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东北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意见领袖丨东北亚经济研究院

　　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第三讲）

　　本文作者：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东北经济发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近几年通过东北三省党委和政府的大力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个区域发展的相对落后与全局的问题是一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的，因此东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问题。在提出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将分析一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东北发展面临的问题

　　在东北特定的环境里，有些问题和原因是互为因果的。我们认为，东北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产出能力不足

　　产出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总值：一是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国排名中是靠后的；二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全国其他发达区域相比水平不高。当然，有很多人在批评唯GDP论，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GDP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志。

　　我国从1952年开始由工农业总产值核算转到国民收入核算，1985年开始建立GDP核算制度。现在的数据是还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GDP数据。如上讲的表2-1所示，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东北的地区生产总值，特别是辽宁的地区生产总值，始终排在全国前列。当时，辽宁、上海和江苏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占据全国前三名的位置，黑龙江也长期处于全国前10位。1958年的时候，辽宁还曾排到全国第一。

　　如表3-1所示，到2003年时，辽宁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已经跌至全国第8位，黑龙江已经退到中等水平。东北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已经和东北的地位不相称，所以中央适时地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如表3-2所示，近五六年期间，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问题更加突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处在全国排名的尾部，经济体量在全国的占比也在逐步下降。2019年，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全国占比降到了2%以下，辽宁的地区生产总值也降到了2.51%。

　　东北三省的经济体量并不大，如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延伸重工业价值链条，经济发展的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加上综合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高于发达地区，或者和发达地区基本同速。但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仍然在全国垫底，说明东北经济发展确实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另外，如图3-1所示，东北地区经济总量也低于京津冀地区，只有江浙沪地区的1/3，甚至小于广东一个省的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反映了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因为它核算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生产总值上不去，说明东北相对于发展快的地区，经济生产活动减少或者降低，活力不足，价值创造相对萎缩。

　　2016—2018年辽宁等五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情况如表3-3所示，对比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生产率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与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性。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东北三省就已经显露出劳动生产率问题，所以劳动生产率问题也使东北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20世纪90年代，辽宁的工人总数与山东、江苏、广东基本持平，大概是500万—600万人，但是劳动生产率比这三个省要低50%。当时，辽宁的劳动生产率是32 387元/人，吉林是25 595元/人，黑龙江是22 007元/人。而江苏、山东、广东分别是61 949元/人、52 320元/人、68 227元/人，所以东北三省与这三个发达省份在20世纪9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2018年，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是108 268元/人，全国的就业人员是77 471万人，东北的劳动生产率与全国的水平差不多，但仅相当于广东等发达省份的70%，而且比江苏要低50%。这说明东北与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东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差距，职工工资、物质资料使用以及人力资本总体水平比较低，生产工人的技术手段适应新工艺的程度不高，科技发展水平不高，对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也很低，同时也说明生产劳动的组织管理和发达地区相比存在一些差别。

　　如果从生产力三要素分析，其中有两项东北是落后的：一是劳动资料的使用效率；二是劳动者的价值比较低。再加上整体科技水平有差距，最终表现为产出效率低，产品缺乏竞争优势。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出能力问题，一个是劳动生产率问题。这与东北三省是重工业大省、东北是国家战略区域，这样的重要地位是不匹配的。

　　（二） 工业投资处于低水平

　　对于我国这样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投资，需要从供给侧进行大力度调整。没有强有力的投资驱动，经济难以又好、又均衡地发展，这其中工业投资是重中之重。东北作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基地，在工业投资方面与全国相比是落后的。

　　首先，从固定资产投资上看，近十年受能源价格下行、部分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东北三省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逐年萎缩。特别是近十年，大部分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全国都排名靠后。如表3-4所示，2008年，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4.8%，但2018年仅增长3.2%，占全国的比重也比较低。2008年，吉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但2018年仅增长1.6%。2008年，黑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但2018年变为负增长，为-4.6%。因此，2018年东北三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全国的排名均在22名以后。

　　由表3-4还可以看出，2013年以后，东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急速降低，辽宁从2013年的5.63%下降到2018年的1.03%，吉林虽然保持在2%以上的水平，但呈现出下降趋势，黑龙江的下降趋势也较为明显，从2013年的2.57%下降到2018年的1.60%。

