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预测诺奖成果：贫富差距与房价波动比想象的可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者 夏春

　　摘要：长期关注诺亚研究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不同资产长期趋势和投资策略的研究，是与学术最前沿的发现紧密挂钩的。周一瑞典银行将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最新得主。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可能获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至关重要。

　　通常，获奖的学术成果是得主在20-30年之前完成的，而且与当下的经济主题关系并不密切，这就使得预测谁能得奖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学术界群星璀璨，巨星云集，够资格获奖，年龄也很大的潜在经济学家还不少，就使得预测难上加难。

　　我虽然每年都参与到预测游戏，但也只是在2017年准确预测到得奖人将是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Richard Thaler教授，之所以猜到还因为一点点私心，因为我在2017年9月下旬在喜马拉雅FM推出了一门建立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上的投资课程，叫做《经济学家夏春的投资必修课》。其他时间我的预测基本落空，不过我通常会在颁奖结果宣布后的第一时间对得主的学术贡献和八卦故事进行介绍。

　　最近两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挑选获奖者时，比较注重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世人认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解决之道两方面做出的贡献。例如2018年两位学者Paul Romer和William Nordhaus分别以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也就是科研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经济学的深刻认识而获奖。2019年三位获奖者的贡献在于通过随机参照实验来研究穷人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解释为什么穷人和穷国难以翻身走出贫困陷阱，走向富裕，以及找到帮助他们脱贫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去年的经济学颁奖似乎打破了年龄的限制，就好比物理化学奖，只要公认研究成果重要，学者就不必等上几十年。

　　贫富差距比想象的可怕

　　如果诺奖委员会保持这个趋势，那么我认为今年最可能的获奖的研究主题很可能集中在宏观领域最受世人瞩目的一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导致了民粹主义和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反全球化主义的崛起。此外，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他在过去20年的研究发现，贫富差距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和可怕。虽然大家现在听了可能觉得没什么奇怪，但这些发现在当时，以至于现在，仍然在整个经济学界产生巨大的震撼效果。

　　因为两个原因，使得贫富差距问题，在马克思之后，基本上从来不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第一是经济学家信奉自由竞争，认为竞争下产生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会带来激励效果，激励穷人努力工作或者创新，变成富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会随竞争的优胜劣汰而消失，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来说就是“富不过三代”。因此，贫富差距是经济中自然出现的现象，不值得研究。

　　第二是过去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贫富差距很小，大家是共同贫穷，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会变大，但当经济进入到高水平发展阶段，贫富差距会缩小，大家是共同富裕。

　　简言之就是只要把经济这块饼做大，一开始大家分得不够均匀，很多抱怨，但社会分配机制，特别是税收机制，会自动发挥作用并且不断改进，这就使得大饼会分得越来越均匀，社会越来越和谐。另一种机制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会产生先富带后福的效果，就好比把酒杯叠成金字塔，一瓶酒从最高的杯子倒下去，酒会从上面的杯子溢出，流到下面的杯子里。

　　这两个主流经济思想的论证者Simon Kuznets和Milton Friedman分别在1971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从此，贫富差距问题就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消失，而美国和英国以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全世界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尽管香港的贫富差距是全球最高之一，但每当香港被美国评为年度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政府官员总是大书特书，沾沾自喜。如今，美国和英国都被贫富差距搞得焦头烂额，但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2019年诺奖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穷人难以翻身成为富人，而Piketty的发现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之间并非倒U型，而是U型关系。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反而会越变越大！经济这块饼越分越不均匀。一瓶酒倒进上面的杯子，不是溢出进入下面的杯子，而是留在了最上面越变越大的酒杯里！

　　为什么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现象，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此前经济学家用到的收入数据收集不够完整，只能对不同群体的收入进行简单粗糙的划分。他们按收入不同将居民分成五等分，收入或者财富是前20%是富人，而后20%是穷人，中间的是中产阶级。

　　第二是当初经济学家研究收入问题的阶段，恰好是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重建，全球化带来高增长，大家的收入都在快速增加，收入差距快速缩小的阶段，因此，经济学家得出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是倒U型的结论。

　　但是，1980年之后，由于经济自由竞争思想带来放松监管、国退民进，以及和英美国家的减税潮（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90%左右降到40%左右），导致之前逐渐缩小的贫富差距来了一个大逆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例如，2014年，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1%的家庭净财富占国民财富的40%，这些比重都回到了一战开始前的水平，是一个非常显著的U型。

　　Piketty发现，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除了受益于减税潮，更重要的是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并且享受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收益率。简单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收益率大约是8%，而全球发达经济体GDP的增长率大约在2%，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平均也只有4%左右，都低于股票投资收益率。

　　今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瑞银和普华永道刚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在今年4-7月财富增长了41%。美国则发现，643名最富有的美国人在3-9月的财富增加了29%，相当于8450亿美元。主要都是受益于股价上涨。

　　Piketty在经济学上更大的贡献是首创了通过个人税收记录来详细研究每个人税表上反映出的真实收入和财富变化，这些数据在去掉个人信息之后是可以长期跟踪的。有了这些微观层面非常颗粒化的数据，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就可以研究前10%，前1%，前0.1%，前0.01%以至于Forbes财富排行榜上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的收入，财富和税收记录。

　　他们最有趣的发现是，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比如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0.1%的家庭则占了10%，前0.01%的家庭占了5%。这些数据相对于1980年都变化巨大，但无论是收入排在后50%的穷人阶层，或者排在中间40%的中产阶层，在过去40年里的收入占比或者不变或者减少。这个现象是全球性的，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差不多，而且，如果把刚才的收入占比改成财富占比，那么差距将变得更加惊人！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Piketty的研究第一次走出象牙塔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老百姓对于华尔街的不满在2011年转化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游行示威群众打出了“我们都是99%”的口号，表达了对于前1%的群体的严重不满。

