产活动，往往会需要更长的周期，例如污水和固废处理、清洁能源、绿色建筑、清洁交通（如地铁和轻轨）等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较长。但目前商业银行在为绿色行业提供信贷时，却较少考虑到更为显著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更多的则是关注资金的快速流转以增加盈利与风险防范。部分碳减排相关项目由于无法得到期限足够长的信贷支持，项目进行过程中存在现金流不足以还本付息引发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风险，直接为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与信用风险，面临项目被决策层否定的可能性。

　　（三）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

　　我国商业银行在发放绿色贷款过程中，受宏观经济政策及金融机构的风险厌恶偏好影响较大，回收快、盈利性高的项目更具优势，而更为直接契合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主题的项目更易避免“漂绿”风险。就目前来看，绿色资金投向多集中在工业节能节水项目、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和绿色交通运输项目。自2013年原银监会建立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以来，21家主要银行在上述三类项目中的放贷余额始终逾绿色信贷发放总额的五成以上，反观其他投资回收期长但资金缺口大的项目，例如绿色农业林业开发、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服务等“公共物品”特征更为明显的创新绿色项目，得到的贷款资金支持却十分有限。长期视角下，绿色信贷有可能偏离金融工具的设计初衷，出现绿色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四）相关人才短缺，创新水平不高

　　绿色信贷的发展不仅要求从业人员掌握与传统存贷款相关的商业银行管理能力，还需要拥有绿色金融相关专业知识，包含环境保护、污染防治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然而在我国银行系统中，同时具备经济金融和环境保护专业知识的人员稀缺、储备不足，难以在短时间内将绿色金融理论纳入当前银行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商业银行亟需寻求外部专业人员或第三方智库支持，配套基础设施的发展仍有待完善，绿色信贷处于发展滞缓阶段，难以取得较大的突破、创新。现阶段，我国绿色信贷业务的主流产品均以传统贷款为核心，而项目融资咨询、项目关联及过渡性贷款等服务尚无显著进展[13]。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的供给端，如果不能及时开发新的绿色信贷产品，那么位于需求侧的绿色行业的发展势必也会受到阻碍。

　　三、绿色信贷践行碳减排理念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拓展绿色信贷应对碳排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对我国银行业完善绿色信贷服务、实现碳减排“30·60目标”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本文选取花旗银行、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瑞穗银行、渣打银行五家赤道银行为典型代表，研究、讨论各商业银行践行绿色信贷的管理路径和发展特色。

　　（一）产品创新

　　赤道银行非常注重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旨在满足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绿色融资需求，从而保证绿色信贷体系能维持充沛的活力。花旗银行将低碳减排理念融入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在资质审查时将生活中的用电、用电等节能指标纳入审批标准，形成“住房抵押节能差异化贷款”。巴克莱银行推出“呼吸信用卡”，持有者购买低碳绿色商品或服务时可以得到折扣，荷兰银行也推出了类似的碳中和气候信用卡。

　　（二）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绿色信贷业务长足发展的重要基石，赤道银行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培训的双重作用，力求做到专业化、标准化。巴克莱银行聘请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领域的专业人员对银行内负责绿色信贷的行员进行培训，并在课程结束后设置相关的考核，通过考核者方可结业。瑞穗银行在对员工进行环保、环境风险识别培训的同时，积极引进环保或其他评估咨询机构的专业人员，建起立自己的人才队伍。

　　（三）环境效益审查

　　对环境效益的审查，是绿色信贷发放的核心因素。为了做到绿色金融资源流向有理可依、有据可循，赤道银行均对贷款项目环境效益的识别、审查进行了科学严谨的方案制定。例如，荷兰银行建立《绿色贷款排除名单》，对处于《名单》内的项目一律不发放绿色信贷，之后根据荷兰银行全球可持续性风险指数（SRI）对项目的社会环境风险分级，按照分级结果进行差异化尽职调查，决定是否放贷。花旗银行根据“赤道原则”对项目进行环境风险评价：贷前审核引入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标注，对不符合环境社会风险标准的项目采取一票否决制，并对通过的客户进行第三方审查；贷后密切跟踪贷款使用情况是否符合环保部门生产范围，当出现环境问题时反馈事故报告，银行对绿色信贷业务进行修改和补充。瑞穗银行、巴克莱银行也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式考察项目的环境效益。

　　（四）资金结构

　　绿色资金供给分配的平衡性同样值得关注。国外赤道银行在资金维持侧重领域较高占比的情况下，其他行业投入相对平均，不存在绿色投资过度的倾斜的问题。花旗银行绿色信贷资金在清洁能源、绿色交通领域有所侧重，但整体平均。巴克莱银行绿色贷款资金同样多集中于绿色交通、清洁能源领域，但在盈利性弱、回收期长但环境效益显著的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四、碳中和目标下银行绿色信贷发展路径选择