　　投资放缓反映了东北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状态，以往被称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现在有些工业产业的基础优势正在逐步减退。东北在逐步告别传统工业方式的同时，现代新兴产业发展规模还没有跟上，投资不足是重要原因。另外，服务业投资也呈下降趋势。东北三省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辽宁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分别下降2.1%和0.7%，黑龙江分别下降27.6%和9.4%，吉林分别下降12.5%和4.6%。东北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更好地支撑和接续作用，东北所依赖的第一产业基础和表明市场活力的第三产业发展均面临着阻碍。

　　东北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也比较低。以吉林为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广东和浙江的1/3，增加的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广东的1/5、浙江的1/4和江苏的1/3，增加的就业人数仅相当于广东、浙江、江苏的1/5。投资效率明显不高。

　　从研发投入情况来看，研发投入对工业经济增长、产业创新、结构调整和工业投资的增加至关重要。作为我国装备部的基地，东北装备制造业占地区工业的比重超过20%，其中辽宁超过30%，而沈阳、大连两个城市都在50%左右。

　　但是，目前东北的装备制造业总体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主要是研发投入不足。东北地区的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不足，就无法带动工业投资增长，技术进步也相对缓慢。东北装备制造技术研发，与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相比有差距，甚至与西部，像四川、陕西相比，也不具先进性。

　　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一共是19 677.9亿元，投入强度是2.19%，而东北的研发投入仅710.1亿元，其中：辽宁460.1亿元、吉林115.0亿元、黑龙江135.0亿元，研发投入远远不足。东北三省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49%，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从投入的额度看，也排在全国的后面，甚至不如河北、安徽、天津。从增长情况来看，东北研发经费投入增长仅为0.79%，而东部、西部和中部则分别增长10.98%、13.39%和16.57%，差距十分明显。在研发投入当中，东北基础性的研发投入更低。当然，我国整体的基础技术研发投入也不高，基础研发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是5%，而像美国以及欧洲地区，则达到了15%~20%。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就无法满足需求升级的要求，从而成为需求升级和研发创新增长的瓶颈。像机床行业，东北机床行业在历史上是有优势的，比如沈阳机床厂、大连机床厂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制造和国家级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但2010年沈阳机床厂的经营效益和机床生产能力就已达到了顶点。

　　技术进步和经营模式如何与世界先进水平拉近差距，进而实现竞争和赶超，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强度，改造传统技术、工艺流程和生产模式。如果研发投入不足，传统技艺没有得到改造，那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沈阳机床厂就面临这方面的问题。

　　（三） 财政收入少

　　东北的财政收入增速经常处于全国的尾部，如表3-5所示，尤其是2014年，东北三省财政收入增速位列全国最后三名。东北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与一些重要产业发展落后和经济增长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东北三省的汽车制造、房地产、采矿等能够带来财政收入的重点行业发展减速，导致了税收的负增长，

　　财政收入分两种：一种是经济性的，一种是政策性的。东北财政收入的减少主要是经济性的，原因在于：一是经济增长放缓和企业经营效益下降；二是资源性产品价格下降严重影响了资源型城市的财政收入，比如矿业；三是东北的房地产市场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没有形成新的增长。当然也有政策性减收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从东北的财政收入看，2015—2018年情况稍好一些，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如果财政收入长期情况不好，也会制约东北的经济发展和东北振兴问题的解决。

　　（四）养老保险负担重

　　东北沉重的养老金负担影响着东北社会的活力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如表3-6所示，2008年以后，东北三省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和增速在逐年下降，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黑龙江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从2016年开始转为负数，亏空了近200亿元，2018年的亏空和2016年相比，又增加了将近一倍。这个差额可能会越来越大，因为东北流出的有效劳动力还在增加。

　　根据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的数据，2015年东北地区企业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1.55，即1.55个社保的缴费者抚养一名退休者，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2.88，相应的辽宁是1.79，吉林是1.53、黑龙江是1.33，而且还在下降，分别比上一年下降0.16、0.66和0.08。这样的抚养比所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

　　企业养老保险可支付的月数也比较低。2015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可支付的月数分别为8.9个月、7.5个月和1个月，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7.7个月。由此来看，东北的企业养老金问题也比较突出，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企业支付养老基金的能力在降低。

