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K型复苏和无就业增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

　　主要观点：

　　●全球经济的新现象是K型复苏，值得重视。K型复苏中，一部分人的财富大增，但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就业和生活水平是恶化的，无就业增长。经济总量复苏的背景下，掩盖了很多事实。富人通胀，穷人通缩。全球对货币放水的过度依赖值得反思。

　　●从“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和出口恢复很好，但是消费和就业一直相对低迷；预计一二季度可能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高点，二季度以后中国经济有一定边际放缓的压力，但幅度还有待于观察。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1962-1976年出生的大规模婴儿潮人口正在快速退出劳动力市场，1962年出生的已经59岁，将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社保负担上升，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因此延迟退休、放开生育是必然选择；新一代年轻人职业观念、就业理念、消费观念发生改变，更加追求独立、自由和享受。对中老龄群体的就业歧视的主要原因是其技能不足，需加强再就业职业培训。

　　●几点建议。要支持小微企业，更多提供普惠政策，真正降低中小微企业税费，调节收入分配，使其政策获得感更强，避免政策的灯下黑；要重视职业教育，特别是关注中老龄群体的职业培训问题，在帮助他们重回职场实现就业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要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为女性等群体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在保障、托幼、劳动保护等方面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支持。

　　发言内容：

　　从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一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二是未来的经济走势，三是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第一，当前的经济形势。这几年的全球复苏，包括中国经济的新现象是K型复苏，这个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当然中国由于脱贫攻坚等政策实施相对好一些，但也不同程度存在。以前大家经常讲U型复苏，V型复苏，现在宏观经济领域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是“K型”复苏。

　　K型复苏是什么呢？以前整个经济向上复苏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收入状况、就业状况是改善的。但是，这次K型复苏中一部分人的财富大幅增长，可是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收入和就业状况是恶化的。经济总量复苏的背景下，掩盖了很多事实。

　　实际上经济学领域，包括国外，尤其是过去一年，大家在讨论和反思，什么导致了K型复苏？K型复苏，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少数人的狂欢。过去这些年，全球宏观政策对货币放水过度依赖，在去年三四月份美国的“无限量”QE，美国经济还在地板上趴着，但是美国股市、房市都是大幅上涨。现在大家都知道，能够受益于这种货币超发的人群仍是少数。这就会导致在美国出现了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社会撕裂等思潮。

　　实际上在中国也存在，大家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并不复杂，供给需求，需求侧就是“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从去年三月份以来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列，展现了我们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留意到中国经济恢复上的不均衡，从“三驾马车”来说投资和出口恢复很好，但是消费一直相对低迷。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留意，PMI领域，大企业PMI过去一年远好于中小企业。研究人员知道，中小微企业才是解决就业的主力。这次疫情以后貌似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去年底恢复到6%以上。这次两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在6%以上，事实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去年全年是2.3%，今年可以定到8%以上都能完成，业内普遍预测今年增速可以实现9%-10%。我想定在6%以上更多是为了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无论经济是6%以上，还是7%以上，还是8%以上，它是没有就业的增长，或者说就业低迷的增长。而且由于股价、房价大涨，导致居民收入减去广义通胀以后，就是居民实际收入是下降的。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持有股票、房子资产的人，受益于全球靠货币刺激的经济复苏。但是在金字塔底端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境况实际上是恶化的，这是现在业内正在讨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几年，尤其“十四五”规划把调节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比我们还严重，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有脱贫攻坚等这些政策，其实我们还比较注意调节收入分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比较强调收入分配问题的，但是在现代经济学、货币金融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强调增长，比较强调效率。其实宏观经济学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增长问题，一个是分配问题。过去几十年大家过于强调增长而忽略分配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K型复苏和无就业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深层次问题，需要重视。

　　第二，未来的经济走势。中国经济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了全球前面。经济形势这个事也并不复杂，这一轮的经济复苏，最早于去年二三月份，为了应对疫情我们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当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财政货币政策要回归正常化，意味着对今年财政和货币政策宽松不能有过高的预期。但中央也讲了不“急转弯”，我理解更多的是正常化，而不是明显收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去年是松，今年就是正常化，边际上正常是略紧，整个经济水位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年初以后中国资本市场，无论股市、债市进行了一轮调整。我在年初提出“通胀预期和流动性拐点”。

