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谢亚轩/高明
核心观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基于过去5至10年国内发展的趋势与国际环境的演变，辩证分析了未来5年至15年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最终作出了重大的方向性选择。本报告将尽量用定量的指标所呈现的趋势和国际比较状况，来呈现“十四五”规划背后的趋势与指明的发展方向。
以下为正文内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三五”时期的成绩、当前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2035年的远景目标。第二部分是“十四五”时期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主要目标。第三部分是核心部分，包括12项重点发展的领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核心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宏观政策层面的现代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三是关键领域突破，应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应对老龄化、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与开发等与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有关的因素。
一、 过去成绩、当前环境与未来目标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即将完成；进入“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将开启。
（一） “十三五”时期成绩总结
1．“四个全面”：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十四五”时期升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2． 综合成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预计2020年GDP突破100万亿元（现价，2015至2020年均增长8.1%；按不变价计算，2015至2020年均增长5.7%，2015至2019年均增长6.7%）。
3． 关键领域：涉及5项定量成绩：（1）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3）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4）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保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5）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超过50%）。以及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人民生活水平、新冠肺炎防控、文化、国防和军事、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定性成绩。
（二） 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环境
总体判断：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1．外部机遇：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2．外部挑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3．国内机遇：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
4．国内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三） 2035年远景目标
2035年远景目标仍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设定。其中最具决定性的一项目标是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在2035年要实现的经济增长目标。
截止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1.0万美元。“十四五”时期中国潜在GDP增速预测值约为5.5%（不变价增速；IMF（2020）；白重恩、张琼（2017）），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名义经济增速约为7.0%（平减指数按1.5%估计）。假设人口不变，这意味着“十四五”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5万美元。2026至2035年，如果中国的名义经济增速平均能超过5.0%，那么2035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将接近2.5万亿美元。
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上升至2万美元以上，完成这一目标的主要动力将来源于“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新理念和由科技创新领衔的12个重点发展领域（见二节）。主要困难在于进入“十四五”时期后，中国经济将进入增速下降但质量持续提升的过程：
（1）近年来，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的连续冲击，中国宏观杠杆率明显上升。“十四五”时期，需要将宏观杠杆率的上升速度控制到“避免每年上升超过十个百分点”的区间，这主要涉及财政、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债务监管。
（2）中国制造业局部接近技术前沿，后发优势消失，自主创新面临更高的难度和风险。
（3）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社会投资意愿下降，消费率趋于上升，但消费中的住房、汽车等耐用品将趋于下降，综合导致经济增速下降。从2019年人口金字塔来看，中国将在未来30年中经历老龄化的加速，不过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出现了边际改善。
（4）居民消费仍然受到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自动化替代、收入分配弱势地位等影响。实现全面脱贫、改革个税制度等仅仅是开始，“十四五”时期仍需要持续推进教育公平、乡村振兴、户籍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5）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出现本质变化，中国的外资外贸将受到明显影响；同时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和居民消费的升级，中国的进、出口将更趋平衡。综合之下，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将趋于收窄。
二、 新的理念与整体政策架构
（一） 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与原则的升级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将从从“十三五”时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升级为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总体目标升级，“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也相应出现升级。其中有5项新理念应重点关注：
1． 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在“十三五”规划中是作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任务，而在“十四五”规划中则升级为指导思想。
2．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是指产业结构、市场体系的升级，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这在“十三五”规划中也只是重点任务之一。
3．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是指要对总需求结构的演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这是2020年下半年受到高度重视的新理念。
4．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执政能力的制度性、系统性提升。在经济领域，更是以应对系统、长期问题的“宏观治理体系”概念代替了常用于逆周期、部门性调节的“宏观调控”概念。
5． 坚持系统观念：涵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全国一盘棋，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等多项矛盾的统筹协调。
（二） “十四五”时期12项重点任务的系统架构