　　（五）债务负担不平衡

　　从债务负担的角度看，如表3-7、表3-8所示，无论是信用债，还是政府债，吉林和黑龙江发行的债务金额都不是很大，但是辽宁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经常位于全国的前10位。虽然辽宁的经济发展水平比黑龙江和吉林高一些，但是相较于辽宁自身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辽宁的债务排名和地区生产总值的排名比，相对要高一些，说明债务负担相对还是不轻。

　　另外，如果和全国的总体水平比，吉林和黑龙江发行的债务量可能过少，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企业的融资能力相对比较弱，债务率上不去，经济增长的潜力会小，说明东北三省的信用债和政府债务没有取得与经济增长、经营效益与债务水平之间的良好平衡。 

　　政府债务率等于融资平台债务加上地方政府的有息对外负债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或者与GDP之比。2017年，辽宁的政府债务率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远远高于全国的水平，全国的政府债务率是38.76%（包括中央财政的债务和地方显性的债务）。所以从债务负担来看，东北三省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有的负担重，有的债务率相对比较低，支持经济的力度不够。债务率的不平衡也影响到整个东北经济在均衡的水平上发展。

　　二、东北发展困难的原因

　　（一） 产业结构单一，新兴产业发展不够

　　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结构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像东北的产业结构这么偏颇。近代以来，东北开发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采矿业以及重工业等初级原材料生产部门。无数记录和回忆都印证了当时东北在这些资源方面的丰富程度。但也正因如此，才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荷兰病”，即初级产品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产品衰落、其他经济活动乃至多元的社会文化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日本的北海道也有类似问题。北海道从发展历程看，它先是在很短时间内借助移民掠夺性地开发矿产品、农产品和林产品，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20世纪初期，北海道开始有计划地开垦农业、渔业和旅游，成为日本重要的粮仓、渔业基地和旅游基地，但是与现代的经济需求相比，北海道的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从2006年，日本开始调整北海道的产业结构，发展了汽车零部件、电子应用机器、信息通信设备和医疗器械等水平比较高的新兴产业。

　　东北和北海道，没有像北欧等部分国家那样，自然生长出“经济社会”，它有转型问题，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度过最初阶段之后，逐步地向一个层次比较丰富的“经济社会”过渡。有“荷兰病”的区域需要及时转型，像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在淘金热之后，很早就开始走向经济的多元化。因此，这样的地区如果在资源枯竭时，仍然不能顺利地转型，经济上就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国内其实有不少城市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只是东北表现得更为严重。东北的转型和国内的其他省市相比，任务更重、困难更大，而且在转型过程当中所涉及的面更广，转型确实有些慢。

　　东北的经济结构表现在重工业国企形成的单一产业集群，例如“煤炭城群聚”现象。这种产业群聚的模式在工业革命时代由西欧起源，盛行于所有的现代国家。全球史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将早期那种围绕着煤炭、钢铁和铁路兴起的重工业城市称为“煤炭城群聚”。这些群聚在其全盛时代非常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因为它能很好地在一个地方集中，批量地进行生产、制造和销售，因而在刚开始也都非常繁荣。但是，当社会转向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时，无论这些产业群聚在哪种气候、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下，甚至在哪个制度下，几乎全都无一例外地走下坡路。

　　东北的很多城市正是那种典型的“煤炭城群聚”。它们是近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同时又恰好由于当时东北地广人稀，非常便于在农林矿等各个部门都采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这与1949年前关内除上海之外的几乎所有省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5年，陈云同志曾经回忆说，看到密布的铁路和电线才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大工业生产，这是很多东北人迄今仍有记忆的辉煌。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正是曾带来成功的那些因素，导致了后来的失败。在“煤炭城群聚”的模式下，比较大的问题是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很低，人们对大型组织的嵌入程度、依赖程度很高，最终会使整个社会越发地锁定在这一结构上，形成一种“内卷化效应”。

　　这种特殊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使东北受石油、煤炭等大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非常大。由于资源型城市经济往往依赖单一产业，当这些单一的产业原材料价格暴跌的时候，也是这个城市到了“难以承受之重”的时候。东北这种城市太多了，如大庆、鞍山、双鸭山和鸡西等。

　　真正的出路是，为了市场的变动而找到自身的特点，营造多元化的环境，带动不同部门的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就目前来看，东北对产业转型有重视，但是力度和效果还远远不够，引入新兴产业的步伐还比较慢，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东北才刚刚起步，在全国还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社科院蓝皮书数据显示，2015年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5%，而东北只占6%。

