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马云的“外行话”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一个人老是说“外行话”，却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一个行业，只能说明，行业的边界和定义已经消失了。

　　本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四川的大凉山。

　　在那里，攀钢投资300多亿元建了一座年产350万吨的大型钢厂西昌钢钒。2018年，一位阿里巴巴的人跑去说，我们帮你们建一个“钢铁大脑”吧。

　　攀钢董事长段向东对我说：“那时我真的挺惊讶的，马云不是卖百货的嘛，他懂炼钢吗？”阿里开了1000多万的合作费，段向东当然不肯出。阿里说，那么这样吧，我们先免费做，以后你们看着给。

　　阿里派出了一支10多人的专家团队，由一位麻省理工出身的博士带队，在大凉山扎点干了一年多。到我去的时候，有两个项目已经交付了，一个是炼钢炉的铁水和合金添加，一个是钢板表面检测。

　　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支撑下，攀钢仅这两项改造，一年可以节省5000多万元，同时减少一半左右的用工。

在攀钢西昌钢钒调研

　　从大凉山下来，我又去了四川农信银行调研。这是一家服务上千万农户和中小企业的地方银行，全四川拥有5000多个网点。四川农信从2014年开始构建互联网金融平台，逐渐完成了科技金融的全闭环。

　　到我去的时候，四川农信每天上百亿的交易全部在网上完成，对30多万小微业主发放贷款，年不良率居然可以控制在1%以内。这在传统的商业银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今年疫情期间，它在全国农商行中第一个完成了“战疫贷”业务。

　　四川农信的数据中台，是在阿里的支持下完成的。

在四川农信调研

　　会不会有一天，阿里巴巴成为一家无所不在的公司？

　　1962年，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研究美国企业史时，提出了企业发展的战略四阶段论：数量扩大战略、地区扩展战略、垂直一体化战略和多元化经营战略。

　　这四个阶段环环相扣，带有强烈的、可以科学推演的递进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它被视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普适性规律。

　　然而，二十一年来的阿里巴巴，显然不符合这一理论。它的增长曲线带有极大的跳跃性，甚至其间并没有可以合理推演的逻辑路线。

　　阿里是做中国商品出海的B2B业务平台起家的，它抓住了1998年中国外贸自由化的窗口。但是，2002年的淘宝网却是一个意外的、与当时的主营业务几乎毫无关系的尝试。2003年，淘宝推出了担保交易服务——支付宝，后来发展为全球用户量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如果没有那一年的非典疫情，这在铁板一块的中国金融业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2014年，马云发力云服务，在当时，阿里的数据处理能力远远弱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联想乃至腾讯和百度，几乎谈不上任何的竞争优势，但是，今天它却拥有了60%的市场份额。

　　这几天，人们正在为蚂蚁金服天文数字般的市值惊呼，那么，三四年后，阿里云的估值很可能更加让人吃惊。

　　马云的箱底还藏着一些宝贝。他的菜鸟网络还没有浮出水面。今年开始推动的犀牛智造会不会重构既有的生产线秩序？甚至，刚刚完成校园建设的湖畔大学，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工商大学？另外，他声声念叨的乡村教育和大气污染，会不会也找到一种创新颠覆模式？对了，还有他藏在深闺的达摩院，会是下一个贝尔实验室吗？

　　马云做了这么多专业的事情，但是，他好像总是讲“外行话”。

　　10月24日，他在外滩论坛上的21分钟演讲，刷爆了舆论圈，然而在金融业内，很多专家都只是“呵呵”而已。他说中国的银行是“当铺思维”，说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根本就没有系统。这些话都经不起学术和业内的认真推敲。

马云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演讲

　　这当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他说新零售，王健林跟他打赌，大抵是相近的情景。

　　可糟糕的是，他说这些“外行话”的时候，行业的颠覆已经开始或即将完成了。行业里的人们要警惕的不是他说的话有多么外行、可笑，而是要防止他可能形成的“科技霸权”和垄断。

　　在某种意义上，马云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还时不时地“怼”一下教理论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而是一个思想者。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一些人物，比如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先秦时代的老庄孔孟，乃至近世的尼采、艾德蒙·柏克，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启迪了人类的思想。

　　思想者的特点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是“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就是“上帝死了”。你听上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但是，他是第一个讲出这句话的人，然后，河流改道了。

　　马云的朋友们都说他是“外星人”，当然指的不仅仅是他的外貌。

　　常常有企业家问，为什么二三十年前我们读德鲁克、迈克尔·波特，而现在却更愿意听乔布斯、马斯克和马云？

　　这又是一个与分工和边界有关的话题。

　　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本质而言，是被两个元素推动的，一个是科技力，一个是思维力。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人们因之产生分工。

　　德国哲学家托马斯·索维尔便认为，知识分子供应思想产品，企业家供应财富产品，两个集团泾渭分明，共同构成社会精英阶层。

　　近二十年来，信息化革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世界推平。与此同时，数据、智能硬件、新材料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和新工具，对人类行为及公共治理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深刻，由此产生出大量的专门知识。经典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缺乏及时响应的知识储备和获取能力。

　　正因此，知识世界的地理疆域发生了大挪移，经济学者们对商业突变的解释权被冲在一线的企业家所剥夺。而后者在表达上，并不追求系统化和框架性——或者变化本身就无法用传统意义上的框架进行证明及证伪。

　　所以，不是马斯克或马云太会说，说得太对了，而是本来应该承担话语责任的群体集体失语了。

　　这里面，当然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政治、商业或思想市场的单核化，永远是需要警觉的。

　　一个人老是说“外行话”，却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一个行业，只能说明，行业的边界和定义已经消失了。

　　马云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认真通读他二十年来的讲话，你会发现，他也有一定的思维模型和表达范式，就是重新想象任何一个行业的运转状况，然后从需求和效率出发，对之进行破坏及重构。

　　他不懂编程，不懂炼钢，也未必真的懂金融。但是，他喊出了罗马的方向，然后让彭蕾、张勇、蒋凡及行颠等一干人用脚趟出一条路。所以，他的核心能力是远见、企业文化和资本组织力。

　　他未必每次都对，但是对上一次，就可能是一场梭哈。

　　在美国商业史上，像马云这样的人物也出现过一位，那就是创办了IBM的老托马斯·沃森。这位对技术一窍不通、打印机推销员出身的企业家在当年也总是说“外行话”，然后一次次地改写历史。

　　在当代中国商业世界，马云是一个异端，阿里巴巴是一家前所未见的巨型公司。就如同西方世界对崛起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陌生感一样，中国社会对阿里的无边界扩张也未必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我们对之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很令人惭愧。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