“十四五”时期重点发展的领域，依次包括科技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经济治理、乡村振兴、区域协调与城镇化、文化事业、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民生、安全、国防共12个方面，这12项任务形成了一个三层次的架构。
第一层次是科技创新，这是“十四五”时期的第一动力：无论是国内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还是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格局，都决定了科技创新位列第一。
第二层次是系统提升，包括供给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求侧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 供给侧：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既要自主性的技术创新，也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能源、数字化等领域实现突破。
2． 需求侧：要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关键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从而带动居民就业，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
3． 市场经济体制：以4个方面改革作为保障：一是优化市场主体，包括国资布局调整、国有资本改革、非公经济发展等。二是完善产权、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制度。三是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优化市场体系。四是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4． 宏观经济治理：按工具分包括国家发展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预期管理、国际协调等；按时间跨度分，包括跨周期调控与逆周期调控；按目标分，包括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第三层次是关键领域突破，包括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文化软实力、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民生与应对老龄化、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三、 创新驱动发展的国际趋势与微观基础
科技创新是“十四五”规划12项重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其保障措施包括国家力量、企业能力、人才活力、体制机制4项。企业、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政府如何更有效发挥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十四五”规划建议通过前期的企业家、科学家、经济社会领域专家等系列座谈会，以及网上征集意见活动等措施，也融入了当前研发激励政策、企业行为、以及人才流动的新趋势。
（一） 创新驱动发展的国际趋势
技术创新如何衡量？在投入层面，一般以研发投入强度来衡量，这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在产出层面，直接表现为技术专利——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PCT专利申请量。
1． 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
研发经费是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已经升至2.19%（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已升至2.23%），已经基本接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相比2008年提升了0.73个百分点，增幅低于韩国，大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但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2．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国际比较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PCT专利申请量，美国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比重已从2001年的40%左右降至2019年的21.8%。中国占比从2001年的1.6%左右升至2019年的22.3%。日本占比近十多年来稳定在20%左右。德国占比从2001年的13.0%降至2019年的7.3%。韩国占比从2001年的2.1%升至2019年的7.2%。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占比则从2001年的32.5%降至2019年的21.6%。
3． 科技革命与中美技术之争
突破性的技术进步会引领长波经济周期。每个长波周期跨度约为半个世纪。按熊彼特、康德拉基耶夫的研究，近代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长波周期：“工业革命”、“运输革命”和“科技革命”。进入现代社会，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持续到21世纪，由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引领的“信息革命”又形成了第四次长波周期。未来，世界经济还会继续由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进步所驱动。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由“创造性破坏”所引发的长波周期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长波周期具有相似表现，同时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缩短技术周期市场，从而实现经济追赶。承接产业转移就是形成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是所谓的“雁阵模式”：20世纪中期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前后亚洲新兴经济体承接日本的技术和产业转移，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承接了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等，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体的产业升级推进速度要明显快于作为其“指南针”的经济体。
全球PCT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速略滞后于全球经济周期。2002、2009、2015是三次低谷，前两次分别与2001年IT泡沫破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对应，最近一次从2015年上半年回升（2015年也是全球经济的低谷时期）至2017年中期见顶（2017年也是全球经济最近一次高峰），之后趋于回落。
但2019年前后，全球PCT专利申请量增速开始上行。这一轮PCT专利申请量增速的上升与之前存在明显的不同，是发生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制裁、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冲击频发、全球经济趋于下行（从2017年的3.9%降至2019年的2.9%）的时期，所以不是内生的技术进步，而是反映了外生因素的作用。尤其是从中美关系来看，2018年以来美国将中国科技型企业作为重点制裁对象的事实，使得中美双方甚至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进一步认识到了前沿技术与核心产品等的价值，这为各国政府支持研发投入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二） 创新驱动发展的微观基础
1． 创新激励政策：资本市场比财税政策更有效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系可以分为基础支撑、财税支持、金融支持三个方面。其中基础支撑主要包括体制机制建设、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与专项计划等，属于中长期政策；财税支持主要包括直接补贴、税收减免、政府订单等；金融支持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及金融产品创新等。
财税政策的问题一是政策设计较为复杂，如需要考虑增量型与存量型；二是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中小企业影响更显著；三是不适合高速增长领域，对强竞争力企业会有挤出。
与之相比，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能更有效地支持企业研发与创新。原因一是资本市场具有高频交易功能，同时有众多主体参与，能通过不断试错进行价值发现，从而为技术创新实时定价。二是中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普遍偏好股权融资，原因是当前信贷融资的显性和隐性成本较高；企业债券融资标准较高；而股权融资成本较为灵活，同时能获得投资人在行业资源、市场拓展上的支持。