　　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没有成为东北三省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柱。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从制度上看，在国家提出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上，东北结合省情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向，但存在着结合东北的重点、特点不突出，地域特性不够明显的问题。

　　二是从产业链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短，层次不高。东北的新兴产业集聚大多是生产同类产品企业的简单集聚，属于横向联系的产业集聚，缺乏上下游产业链的联系和衔接，集聚的效应发挥不足，产业发展环节的衔接也不够紧密。

　　三是从创新平台建设看，东北创新平台还存在很多短板。据辽宁社科院统计，2017年东北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占全国的比重仅为6.8%，分别为广东和江苏比重的62%和39%。这说明东北缺乏与成长企业配套发展的产业化平台，载体建设对新兴产业的带动作用尚没有充分发挥。

　　单一的传统产业，加上现代新兴产业发展相对孱弱，使得东北经济难以真正地实现转型升级。当然，东北不是没有发展新兴产业，已经开始做了，但效率和转型的步伐仍较慢，目前尚无法产生规模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至于效果还没有完全地凸显出来，经济仍在低速增长阶段。

　　（二）国企的深度改革比较滞后

　　东北的国企在东北振兴当中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和发达地区相比，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是东北的国企占比比较高，但是国企的股权多样性不够；二是国企当中新兴产业比较少；三是国企在改革当中距离市场仍然比较远，市场化改革还远远不够。

　　东北三省的国有工业企业资产与私营企业资产之比显著高于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辽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超过40%，黑龙江则要超过50%，说明东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有经济的依赖性非常强，但是国有经济传统产业相对比较多，经济结构多元化相对欠缺，经济效益难以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提升。

　　当然东北的经济结构从历史上来看就和其他的沿海省市有很大差异。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历史上私营经济就很发达、活跃，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更是得到飞速发展。但是，国企如果改得快、改得好，能够与市场紧密相结合，国有资产一样会取得良好的效益。像上海和北京的国有资产占比也比较高，但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很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更强。

　　2019年，上海国有资产的总额是21万亿元，比例也不低，占上海经济总量的1/4。但上海国企和东北国企的主要不同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国企主要分布在石化、港口、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通信、医疗器件以及金融等产业，基本上都是新兴产业，同时借助在浦东开发、自贸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中的积极参与，上海国企深化改革和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强的带动作用；二是上海国企改革进展快，改革方向也很准，特别是按经济要素进行国企的布局，在浦东开发、东部率先、长三角一体化当中，做了许多符合实际需要的、符合国家战略要求的国企布局；三是深化授权的经营体制改革做得很到位，深化市场化经营，体现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包括国企引进战略投资者、运营改革、薪酬激励机制等。与上海国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相比，东北的国企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

　　东北的国有经济和东北自身比，最近几年发展得比较好。比如辽宁的国企，与2017年相比，2018年净利润增长超过40%，资产负债率比全国的水平还低11个百分点。但是和东北振兴的要求相比，东北国企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城市（像上海、北京）相比，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在市场化改革问题上，东北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体制、机制、观念与市场化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有个别的国企注重生产，不注重市场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拓展，不注重参与市场竞争、不谋划如何去竞争。

　　这些问题在过去可能不是大问题，但是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这些改革措施后，东北国企的内在弊端就逐渐地显露出来了。自己和自己比可以，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与市场化要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活动的主体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能够生存得更好，以及灵活的应变能力，要比体量、规模更重要。东北国企在遇到市场变化时要有很好的预适应能力，主动利用新出现的机遇。一旦原先高度依赖的产业出现问题时，就能找到出路，更加主动迎接挑战。

　　目前经济下行考验的是企业的生存能力，而不是扩张能力。所以，东北的国企需要推动更高层次的、更适合东北振兴需要的改革。特别是大型国企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机制改革，这是东北的国企需要研究和推动的。国企改革更需要伤筋动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决定着国企转型的升级能力、适应能力、生存能力，决定着市场竞争力。

　　东北国企改革与发达地区相比步伐相对慢，或者是改革的效果不是特别突出，也有历史的原因。历史上，在资源优势和价格劣势当中，东北的国企在全国的产业分工当中，为其他地区的改革试点做了很多保驾护航的工作，东北的国企在全国的国企改革中也承担了一些改革的成本，但同时也让东北的国企错过了一些历史机遇。

