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十四五”时期金融如何支持经济增长新动能发展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和发展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新动能的培育和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保障，无论是从市场的选择、布局，还是项目的储备与资金安排，都需要金融先行一步，通过构建强大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需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大力发展消费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贸易金融、科创金融，不断创新融资模式，助力激发新消费、新基建、绿色经济、科技创新等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同时，坚定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制度保障。商业银行也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有针对性地发展养老金融、消费金融业务，把握产业和区域的重大战略机遇，优化国际业务，加大科技投入，增强风险处置能力，以促进经济新动能的释放，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助力激发经济新动能

　　（一）消费金融模式将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创新，降低交易成本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变化，逐步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6年的30.1%下降至2019年的28.2%。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服务类消费占比不断提高。2019年末，居民货物消费的占比降至49.8%，服务类消费上升至50.2%。旅游消费、餐饮消费、文化娱乐消费、信息消费、健康消费、交通出行消费等服务类消费正成为我国消费扩张的重要力量。二是传统消费中餐饮消费保持快速增长。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饮食服务占比由2013年的5.9%上升到2018年的7.1%。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居民消费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人均餐饮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仅为5%（2019年为8%），但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上升到31.9%。三是奢侈品消费、高档餐饮等中高档消费增长强劲。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消费者在全球购买了约35%的奢侈品（约980亿欧元），预计到2025年，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奢侈品消费的贡献率将达到约50%（约1600亿欧元）。

　　与此同时，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迅速。截至2019年末，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为9.9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2.7%，较2015年末的4.1万亿元增长了1.4倍以上。未来消费金融模式也将不断创新，将呈现出产品数字化、创新多元化的特征。一是移动支付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升了消费可能性。未来移动支付场景将更加细化，再加上疫情使得跨境支付需求持续攀升，移动支付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二是消费贷款不断发展，助力新消费快速发展。未来消费贷款将聚焦核心高频场景，银行与掌握场景的各类互联网平台深度联营。一方面依托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将金融服务嵌入已有的互联网生态圈中，另一方面对接交通、医疗、通讯、娱乐等行业，接入生活服务、休闲娱乐、健康保健等互联网应用，实现场景融合、获客引流，弥补自有场景的局限性。

　　（二）创新融资模式，增加对新基建的支持力度

　　在投资方面，新基建是未来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方向。根据各地政府公布的新基建项目投资额来预测，2020-2025年新基建相关领域的各类融资需求将达到14万亿元左右。新基建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传统的信贷等方式支持，还需要根据项目的特征创新金融支持模式，形成资金与项目发展的良好循环局面。

　　第一，通过政府投资、债权投资的方式支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特高压领域项目。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和特高压领域是此次发展“新基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资金需求占比较高，项目收益结构与传统基建项目相似。此类项目的资金需求以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银行金融债、PPP等融资方式为主。2020年一季度，新增政府专项债中投向“新基建”领域1240.16亿元，涉及项目97个，其中投向城际高铁和轨道交通领域的项目有81个。新增PPP项目中涉及“新基建”领域项目有2个，募资金额16.6亿元，主要投向新兴工业制造类产业园区。未来随着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和运用机制的健全，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不断支持，传统基建升级项目将会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第二，通过股权投资和商业银行信贷组合方式支持新兴产业融资。5G基站建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充电桩等“新基建”具备以下新特点：一是前期投入巨大、短期见效慢、持续投资时间较长；二是预期回报率较高、风险较大，项目不确定性高；三是技术门槛高，服务于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资金运作。因此，这些产业主要依赖于产业投资基金等权益性金融工具与信贷工具结合的方式进行融资，具体的融资项目则根据风险和收益情况组合运用信贷与权益融资工具。截至2020年，工业互联网相关上市公司主要通过股权再融资（65.80%）和信贷融资（32.70%）进行资本补充。未来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再加上发行、交易、退出制度的完善，新兴产业的融资便利性、可得性将会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将重点发展科创金融，根据新兴产业特征提供更多的信贷产品，有效支持新基建的蓬勃发展。