2019年以来，科创板设立、创业板改革、港交所改革等，缩小了中、美之间股权融资的差距，特别是特殊IPO条件、注册制改革等措施，为创新型企业在中国沪、深、港上市扫除了障碍。资本市场改革成为中国支持技术创新的主力政策工具。
2． 金融危机以来，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出现了变化
金融危机之前，低劳动力成本、低税率、以及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地区对企业具有较高的吸引力。但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端的聚集效应、基础设施、研发水平；以及需求端的消费者距离等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价值创造持续向上游环节（研发和设计等）和下游环节（营销和售后等）转移，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份额持续下降（麦肯锡，2019）。
其原因在于：1． 目前约半数劳动力已可以实现自动化替代，资本和劳动力对制造业的重要性出现了反转，这使得目前仅18%的商品贸易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的。2． 规模效应增加、贸易成本下降，使得产业链集聚效应持续强化，生产要素进入聚集区之后会“沉迷其中”，对成本边际变化的反应变得迟钝。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域 “网络效应”的强化，市场空间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越来越重要，而2025年新兴市场将占全球制造业消费的三分之二，2030年将占全球消费的半数以上。
3． 从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看人才的政策诉求
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户口、补贴、购房优惠等各类措施不断出台，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在追求经济运行和人口流动之间的一种良性循环。
一方面，各地会通过吸引人才流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对于生产，人才的流入能从边际上改善生产要素的供应——既包括劳动力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也包括资金（通过储蓄、纳税、社保等形式），以及技术（包括引进新技术、试错型技术进步等）和数据要素的积累。对于需求，人才流入既能直接拉动消费与住房销售，也能间接影响企业投资的增速与方向。同时，人才流入也会产生聚集效应，提升资源整体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城市所在区域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收入增长预期，提供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增强城市的财政力量，改善市政环境，并持续投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建设，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吸引高质量人口的流入。
四、 现代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与宏观经济治理
“十四五”规划的第二层次任务是经济系统的全面升级，包括供给层面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需求层面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层面要协调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一） 现代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主要包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共5项内容，都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关。其中具有统领性意义的一项量化指标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意味着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要与GDP增速基本同步。但201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比重已从32%左右持续降至27.2%。虽然仍然处于全球最高水平，但扭转这一趋势也具有相当的难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日本、德国在过去20年中实现了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目前占比都在20%左右；而美、英、法，以及欧元区、OECD制造业比重都趋于下降。根据NBER数据，美国制造业占比已经从1960s的25%左右下降至当前的11%左右。但金融危机之后下降速度有所放缓。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中，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制造业占比仍在25%以上，而巴西的教训要避免，制造业占比已降至10%以下。
（二）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包括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实现方式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4类结构演变趋势值得关注：1． 产业门类关系（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2． 内需与外需的关系；3． 内需结构（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消费结构、投资结构）；4． 国际收支平衡（进口与出口、经常账户顺差、FDI与OFDI）。
1． 产业门类关系协调：“十四五”规划强调要“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以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原因是2005年以来中国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占GDP比重显著上行，升幅分别为3.5、2.8、1.6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农林牧渔业则分别下降5.3、4.5个百分点。金融、房地产、建筑业过快发展有明显的政策因素，这又会影响产业结构均衡、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意愿。
2． 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扩大内需是指内需占比仍然不够，外需影响仍然显著。应注意外需的重要性并不能以净出口占GDP比重（2019年为1.5%）来衡量，而应该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2019年出口占比18.6%，进口占比17.1%，进出口总额占比35.8%），原因是进口、出口都是中国经济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长期而言，中国已经度过低成本竞争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税收、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继续压低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按照“十四五”规划，中国将不再依靠压低“显性成本”来参与全球分工，而是要向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服务等价值含量更高的环节攀升，亦即“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商品结构、贸易方式，提升出口质量，增加优质产品进口，实施贸易投资融合工程，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3． 内需结构演变趋势：未来的中国，也将和主要发达经济体一样，转型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事实上，2010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经趋于提升，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相应持续下降。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受到人均GDP提升、城镇化、老龄化3方面趋势的影响。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推动消费质量升级；城镇化将带动居民住房、汽车与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普及与升级；老龄化会压低投资率，推升消费率总体上升，但消费中住房、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将趋于下降。
