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只有重大改革和发展举措才能进入美好富裕社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经济循环和进入美好富裕社会的展望专栏之一

　　节选自《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4—8页

　　开栏语：形成“就业创业—收入流程—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产能平衡—均衡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动能传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说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变值计算，未来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7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告别低收入国家的队伍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或是中高收入国家却难以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在尖端科技上也难以与发达国家匹敌，从而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停滞期”。在2006年《东亚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些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在劳动和资本优势消耗殆尽之时，既不能重复曾经赖以生存的发展模式，又因为科技水平发展的限制无法取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无法摆脱曾经的发展模式，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

　　2000年，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今18年过去了，虽然相比部分拉美国家40多年仍未跨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脱离这个陷阱，但相比韩国、日本等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发达国家的速度，中国已经落后很多年了。在本节中，我们将计算当前体制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时间，并通过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尚未摆脱陷阱的中等收入国家进行比较，以便找出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方案。

　　实现国民经济理想的中高速增长，首先要知己知彼，对发展的条件、自己的实力、未来面临的问题，以及对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潜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条件和态势、全球经济整体增长趋势等，还要包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有个清醒的判断。

　　一些学者对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走势非常乐观。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今六大实力已进入全面追赶美国的时期，其中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也在加速赶超美国，中国综合国力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38 倍。根据他们的预测，到2020 年，中国综合国力将会相当于美国的1.75 倍。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大国。2017年中国人均GDP与人均59472美元的美国相比相差了约51000美元左右，就是与全球人均GDP水平相比也差了1900美元左右，排在世界各国的第70位。加上6个月以上在城市中务工居住的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也只有58.52%，而户籍市民化比率不到42%，农业就业劳动力高达27%。从这组指标看，中国还是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比重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前沿性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平行的占32%，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占了50%；创新型国家阵营中中国目前也只是处在第三方阵国家的第一位。中国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分配的吉尼系数也还较高，居民间、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和发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不平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住宅、养老等保障，金融风险管控等方面，也与先进的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横向相比，特别是中美之间，这些差距客观存在，不可能在中短期内就可以超越美国，特别是人均GDP方面本世纪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科技人才、基础科学、试验能力、专利发明、技术产业化、技术进步体制机制等诸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至少有着5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差距，况且美国在未来其科技进步并不会停步等待中国的超越。中美之间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水平上，并不处在一个重量级上。

　　也有经济学家乐观地判断，从现在到2035年，年平均保持4%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实现2035年的发展目标。上述关于增长速度较为乐观的预判是有误的。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遇到以下这样一些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首先，中国目前城乡人口和要素模块淤积和之间流动的梗阻使二元结构转型停滞。

　　（1）农村和农业模块的人口和劳动力淤积。从人口资源看，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省比较，2017年，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将常住和户籍平均，我们农村中人口比例比它们高了22个百分点，在农村中多淤积了30582万人；如果考虑到现在农业技术和装备的进步，农业就业比率比它们也高了15个百分点，在农业领域多淤积了11646万人；我们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只有9亩多，相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分别少了1060、20、11、12亩；而如此多人口和劳动力的农村农业领域，201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流入只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33%。农业中人口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间的匹配和组合，可以说是极度扭曲。

　　（2）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中产能和资金的淤积。2017年，在城镇和非农业的投资为607046万元，占社会总投资的94.67%。而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7%，过剩产能为83635亿元，占当年GDP的10.11%之多。城镇和非农业领域，资金过多和产能淤积。

　　（3）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还会强劲推动经济增长。这也值得商榷。中国发生了农村和农业模块与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之间的流动循环放缓和梗阻。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 主要是从中国城镇，FDI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比第一个10年降低了很多，而ODI却高速增长，相应地2016年资金外流动规模竟然高达7250亿美元，2017年如果没有对外投资资金流出管制，流出资金的规模会更大；虽然农村和农业中有着50%的人口，27%的农业劳动力，但是，从农村和农业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的5%左右看，过剩的资金也没有流入资金紧缺的农村和农业中，2016年农村储蓄资金，仅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个渠道，就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出了31901亿元；而从外出务工的农民人口看，出现了从城镇返回农村的逆流，实际上2014和2015年制造业相对过剩，去产能开始，加上工厂智能制造替代劳动力，广东和东部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回乡规模2015年334万，2017年规模在1000万以上，实际数据可能还要大一些；外出务工农民工同比增长从2009年的3.5%下降到了2016年的0.3%。城镇资金不往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放缓，城镇开始排斥非进城户籍劳动力回流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濒临结束。

　　其次，从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转型时，中间中高速增长时间可能很短，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快速服务业化时增长速度也很快从高速下降到中速，再转入低速。对此，笔者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鲍莫尔（1967） 构建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个部门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其假设： 按照劳动力产生的作用不同，可将劳动生产率稳定增长的第二产业部门定义为“进步部门”，而将劳动生产率保持恒定的第三产业定义为“停滞部门”。劳动力成本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中的增长幅度不同，为了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劳动力大量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日本和韩国从8%增长速度下降后，还有服务业比例向60%靠近和超过60%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高速度转向中低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从高增长点转折后到中低速增长之间，2012年开始，国民经济8%以下中高速度已经增长了7年，发展会给我们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有多长？还有，服务业从50%向60%过渡期间，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快速下降到中速，甚至是低速区间？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以后经济发展主要要讲质量，不能再求速度，特别是不能再搞赶超型经济增长。其理由是：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相当一部分行业的产能或产量已达到物理性峰值，资源承载能力减弱，污染排放总量超出环境容量，生态损害超过了自然再生能力；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使中国经济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以GDP论英雄。我认为，主要讲质量，不再追求速度，特别是不要赶超型增长的观点，更是值得商榷。

　　20世纪80年与90年代之交时，中国经济学界也曾有过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好，还是快一些好的争论。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反对追求高速度，他们通过分析各方面的约束，计算出5%是当时适度和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会给国民经济造成诸多问题。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在治理整顿的背景下，经济增长要争取继续保持有一个较高的速度，不能过度下滑。但是，这方面的建议，在经济学界不占主流。

　　2017年全球人均GDP为10500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8600美元左右，与世界平均相差了1900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相差3800美元，我们只完成了迈向高收入门槛路程的70%左右。后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从1960年到2007年，一百余个中等收入国家中，仅有13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3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国，只有日本、西班牙和韩国三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1世纪以来，人口大国中人均GDP只有波兰2016年以12500多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在3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泰国等，或者进入高收入门槛后又跌出，或者长期在高收入门槛附近徘徊。因此，大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更不会例于此外。

　　对于当时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的观点，后来还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出来纠正：“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样是今天和未来，也只有赶超型增长速度才能实现迈向初步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动态地看，人均GDP高收入门槛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地提高。自有这方面统计划分以来，高收入门槛年均提高率为2.47%。中国未来经济若不按照6%—5%—4%的走势增长， 2035年根本就没有希望进入高收入门槛。因此，如果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而中国要想在确定的时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唯一的行动战略是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没有其他途径可选。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