　　（三） 投资环境需继续改善

　　讲到东北问题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东北的营商环境差，这也是东北振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原因。营商环境差成为很多企业家、投资者、经商者望而却步的主要因素。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投资不过山海关”，已成为东北营商环境差的专用名词。当然，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些民企到东北投资，和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东北振兴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而营商环境的“山”和“坎”是东北振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某程度上讲，成败在此一举。

　　如果投资环境不改善，那么可能会致使很多外部投资难以进入；没有外部投资的参与，地方经济将难以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个发展快的区域，主要取决于外来的投资，外来的人口，外来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无论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还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浦东的开发、开放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外来的投资和投入。

　　直接来看，东北营商环境方面有三个表象：一是政府大、市场小，问题有解决，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二是表态比较多，但是落实得还不够；三是制度多，但是投资者感觉还是差。现在大家谈到东北的时候经常会说，东北改革开放的思想是有的，但历史上那些不适于改革开放、不适于市场化改革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有的方面也是根深蒂固的，包括“强政府、弱市场，大政府、小社会”。这样就会把管理放在第一位，而把服务放在第二位，甚至放在次要的地位，从而导致政府和市场的双双失灵。另外还存在“重国有、轻民营”的思想，包括学生就业、员工择业都存在重国有、轻民营的现象，甚至还有些潜规则。这也是为什么东北自身的企业，特别是外来的投资者、企业家、营商者，在企业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去找政府，而很少去找市场。与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相比，东北这种现象和特点非常突出。

　　在办公、办文、办事方面，一些政府官员表态比较多，在办事方面，谈得很豪爽，表态也快，但是在落实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个别存在敷衍塞责、虚与委蛇的现象。

　　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最近几年东北各级党委和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切身感觉到东北的营商环境需要大力改善，出台了很多改善的措施，致力于在东北振兴中首先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国际上有一个营商环境评价的标准，是世界银行制定的。按照这个评价标准，东北可能不算是最差的。因为评价标准更看重的是文件、制度、办法和措施，在这方面东北可能不算最差的。在一个世界各大城市营商环境排名中，沈阳位列第89名，而且沈阳也提出要争取进到全球的前50名。这种局面、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2018年，在国内组织的一个各省的营商环境评比中，辽宁位列全国前10名。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和全国的差距不大，甚至有些要优于全国其他省市。

　　辽宁也不可谓不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专门设了一个机构，叫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吉林出台过25条营商环境改善措施。黑龙江专门制定了改善营商环境的具体意见。但是，实际上大家感觉到的和听到的，甚至看到的东北营商环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看制度执行，有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也有“春意看花难，西风留旧寒”之感，总感觉现实和愿望还是有差距。投资环境差，不仅仅影响着对内开发，甚至更影响着对外开发。东北如果营商环境存在问题的话，更会影响中国同其他东北亚国家的区域合作。

　　（四） 东北的人口老龄化和“孔雀东南飞”

　　东北的人口老龄化和“孔雀东南飞”现象导致东北的有效劳动力减少，这也是东北经济发展慢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对东北振兴和东北的长期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东北的出生率低。如表3-9所示，东北三省的出生率经常位于全国出生率末三位，甚至整个东北的出生率水平长期只有全国的50%多一点。从生育率指标来看，现在东北的自然生育率只有0.7左右，仅为更替水平的1/3，我国的生育率更替水平是2.2。人口老龄化导致了东北养老和财政问题的压力加大，并且严重地制约着东北的经济发展。从人口结构上来说，大量的退休人员与较少的新生代劳动力决定了东北的养老负担重，人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低。

　　从经济学的概念来看，不是说人口少，人均GDP就会上升，人口少的地区往往经济市场也小，经济活跃程度不高，人均GDP反而可能下降。随着人口的颓势加剧，将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东北的经济发展、经济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可能会因东北人口占比的逐年降低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二是东北的有效劳动力流失相对比较多。2010—2015年，东北人口净迁出约24万人。有一种说法是，10年流失了约100万人口，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仔细分析的，也可能是夸大的，但人口净流出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净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技术精以及管理型人才是主要人群。如果这个形势不扭转的话，就会使东北的人才优势逐步丧失。中高端人才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人才结构长期失衡的话，就会对东北振兴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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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亚经济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汇聚校内外优势资源创建为服务国家面向东北亚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库、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将为建言献策、服务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组织、资源和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