　　（三）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促进环保领域投资增长

　　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带来环境效益，还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2018年我国绿色经济产值约为6万亿元，预计到2025年达到1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未来，绿色金融也会进入深入发展时期，以支持环保领域投资的快速增长。绿色金融将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总量上绿色金融规模将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达到10.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图1）。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在绿色金融标准方面，正稳步推进国际准则1项，国内准则1项，行业准则5项，在确保国内准则一致的基础上积极与国际接轨。未来中国将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倡导者，绿色金融也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二是结构上绿色金融产品发展逐渐均衡。当前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发展参差不齐，除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之外，绿色股权基金、绿色证券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及衍生品等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未来随着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经验的推广，绿色产权交易市场将不断成熟，以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为基础的绿色金融衍生产品将不断丰富。这将促使环境因素更快进入企业生产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形成企业绿色发展模式。

　　（四）深化发展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主体的投资增长

　　小微企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作用巨大，是未来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关键。我国小微企业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80%左右的就业，60%以上的GDP。普惠金融不仅能通过支持小微企业促进经济增长，还能促使金融业的持续均衡发展。截至2020年二季度，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为19.72万亿元，近三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6.9%和7.6%。未来普惠金融将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普惠信贷可得性不断上升。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有待提升，截至2018年我国信贷可得性指数为60（分数范围为0-100），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80位。未来随着中小金融机构业务重心的不断下沉，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将持续提升。二是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将不断健全。随着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也将不断完善。截至2018年末，5家国有大型银行均已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挂牌，10家股份制银行在总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服务中心，农村商业银行从2017年1262家增加至2018年1427家，村镇银行从2017年1562家增加至2018年1616家，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5.9%。未来国有大型银行服务重心将持续下沉，股份制银行也将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地方金融机构的服务触角会不断向下、向小、向农延伸，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三是普惠直接融资不断发展。当前我国仍然主要由商业银行提供普惠融资，小微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较为单一，未来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将形成多层次的普惠金融融资体系。截至2018年末，我国债券市场总余额达86万亿元，成为仅次于信贷市场的第二大融资渠道，累计支持中小微企业注册各类创新债务融资工具3917亿元，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创投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和资产支持票据等新型融资工具的发展，小微企业的融资方式将不断丰富。

　　（五）贸易金融将根据贸易结构的转变发展

　　伴随着我国经济外循环发展，贸易结构也会出现转变。近年来，我国贸易结构持续改变，产业呈现出升级态势。一是服务贸易占比不断提升。截至2019年末，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17.15%，近十年来平均增长0.34个百分点。二是中高端出口商品不断增多。以纺织鞋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出口占比中不断下降，而以机械、电子电气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和以交通设备、医疗仪器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比重不断上升。截至2019年末，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出口金额占比分别为37.5%和11.4%，同比分别增加了0.1和0.03个百分点。纺织品、鞋靴等出口占比为11.8%和5.9%，同比分别下降了0.04和0.02个百分点（图2）。未来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服务贸易不断发展，贸易金融需加快发展以匹配贸易结构的转变。

　　未来新的贸易金融服务模式将围绕贸易多样性融资需求发展。一是贸易金融业务平台化发展。金融机构将围绕产业项目布局，提供贸易融资、风险管理、融资租赁、投资增值、保险、财务顾问、管理咨询等一体化金融服务。加快推进电子化平台建设，形成多样性、差异化、协同联动的金融机构体系支持产业链升级的新发展局面。二是金融对服务贸易的支持不断增强。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将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加大对于服务贸易的信贷支持力度。商业银行将积极运用银团贷款、并购贷款、同业合作等方式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程度。出口信用保险也将不断创新，加强对于服务出口的风险识别、评估和保后的理赔追偿，降低服务贸易企业的后顾之忧。担保机构也将增加对于服务贸易企业的担保，与信保结合，形成“信保+担保”模式，为企业增信。三是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将获得更多金融支持。未来金融机构将全方位加强对高技术贸易企业的支持，提升高科技外贸企业在信贷申请、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方面的支持力度，以促进其发展壮大。此外，金融机构也将积极为高技术贸易企业提供适应其发展特征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更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

　　（六）完善科创金融机制，促进先进制造业等新经济新产业发展

　　先进制造业等新产业具有资金投入大、产出周期长的劣势，然而一旦创新成功，其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适应先进制造业特点和融资需求的科创金融是提升新产业发展的关键。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0.4%，呈快速增长态势。未来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将催生更多融资需求，融资形式也将有所不同。