3.1．最终消费结构：首先居民消费支出与政府消费支出的比例自金融危机以来都稳定在3：7，而金融危机之前政府消费支出占比显著上升；其次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比例也自2010年以来放缓了上行趋势，城镇消费占比仅从77.0%升至78.3，而这是在城镇化率从50%升至60%的基础上实现的，反映出乡村居民消费增长更快。最后分消费种类看，对比2013年与2019年，城镇居民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占比下降，而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居住等服务消费上升较为明显。
3.2． 固定资产结构：应该关注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降至55.9%。这一比例的下降始于2018年，反映了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疫情对民间投资意愿的连续冲击，以及逆周期调节政策之下国有部门投资的上升。分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增速2015年以来一直相对较低；基建投资增速2018年自以来也控制在年均增长3%以下，而2012至2017年在15%至20%之间；房地产投资年度增速自2016年以来基本稳定在8%左右，略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已经接近实现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4． 国际收支平衡格局：国际收支总差额=经常账户差额+资本账户差额+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储备资产变动。分经常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来看，趋势分别如下：
4.1．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进入“再平衡”阶段。展望未来，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出现本质变化，中国的外资外贸将受到明显影响；同时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和居民消费的升级，中国的进、出口将更趋平衡。综合之下，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将趋于收窄。
4.2． 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中国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由于经常账户余额趋于缩小，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国的非储备金融账户将持续扩大开放。从结构来看，直接投资项目随着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更趋平衡，自2016年以来重要性趋于下降；相应地，证券投资项目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展望未来，证券市场的持续开放、中国金融资产陆续加入国际指数、中国经济保持活力且政策相对谨慎（有助于维持较高中外利差或相对收益），证券投资项将保持流入趋势。
（三）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包括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制度等方面的重点任务。关注以下6个方面的核心指标（或概念）：1．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2． 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3． 税制结构；4． 政府债务管理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5． 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与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6．直接融资比重与社融结构。
1． 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学研究一般用“两个比重”来衡量两项重要关系的变化，一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反映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反映政府与市场关系。金融危机至2016年中央占比持续下降，2016年以来有所回升。2020年，为进一步激发敌方活力，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再次出现下降。展望未来，预计呈现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总体不变的状态。
2． 宏观税负：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看，2015年以来随着增值税改革及一系列降税措施的推进，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从22.1%持续下降至19.2%。在公共财政账户之外，中国还有政府性基金（其中90%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社保基金等广义财政账户。其中政府性基金是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其收入占GDP比重已经从2015年的6.1%上升至2019年的8.5%，但2020年前3季度出现回落；社保账户收入占GDP比重也持续上升至8.6%，2019年小幅回落至8.4%。
3． 税制结构改革：“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可见税制改革的重点有二，一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保缴费等，由于不容易转嫁，因此提高其比重总体上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二是培养地方税税源，目前重点措施包括消费税稳步划转地方，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等。随着地方税体系的健全，税源的扩充，预计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将趋于稳定。
4． 政府债务管理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首要要求是独立性，包括相对于政府、财政、国企、商业银行等多方面的独立性，这在制度层面上避免了赤字货币化的出现。而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开正门、堵后门，消化债务存量，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实际数据显示，当前地方政府专项债计划已经能覆盖当年公共财政实际赤字的接近一半比重。
5． 货币政策：“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表明“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综合使用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其中，数量型工具预计会坚持近年来逐步形成“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的规则；而价格型工具自2019年以来逐步形成了逆回购——MLF——LPR的政策利率架构，并已经对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展望未来，“十四五”规划并未再提及“向价格型工具转型”等相关论述。两类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可能是更为现实的做法，毕竟金融危机以来，以美、日、欧为代表，全球其实都更依赖数量型工具了。
6． 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从社融结构来看，近年来企业债券融资占比趋于上升，人民币贷款占比趋于下降，政府债券融资占比保持稳定，非标在2018年治理整顿之后逐步化规范发展，但股票融资占比仍然波动较大且总体水平偏低。“十四五”规划强调的重点对策是“全面实行IPO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这可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尤其是能够服务于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股权融资偏好。对于这项任务，2019年科创板的设立、2020年创业板的改革等都是标志性进展，但总体来说还是任重道远。
五、 关键领域的问题应对
“十四五”规划的第三层次是关键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包括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文化软实力、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民生与应对老龄化、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8项重点任务。我们重点关注与人口结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关的四大主题，体现“十四五”规划“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一）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将会带动居民住房需求及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与升级，从而形成较快的潜在经济增长。