　　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入率在快速飙升，实际上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包括通胀预期，资本市场提前自身在做调整，市场自己先加息。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因为大家知道，低利率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当利率上升以后是遏制经济增长的，因为融资成本上升了，所以我们预计有可能一二季度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高点。到二季度或者晚一些的时候，中国经济复苏边际可能会放缓。

　　再举一个例子，这一轮中国经济复苏一个很惊喜的现象就是我们出口超预期，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外贸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19年、2018年出口增长都是非常低迷。这一轮中国出口如此强劲，包括带动生产的恢复，很大原因都是对国外的替代效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全球大型经济体只有中国具备正常生产能力，所以开足马力向全球供应口罩、防护服，包括电子设备。但是今年一月中旬前后，欧美，包括亚洲的疫情拐点出现了，随着疫苗接种，如果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经济现象，因为其他国家的生产得到恢复，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就会消失。到了二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有一定边际放缓压力，幅度还有待于观察。

　　第三，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次“两会”对人口问题、生育问题讨论的较多。过去我一直在呼吁中国应尽快调整生育政策。为什么调整呢？我说一个数据，因为中国婴儿潮是在1962-1976年，后来七十年代末因为计划生育我们出现了生育断崖，这就是整个中国人口曲线。中国经济过去高增长、房地产黄金20年，等等，都跟这批人有关。比如说九十年代—2000年初就是人口红利，这批人正值二三十岁，又赶上WTO，改革红利。

　　但是中国婴儿潮这批人到了现在，是44-59岁，开始要进入老龄化，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都跟背后大的人口变迁有很大关系。人口问题短期改变不了，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你现在生孩子可能十八年以后他才进入劳动市场。像我们研究房地产，研究中国很多问题，其实都要倒推二十年，它的相关性比较强。

　　刚说的婴儿潮1962-1970年出生的这批人现在44-59岁，将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扑面而来。到明年，我们延长退休政策不改的话，中国的婴儿潮人口将会进入大规模退休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出现什么现象？中国潜在增长率肯定下降，欧美经济增速都是0-1%，社会活力下降，社保负担下降，政府债务上升，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这都是完全可以推演的。所以未来延迟退休，那就是箭在弦上。包括放开生育，其实也都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还发现，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这几代人是完全不同的职业观念，就业理念，消费观念。50后60后是传统一代，70后80后是转型一代，90后00后是现代一代。这代人基本上跟日本人，欧美人类似，他们接受不了“996”，他们不结婚，不生育，离婚率上升，比较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和享受。未来的就业也好，包括消费也好，研究90后00后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

　　这里讲一下，为什么出现对稍微老龄一点的就业歧视？主要是技能的问题。每个公司都有要求，经济形势不好时淘汰哪些人呢？那肯定是性价比不高，公司要节省成本。一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的性价比高，年龄偏大的性价比不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最后提几个建议：

　　第一，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这一轮无就业的复苏主要是大企业的复苏，大企业是很容易获得公共政策资源，但是小微企业往往是“灯下黑”，小微企业本身是就业的主力军，而恰恰他们最需要政策支持。其实也不要给小微企业特惠政策，要给他们普惠政策，让他们的政策获得感更强一点。目前跟美国对比，中国税费还是非常重的，真正降低中小微企业税费，调节收入分配，扶持他们发展、解决就业，将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力。

　　第二，要重视职业教育。德国职业教育做的非常好。从企业管理角度，可能35岁以上都划为中老龄人口了，原因就是认为他们的性价比不高。如果能够针对四五十岁的员工开展职业培训，让他们重新回到职业市场，不但能够有助于他们实现就业，这其实也是人性关怀的一面。

　　第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这既涉及充分就业问题，也涉及对女性就业的保护等方面。这几年我一直呼吁生育问题，发现很多政策对女性就业的保护是不完善的，跟欧美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包括保障、托幼、劳动保护等等，应进一步加强。

　　(本文作者介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