　　未来科创金融体制将不断完善，加大对新产业的支持。一是金融机构将围绕产业全生命周期形成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处于起步期的新兴产业风险相对较大、资金需求规模较小但时效要求高，金融机构应提供风险投资、投贷联动、供应链融资等系列金融产品；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融资需求显著增大，需要匹配银行贷款、融资租赁、贸易融资、债券承销、股权融资及上市咨询等服务；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规模大、业务广，金融机构需进一步提供投资增值、并购重组、跨境金融、保险等服务。二是探索构建引导先进产业聚集的科技金融机构。未来在先进制造业聚集地区，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将会建立，其将借助现代数字通信、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线实现为制造业企业客户（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安全和高效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三是资本市场不断支持先进制造业。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注册制的不断完善，先进制造业将获得更多金融支持。例如科创板的建立与发展为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股权激励、股票转让、债券融资等融资服务，鼓励其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助力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图3）。此外，注册制的不断完善也会激励大量的先进制造业企业陆续在科创板上市。

　　二、坚定推进金融市场改革是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制度保障

　　（一）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十四五”期间，随着经济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重心，社会融资结构相应也会发生变化，以满足企业的各类融资需求。2019年末，我国直接融资余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仅为12.2%，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直接融资规模的市场占比。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作用，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未来资本市场将持续改革，更好匹配企业的融资需求。一是股票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当前中国股票二级市场层次愈发丰富，科创版等新交易系统不断发展，为更多企业提供了上市的平台。此外，上市、退市及交易制度也将不断完善。例如，未来注册制将会全面实行，交易限制持续减少，对于市场乱象的惩罚力度也将不断增大。二是债券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债券规模较大，但种类依然不够丰富，违约风险依旧较高。未来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同期限、种类的债券供给将不断增多，例如绿色债券将快速发展等。监管也将加大对恶意逃废债的打击力度。此外，债券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将不断完善，市场活力将不断增强。三是优化金融机构的布局，构建多层次、差异化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布局的优化将改善融资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一方面，未来金融体系的构建将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金融机构的类型将与区域集聚的产业密切相关，例如高科技企业聚集区私募行业较为发达，仓储物流聚集区保理行业较为发达等。此外，传统的商业银行也将不断升级，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业，但银行业产品和服务“同质化”，各类银行普遍“求大、求全”，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聚焦主业，跨区域经营现象突出。未来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将不断提高，金融机构将更加注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和差异化发展。

　　（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间接融资作用

　　相较于直接融资，未来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接融资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期间，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间接融资也将持续升级，以匹配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间接融资依然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力。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增加，2020年新增社融34.8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36.3%。其中，直接融资比重为60.7%，相比上一年下降了0.66个百分点。整体来看，由于当前时期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有待完善，直接融资在交易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上并不优于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依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选择。未来随着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科创类企业的不断发展，间接融资占比或有所下降，将形成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理融资结构。二是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间接融资的效率。以信贷市场为例，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政策利率到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使贷款利率的变化更符合实体经济的需要。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MLF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利率调控传导路径。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主要围绕健全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改革、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存款利率市场化等方面推进，以发挥利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作用。三是信贷产品也将不断创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信贷产品创新的源泉。未来随着高科技、养老等产业的发展，商业银行也将创新企业信息获取方式，推出不同形式的信贷产品，例如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金融等新贷款模式，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三）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增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开放已由管道式开放逐步转向标准式、范围式开放。例如金融开放新11条措施落地实施，扩大了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放宽了经营年限、取消了持股比例限制等。此外，还取消了QFII和RQFII投资限额，释放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金融开放有助于强化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

　　未来，我国将拓展新的金融开放机遇，以促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形成。一是RCEP、中欧投资协定、“一带一路”等带来新的金融业务增长点。“十四五”时期，RCEP、中欧投资协定、“一带一路”也将促使贸易和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为我国金融开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有望由“十三五”时期的“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的转变，中资银行对“一带一路”地区的贷款有望由2018年底的2000多亿美元增加至2025年末的3000多亿美元。再加上RCEP、中欧投资协定的逐步落实，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国际业务机遇，金融开放的程度有望持续提升。二是中国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治理的能力不断提升。提高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治理能力是各国竞争目标之一，其核心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定等发挥主导性作用。这些规则包括货币国际化、金融监管规则、大宗商品定价权等。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能力将不断上升，在IMF等国际组织的投票权及份额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进一步提高。

　　三、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是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基础