1． 国际比较来看：过去20年，中国是城镇化率提升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且目前的水平仅有60.3%，参考OECD整体水平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同时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仅44.4%，城镇化质量的提升空间更大。
2． 分省对比来看：各省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同为人口大省，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0%以上，而中西部的四川、河南、广西刚刚超过50%，差距约为15至20个百分点。数量差距如此，质量上的差距体现为下节的人均GDP指标。
3． 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需要产业和就业的支撑。从城镇就业情况来看，过去20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比持续下降，目前仅占12.4%。而在私营企业就业或以个体形式就业的人数占整体比例持续提升，目前已经接近60%之多，加上其他非国有就业形式，占比已达到87.6%，因此，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是促进城镇就业的主要力量。
（二）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既有助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与扩大，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1．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政府、劳动者、企业家（又分为实业、金融、房地产等）、外国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其中，劳动者工资收入与GDP增速之间的对比关系，就反映出了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2013年以来，名义GDP增速均值为8.9%，最低是2015年的7.0%，最高是2017年的11.5%。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2013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稳定在8.2%左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为9.2%，尤其是在脱贫攻坚三年攻坚战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出现了逆周期上行。使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从2013年的2.8倍缩小至2019年的2.6倍。
2． 省际收入差异：除了城乡收入差距之外，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也较为显著。发达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中西部地区的2倍甚至3倍以上。
3．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演变：总体而言，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体，占比60%以上；而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经营、转移形成4：4：2的结构。从边际变化看，从2013年至2019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经营净收入占比基本稳定，而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的占比出现上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的占比都有明显上升，财产净收入占比小幅提升，而经营净收入占比则出现下降。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10年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拐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于2010年达到峰值74.5%之后趋于下行，2019年已降至70.6%。未成年人口占比在2010年之前持续下行，2010年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渐放开企稳于16.6%左右，2019年回升至16.8%。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201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2.6%（世界银行数据为11.5%）。
进一步从2018年中国人口金字塔来看，未来存在老龄化进一步加速的趋势。首先24岁以下人口占比明显少于25至54岁人口，尤其15至19岁年龄段人口数量最少；同时25至54岁的6个年龄段目前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比较高，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未来30年中经历老龄化的加速。不过14岁以下的3个年龄段出现了边际改善。
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动态比较来看：中国老龄化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早在2002年就超过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7%，全球整体也是在2002年超过7%的。但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在2010年之后出现加速，之后就明显超过全球整体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其次是欧元区，而美国在1993至2004年实现了老龄化率的轻微下降（从12.7%至12.3%）。
根据联合国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的数据，可以对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化趋势进行展望。预计中国总人口数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4.64亿的峰值，之后下降，2050年再次回归14亿，到2100年降至10.65亿。其中劳动年龄（15至64岁）人口和14岁及以下人口将持续下行，而65岁及以上人口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从青少年、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各自的占比来看，中国老龄化率在2050年之前将加速上行，2035年达到20%左右，2053年达到日本目前水平28%，之后老龄化的速度将会下降，并逐步在30%左右企稳。
基于以上现实，“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升。主要措施包括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二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三是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四） 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与深度开发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康中国建设”、“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措施，都将有助于提高人口质量、延长预期寿命、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开发，进而促进人均GDP的持续增长。
从各级各类毕业生人数增长情况来看，过去10年，每年高等教育毕业生（研究生、普通本科、普通专科总量）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从51.6%升至60.8%，已经从边际上改善了城镇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从结构来看，“十三五”时期博士研究生、普通专科毕业生数出现了加速增长，而硕士研究生、普通本科毕业生数出现了下降。
(本文作者介绍：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执行董事），经济学博士。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形势、人民币汇率有深入和独到的见解。)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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