　　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提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是向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或者增加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同样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哪怕其中一些只是被人遗忘的历史常识，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就是实行财富税。再比如，他们发现，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叠加之前多届政府的减税，使得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面对的综合税率比其他任何一个群体还要更低，既比其他超级富豪低，也比最穷的群体低。

　　他们还发现，过去经济学界认为增税的坏处在于降低富豪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全社会财富创造创造的理由站不住脚。实际上，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就发现，增税不会降低富豪的工作激励。Piketty的研究激发了很多学者跟进，例如2010年获得诺奖的Peter Dimond与Piketty的长期合作者Emmanuel Saez就主张应该将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70%以上。

　　这些研究主张在2019年开始的美国大选中受到高度重视，提议财富税的民主党候选人都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而现在拜登提出的部分逆转特朗普向企业减税的政策，并且提高对超级富豪的所得税的主张，都是受到了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启发。这也符合我前面所说，经济学前沿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

　　顺便说一句，Piketty也是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最透彻的学者。前不久总理说，中国6亿人口税后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这个抽样调查结果来自于国内学者，但他们却忽视了抽样调查的不足，得出了中国可支配月收入超过2万元仅有70万人的错误结论。

　　前面说过，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但是抽样却很难充分反映。Piketty就与他的合作者利用了中国国家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数据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了目前最好的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5.4亿低收入人口的税前月收入平均为1470元，这十分接近总理说的数字。但是2015年中国税前月收入达到2万元的就有1亿人，远远超过国内学者估计的70万人。这些就是中国收入前10%的人。在2015年月收入超过2.7万，在中国就能进入到前1%。

　　房价波动比想象的可怕

　　虽然今天主要介绍Piketty的学术贡献，但我认为日本经济学家Noubhiro Kiyotaki（清泷信宏）和英国经济学家John Moore以对宏观经济中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获奖可能性更大。限于他们理论的复杂性，我只提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在Kiyotaki和Moore之前，宏观经济学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由于经济变量都是内生的，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需要一个随机出现而且很强的外生推动力。这就好比物理学家非常想知道什么造成了宇宙大爆炸。过去，经济学家假设的第一推动力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即使战争，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天才科学家发明的新技术都很难产生现实中观察到的经济周期。当然，今年的疫情冲击是一个极好的外生推动力的例子。

　　Kiyotaki和Moore发现，这一不足和过去研究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内生机制理解不够充分有关。经济中的耐用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其实会产生放大经济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耐用品既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作为抵押品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他们会起到一个外生冲击的“放大器”的作用。换句话说，耐用品特别是房子的价格波动远比大家想象的可怕。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界过去寻找外生动力的努力，而把目光聚焦到之前考虑不充分的内生扩散机制，大大推进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找到许多新的“经济周期内生放大器”。

　　特别是，这一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繁荣，而房地产衰退则导致美国经济即使在量化宽松刺激下，复苏依然极其缓慢。

　　当然，这项研究也带来一个“副产品”，就是各国对房地产市场变得格外呵护，只要房价稍微下跌，政府就变得极其紧张，各种政策托市，房价易涨难跌。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的房价却在上涨，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顶尖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也许有人会说，房价波动会放大经济波动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为什么值得诺奖？这就需要我们了解顶尖的经济学研究可以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比如Piketty是第一个用数据说服大家贫富差距越来越恶化的人。

　　比这个层次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从这点来说，好的理论研究就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虽然人人知道房价波动影响大，但却是Kiyotaki和Moore第一次清楚刻画其影响其他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就业的过程。

　　当然，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更强的经济学研究，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这就类似物理学的演化过程。将来会有在这方面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获得诺奖。

　　其次，不完全统计，过去19年，日本学者拿到19个诺奖，平均一年一个，今年这项荣誉很可能由Kiyotaki摘取。顺便说一句，我这个预测也有些私心。Kiyotaki作为宏观领域的大师，最重要的研究都在Minnesota大学做出，而这是我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

　　我在读期间，两位老师Edward Prescott和Leonid Hurwicz分别以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巨大贡献，在2004和2007年获得诺奖。2011年以宏观经济研究获得诺奖的Thomas 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最重要的成果也都是在Minnesota完成的。

　　第三，2016年诺奖颁发给了对合约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Oliver Hart和Bengt Holmstrom，当时圈内就认为Moore没有一同获奖是委员会的疏忽，因为Hart的获奖论文是和Moore一起完成的，但大家转念一想，考虑到评奖有3人的人数限制，如果给了Moore，又会错过Kiyotaki，所以不如之后再单独颁发给他们。

　　最后，坦率说，去年的颁奖结果在圈内争议很大，对贫穷和发展问题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得到的发现，基本上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与中国解决贫困问题取得的成就相比显得薄弱，也不具备Piketty的发现所产生的震撼效果，似乎不符合我前面说的顶尖研究三个层次的标准。

　　因此，今年的诺奖很有可能回归“重理论”的传统，Kiyotaki和Moore都是公认的理论大师，而Piketty虽然以对收入和财富数据的挖掘闻名于天下，他也是凤毛麟角的理论天才。Piketty18岁上大学，与大多数人22岁本科毕业不同的是，他22岁已经靠对财富分布的纯理论研究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任教于MIT。

　　当然，我这次的预测很可能完全错误，但这三位学者一定会拿到诺奖。够得上诺奖份量的研究还很多，等今年的颁奖结果出来，我再向大家解释获奖者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的八卦故事。

　　(本文作者介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