　　（一）绿色信贷专项化，贯彻落实碳中和目标

　　国内商业银行应当充分关注绿色信贷发展的战略目标，在银行传统架构中成立专门化机构，将可持续发展、碳中和与碳达峰的目标科学融入绿色信贷的决策程序中。目前，兴业银行在国内这一方面较为领先的商业银行，其在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后，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了经营战略从强调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的转变为确保绿色信贷围绕碳减排目标开展，可以赋予专责机构相应的权限，分析并考量金融、环境政策标准，制定长远规划。银行也可以参考赤道银行做法，在总部设置环境、社会风险团队，自上而下地践行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在银行的经营指标中增加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项目，逐步实现绿色化转型。

　　（二）完善绿色信贷体系，细化低碳项目识别标准

　　除了在组织架构中设立专职部门外，商业银行还需要从战略层面完善当前绿色信贷发放程序。在贷前审查阶段，银行应当积极探索绿色低碳项目的识别指标体系，并建立相应的绿色信息账户，加强环境、气候等信息的披露。放贷时，银行以项目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产生生态收益潜力的效果为依据，给予相应的贷款配额，并制定不同的优惠利率政策，在绿色信贷体系内部对不同的绿色融资项目进一步差异化放贷，做到“一事一办”。在贷后监控阶段，在延续对贷款资金运用的一般审查之外，商业银行还需要密切关注项目在实际运行中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当项目严重违背可持续发展原则时，银行应当立即切断后续贷款资金的供应，并监督整改。

　　（三）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创新能力

　　商业银行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训熟悉绿色金融国际准则的专业人才，并与相关教育机构、环保部门合作，培养各绿色信贷工作人员掌握金融与环保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加强专业技术的重要支撑。通过建立绿色信贷实验室与低碳金融研发部门，充分调动人才作为创新主体的核心作用，形成银行内部的创新人才储备，逐步实现绿色信贷研发创新成本内部化。在具体产品的创新上，尽力满足以低碳环保为导向的客户需求，关注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最新要求和绿色金融发展的趋势，增加绿色信贷的服务包容性。

　　（四）兼顾低碳环保与效率

　　针对“碳减排”回收周期长的特征，银行可以适当延长绿色信贷的贷款期限，以适配低碳环保项目的运行周期。实践中，要同传统贷款业务相区分，结合不同融资项目碳减排、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统筹考虑长期效益和短期利益，合理分配绿色资金在不同领域的投入，避免盲目逐利。对于绿色项目现存前期投入高、回报率低的问题，银行应当完成对绿色信贷业务框架的建设，形成规模优势，从而降低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成本，从而在维持银行整体盈利性、流动性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双赢发展。

　　（五）加强国际交流，健全顶层设计

　　当前全球化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利用各类多边合作平台推动绿色信贷在碳减排领域的应用。鼓励已经具备一定条件的银行类机构加入赤道原则，主动向国际准则靠拢，实现绿色信贷“走出去”，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同时，汲取他国通过绿色信贷控制碳排放的优秀经验，同时融入中国商业银行区域化特征，为我国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刘桂平．发展绿色金融助力“30·60目标”实现[J]．中国金融，2020（02）：11-13．

　　[2]王晓娆．环境治理投入与银行资产质量——基于绿色信贷视角的分析[J]．金融论坛，2016，21（11）：12-19+60．

　　[3]苏冬蔚，连莉莉．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J]．金融研究，2018（12）：123-137．

　　[4]王遥，潘冬阳，张笑．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6）：33-42．

　　[5]徐胜，赵欣欣，姚双．绿色信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8，20（02）：59-72．

　　[6]陈伟光，胡当．绿色信贷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04）：12-20．

　　[7]王蕊． 绿色信贷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0．

　　[8]马骏．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J]．金融论坛，2015，20（05）：18-27．

　　[9]钱立华，方琦，鲁政委．碳中和下的银行保险业气候信息披露制度研究[J/OL]．西南金融：1-12[2021-03-16]．

　　[10]李晓西．绿色金融盈利性与公益性关系分析[J]．金融论坛，2017，22（05）：3-11．

　　[11]王康仕，孙旭然，王凤荣．绿色金融发展、债务期限结构与绿色企业投资[J]．金融论坛，2019，24（07）：9-19．

　　[12]刘文文，张畅．我国绿色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瓶颈——基于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视角的破局思路[J]．西南金融，2020（11）：35-45．

　　[13]胡珀，强晓捷．基于赤道原则对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责任的反思[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05）：33-42．

　　[14]代玉簪，郭红玉．商业银行环境金融业务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南方金融，2014（11）：48-53．

　　[15]蒋先玲，徐鹤龙．中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S1）：490-492．

　　[16]江红莉，王为东，王露，吴佳慧．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果研究——以绿色信贷与绿色风投为例[J]．金融论坛，2020，25（11）：39-48+80．

　　[17]李程，白唯，王野，李玉善．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被商业银行有效执行？——基于演化博弈论和DID模型的研究[J]．南方金融，2016（01）：47-54．

　　[18]王遥，潘冬阳，彭俞超，梁希．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J]．金融研究，2019（11）：1-18．

　　[19]赫永达，文红，孙传旺．“十四五”期间我国碳排放总量及其结构预测——基于混频数据ADL-MIDAS模型[J]．经济问题，2021（04）：31-40．

　　作者：

　　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讲座教授，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章容州 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科研助理

　　杨晨辉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验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