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不能对世界依赖程度过高

　　意见领袖丨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价值和族群空前撕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的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办，盛邀政商学界顶级嘉宾，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出席峰会，并就“双循环”的主题发表演讲。

　　他表示，“双循环”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终目标是建立开放型经济。这一理论的提出，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不能对世界依赖程度过高。以德国、美国、日本为例，德国因身处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中，所以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高于中国；而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19.7%、28%，均低于中国的35.7%。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今天我的议题是当下中国最大的事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双循环”。我想就“双循环”问题的若干方面跟大家探讨一下。我讲两点，一是理解“双循环”，二是“双循环”的要点是循环，是畅通，那么，当前在中国有哪些堵点特别需要疏通。

　　第一个问题，理解“双循环”。

　　关于“双循环”，已经有很多解释了，但还是经常会听到一些误解，比如认为“双循环”就是重回自力更生，甚至恶意解释为闭关锁国，这肯定是错误的。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理论的重要讲话中，我认为有四点论述是理解“双循环”战略的一个全面框架。

　　其一，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三，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四，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是从这几方面来理解，就不应当对“双循环”理论有任何误解。

　　“双循环”理论的提出，其实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大家知道，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并宣告中国将提前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走向强国的国家，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实现适配，包括对外关系方面。因此，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强国，不能对世界依赖过高。以德国、美国、日本为比较，德国因身处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中，所以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高于中国，但是德国在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中是占据主导性的；而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19.7%、28%，均低于中国的35.7%，所以我们需要调整。

　　这个调整不是今天才提出的，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历了从封闭国家走向开放型国家，从一个封闭的发展中国家走向一个已经具有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在这个历程中我们的对外依存度是逐渐提高的，最高的时候达到60%以上。所以，从2007年开始调整就在进行，而且进行得非常迅速。到了2019年正式提出这个战略的时候，对外依存度已降至35.7%，调整了一半。这也是我们适应国内发展条件、适应国际环境做出的的理性之举。未来还有调整的空间，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第二个问题，调整为“双循环”，而且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我的体会是无论是“双循环”还是“多循环”，要点都是循环，所以疏通循环的一些堵点，是战略转型的要点。下面我从五个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哪些堵点是最重要的，怎么去突破。

　　第一，疏通国民经济运行的“堵点”。国民经济循环的架构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往复的环节，我们按照顺序去看每一个环节。

　　生产环节，要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三大问题：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如果不能够解决，整个价值链、生产链就会断裂，生产能力就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二是产业布局，和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但是扩展到了产业层面，有些产业发展过度，有些产业发展不够充分，因此要迅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架构下调整产业结构。三是产业链供应链，要让供应链能够顺畅的运行。

　　分配环节，也是三个问题。一是提高工资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所谓初次分配主要就是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的分配。提高工资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就是降低利润的比重。当然我国初次分配的内容还包括政府用生产税的方式直接介入初次分配，因此政府的收入也要调整。二是资本和土地的问题，特别是土地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大的改革都与土地有关，所有改革遇到的问题都与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所以现在土地的问题，特别是与土地相关的确权问题、交易问题再次被提出，如果处理不好会是堵点。三是数据，是一个新因素。我们要发展数字经济，而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流通环节，主要是成本问题。在经济学里纯粹流通费用是社会资源的消耗，因为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用，纯粹是把东西搬过来搬过去。所以，降低流通成本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入手之处。中国的流通成本在1991年是23.7%，2019年是14.7%，而发达国家平均仅6.5%，因此，可压缩的空间非常大。

　　消费环节。我们要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让消费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第二，降低制度成本最重要。讲了实体的成本之后，中国的问题立刻转到制度上。为什么近几年中央不断地、持之以恒地要优化营商环境？就是因为制度成本太高，社会营商环境不好，因此，降低制度成本非常重要。面向降低体制成本的法治体系和公平营商环境等“软环境”建设，和面向降低流通与信息成本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硬环境”建设同等重要。后者大家容易认出来，前者大家不太容易认识到，而且改起来也相对困难一些。

　　第三，为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创造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需要有信号的，最重要的信号是金融信号。金融信号里最重要的是三个“率”：一是利率，利率决定了是投资多一点还是消费多一点，也决定了资金的流向，是往这个地方流还是向那个地方流，向这个产业流还是向那个产业流，向这个企业流还是向那个企业流。二是汇率，汇率决定了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国内和国外哪个更优先。三是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曲线是资金在不同的产品上怎么分布，怎么定价。

　　第四，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为转型提供有效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资源配置是以金融的运行、金融机构的运行为载体的，因此为了适应这样的转型，金融需要全面改革，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需要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作、相互补充。二是要特别发展保险、养老基金以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来面对老年化等问题。三是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四是发展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业。五是全面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上每一件都是非常大的题目。

　　第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在划分经济发展的起点时，往往以技术进步作为基本的起点，而现在我们正面对一个天大的技术进步，就是数字经济，因此，现在的转型是建立在新的起点上。据统计，中国的数字经济在世界上排名靠前但不是最前沿的。下一步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推动转型，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是需要强调的：首先，面对以数字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新格局，所有的资源都要数字化，之后现有的产业、经济活动可以被无限制地解构，这看起来是不可间断的过程，但在数字化的基础上可以被无限切分，于是可以交由不同的专业机构分工进行，然后在切分解构的基础上重新积聚，形成新的交易体系、产业链、价值链，这就是数字经济。

　　所以，在数字经济的基础上推进“双循环”就必须有新的眼光。在向新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定制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此一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目标，2035年的目标，以及2050年的目标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谢谢各位。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