　　“十四五”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都将更多和更大，叠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明显上升。未来需不断增强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为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创造看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稳妥有序处置重点领域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当前金融体系内金融风险不断上升，金融市场表现与经济基本面脱节。一是应对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为对冲外部环境变化和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促进了复工复产和国民经济恢复，也带来了宏观杠杆率的显著提升。数据显示，2020年三季度末宏观杠杆率为270.1%，较2019年末提高10.07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三季度末为164%，较2019年末提高8.4个百分点（图4）。快速抬升的杠杆率将给未来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埋下隐患，加大未来杠杆调整的压力。宏观调控政策将持续关注宏观杠杆率，稳杠杆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宏观调控工作的主基调。

　　二是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2020年以来疫情暴发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下降，前10个月下降2.4%，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仍保持较高增速，前10个月为20.7%（图5）。2020年下半年是地方政府债券到期高峰期，到期1.44万亿元，比2019年下半年增加8007亿元。收入来源受限、偿债压力上升将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未来监管部门将在客观认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地方债的风险预警机制、监管体系以及发行机制，提升地方债项目管理能力，有效提升地方债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三是降低企业信用风险。疫情背景之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资金周转周期延长，信用风险明显上升。企业信用债券违约现象依然突出。截至2020年12月7日，共有134只、1530亿元规模的债券违约，比2019年增加了34.6亿元。与往年不同的是，2020年违约主体中地方国企、高等级债券主体明显增加。仅在11月12日当天，就有20只高等级债券包括方正、紫光，以及永煤、华晨等高评级大型国企发生违约，债市出现违约风暴潮，大量企业被迫取消或推迟债券发行。债券违约反映出企业经营脆弱性突出，流动性错配明显，一旦债券市场剧烈波动，可能面临较大抛售压力，并向银行体系传导。未来监管部门将高度重视违约风暴潮带来的连锁效应，防止风险扩大化和债市融资规模收缩等问题。

　　（二）构建与金融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协调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仍然十分复杂，金融监管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未来金融监管将持续关注金融体系内部积累的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一是完善是监管的协调机制。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稳定委员会为统筹，各监管部门充分沟通协调的监管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金融发展改革的指导与协调，提升监管政策效用。二是提高监管的法治化水平。要形成全面的监管体系，根据金融创新的发展及时跟进监管，拥有底线思维，避免金融乱象。此外，要提高违法成本，对金融的违规行为进行重罚，形成良好的金融秩序。三是提升监管的数字化水平。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风险管控信息的多维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监管政策应不断更新风险管控手段，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对金融机构交易行为的覆盖，提升监管效率。

　　（三）提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平，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主体责任

　　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当前，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关系不透明不规范、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董事会履职有效性不足、高管层职责定位存在偏差、监事会监督不到位、战略规划和绩效考核不科学等方面。未来金融机构将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有效性。一是规范股东股权管理。金融机构将强化股东的准入管理，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积极联动，严格审查股东资质，了解核实股东的入股资金来源和相关关联关系，引进注重长远利益的战略性股东，持续优化股权结构。监管部门也将开展股东依法履职和履约评估工作，强化股东的穿透式监管，加强股东行为监管，规范关联交易，严肃查处抽逃资本金、套取银行资金等行为。二是加强“两会一层”履职。“两会一层”的履职评价制度将会建立，未来金融机构将严格执行董事、监事选聘要求，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流程，落实内部回避制度，加强董事会、管理层与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沟通。三是培育良好治理文化。金融机构将建立起与自身发展战略相匹配、与现代化治理体系相适应的企业文化。鼓励董事、监事发表独立、专业意见，推进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进一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审计服务能力和监督检查水平，完善合规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引导员工严谨审慎执业，优化激励约束机制， 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四、商业银行的对策建议

　　（一）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发展养老金融产品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业银行应抓住养老金融发展的机遇，提前布局，扩大市场份额。在企业客户方面，应增加对养老产业的布局，重点关注有发展前景的医药、养老机构等企业主体，按照商业化原则提供信贷支持。一是积极为营利性养老机构以土地、设施等资产进行抵押融资。二是探索养老机构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三是针对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等模式下的康复型、养护型、护理型、临终关怀型服务机构，提供普惠养老贷、医养结合贷等产品。在个人客户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特征，形成差异化产品组合。一是研究借助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等创新工具，提升资产流动性，增强支付能力。重点拓展活力老人的医、食、住、行等全面金融服务，兼顾高龄老人、失能失智老人的医疗和照护需求。二是开发养老理财产品，通过适当风险、多元投资加快财富积累，提升个人客户的养老金储备和未来支付能力。由于老年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固定收益类产品相对股权收益类产品更有优势。未来应加大对老年人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研发，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金融需求。

　　（二）根据消费升级趋势，发展消费金融

　　随着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消费金融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一是商业银行需加大消费信贷投放的力度。未来消费融资需求将迎来高速增长期，商业银行应该根据消费特色推出新型个人消费信贷产品，满足消费者全周期的资金需求。建议未来增加线上消费金融产品的便捷度，优化审批模型，提升审批效率。同时紧跟消费时尚，及时推出相关产品分期产品等金融服务。二是商业银行需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商业银行要积极与公共数据合作，开发税务消费贷款、公积金消费贷款等新产品，促进消费类贷款的发展。例如税务消费贷款，客户只需要提供身份证以及缴纳税费相关授权信息即可办理。

　　（三）把握产业和区域重大战略机遇，助力新经济业态发展

　　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是银行业务发展的机遇。商业银行需国内深耕重点区域、国家级城市群和特色城市。继续将中国本土市场作为集团战略重点，抢抓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关中平原等城市群的发展机遇，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海南自贸区自贸港、深圳先行试验区、雄安新区等重点试验区域特色业务机遇。重点加强在以下行业布局：一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端制造行业；二是跟随家具家电、纺织轻工、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客户转移步伐做好金融支持；三是新型基建相关行业，涉及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等；四是国际数据流动服务、航空物流、教育商务和旅游文化等高端服务业；五是医疗卫生、电子商务、在线教育与文化娱乐、高速互联网、非接触式服务业等疫情催生行业。同时，重点关注受疫情冲击行业的风险与潜在行业整合机遇，包括传统的能源与原材料行业，客运交通、住宿餐饮、体育文化、商务会展等服务业。

　　（四）优化国际化业务结构，提升多元化服务能力

　　在国际政经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发展应重点向低风险、较高增长地区转移，主要是从欧美地区向“一带一路”及非洲地区转移，深耕东盟市场，以保持海外净利润稳定。一是积极对接“一带一路”、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重大国际战略。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海外金融需求也越来越多。2020年1-10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8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老挝、越南等国家。未来商业银行需抓住政策机遇，在“一带一路”、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范围内的国家为海外中资企业及其员工制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二是丰富业务种类。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需不断丰富，增加资管、财富管理、现金管理等业务，与传统的国际结算、项目融资等业务共同形成多元化业务体系，在增盈利点的同时降低业务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五）加大金融科技投入，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金融科技将加快创新业务的发展。未来，商业银行需进一步借助金融科技成熟度，抓住新的发展机遇。一是探索运用生物与光学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造新一代支付、交易平台，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业务处理能力和服务效率。二是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打造新时代的数字化银行。突破原有网点服务半径、手工处理和直接接触等方面的局限，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水平，扩大新的业务市场份额。三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加大金融产品的开发力度。金融科技能够以数字化转型为基础强化银行敏捷反应，使前台部门主动成为用户生活场景中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通过将金融服务嵌入商业场景，根据不同客户差异化提供新产品。四是尝试通过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手段在资产管理的前中后期加强对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金融科技能够提高风险管控信息的多维性、及时性和可靠性，银行应不断更新风险管控手段，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对不良资产从防控到处置的全面覆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六）增强风险处置能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信用环境也随之恶化，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资产质量的下降为银行风险处置带来了挑战，未来需多措并举做好资产质量管理工作。一是合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做好风险对冲工作。提前评估后续经济环境变化对资产质量影响的趋势和程度，合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提前做好对冲工作，强化贷款业务全链条管理，避免出现更大损失。二是划分风险响应区域，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地区经济恢复情况划分区域，各区域统筹规划，系统分析各地资产质量变化情况。积极关注风险较高，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情况，对当期企业复工复产、居民收入情况及还款能力变化要认真评估，对风险资产要尽快处置。三是加大与其他机构合作，分担业务风险。在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较大背景下，银行业务开展面临一定风险，建议加大与同业和非银机构合作力度，积极引入其他方式降低业务风险，例如采用联合贷款、信用保险、联合担保等方式分散业务分险，稳定资产质量。四是拓展资金来源渠道，积极获取政策优惠。应综合运用金融债发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提高主动负债占比，降低期限错配程度，改善资产负债表。同时，结合政策导向，降低对于同业负债的依赖，在降低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推动资金来源多元化。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于积极支持小微、三农和双创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奖励。未来应与政策导向紧密结合，合理运用监管部门的流动性支持政策。

　　作  者：李义举  中国银行研究院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