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岸元（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没去过美国。过往工作期间，访问过十多个欠发达经济体，有机会上上下下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况。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继承了前殖民地时期的诸多遗产，却沦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地步。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国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续大规模内乱消灭存量财富；国家政权掌握在政治强人手中，自绝于国际社会；攫取、而非包容性经济制度窒息增量财富创造；无视产权，动辄大规模调整所有权关系；人民缺乏教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愿望淡漠；发展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偏差，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等等，国家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关访问的目的是开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基于中国经验，我总是认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后，任何国家，在一定发展水平上、一段时期内，实现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企及，甚至谈不上是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结合国内经有效微观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起来的人力资源，国民经济总能沿着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指定的路径逐步发展起来。期间，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阶段性瓶颈当然会有，但那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一
参与国际循环能实现追赶，但难以跨越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开放的经济福利含义有明确阐述。要素禀赋差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等，都构成开放的理由，都确定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过程的通常结果是双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各方“赢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对称的；不同产业链分工地位国家，对后来者实现追赶的主观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国际循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别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稀缺性，经济更多体现出短缺特征。对外开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连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后，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没有理由不被缩小；该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差势能”和要素流动“摩擦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冗余，经济更多体现出过剩特征。冗余和过剩的输出很难确定边界。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保持领先优势的意志，与微观层面企业逐利的动机必然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过去几十年间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决策演进：先是刻意保持在华企业技术水平与本国的代差；而后在欧美竞争下，不得不将更先进的车型投入中国市场。
大量生产要素的输出，终究不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调整，以及财富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最终，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权力结构不允许逾越
不仅如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外输出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国际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历程中，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国际剥削，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早期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有增长无发展、越增长越贫困”，到后来的血汗工厂、转移价格，再到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巧取豪夺，直至特朗普集团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以来的公然明抢，国际权力格局对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或者说决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种掠夺，可以理解为外围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的租金，也可以理解为中心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来，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有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参与国际循环可能让你过得更好，但你很难跨越阶层，更不能反超原主导者的地位。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较低发展水平上，通过国际循环，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够实现总量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落差，达成追赶（如，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人均万美元）。但关键位次的跨越，不是单纯开放所能实现的，必然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国际大循环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复兴，回到历史巅峰位置。
以上逻辑有部分事实支撑。过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态分布集中的趋势，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均GDP水平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为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距离发达经济体水平依然保持相当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两侧的尾部特征也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多数研究都有类似结论。
二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当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概念，只是修辞上与之存在对应关系，完全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目前状态，退回到当年国际大循环理论所要改变的国内经济循环局面，新时代中国不可能退缩，回到被动“自力更生”轨道上。诛心地说，当前某些关于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解释或者暗示，如，能矿及零部件进口中断、制成品出口塌方等，要么是误解，要么是不怀好意。
（一）产业层面短期内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
产业层面看，国内相当多行业不具备在没有外部原料零部件供给、没有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在我国149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的进口或出口依存度超过20%，某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100%。
以降低进出口依存度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大循环，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内付出极大代价。必须看到，我国外贸国别分散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外部摩擦或者说对抗，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而2019年，与美国贸易占我全部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8%。近90%的外贸市场还在那儿，并且在不断发展。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要有显著调整。中国仍应不放弃任何出口机会，不放弃任何进口可能，仅在少数领域迫不得已推进国产替代。
（二）总量层面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
从总量层面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9.95%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以来，该比例一直稳定地低于3%，近年来，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平。可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贸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达到71.4%的峰值，之后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平。
以上行业及总量层面对外依存度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没有在产业层面迅速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没有在总量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没有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迫切性。
三
国内大循环的使命是谋求超越
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依靠国内要素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实现“哈罗德—多马式”经济规模扩张，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有意义，但显然不是国内大循环政策的目标。举个未必恰当的例证，房地产和白酒行业，大体都是完美的内需主导、国内循环，都有蓬勃的扩张冲动。有意义吗？
我更愿意从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角度，理解国内大循环。该循环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之所必须，是中国经济实现关键跨越之所必须，是国家复兴之所必须。其确立与否的标志，是中国能否在促进人类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创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将其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长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史上，某些领域曾有过类似循环，典型如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些产业有独特技术，能够大规模生产制造，首先覆盖广大国内市场，继而相当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这一过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参与其中，如青花染料输入、海洋贸易、茶马互市、白银中介等，但并不妨碍人们将这些产业发展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文明的标志，并不妨碍据此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创新技术领域形成内生经济动力机制有四个要件。一是科学思想的突破。我们民族没有出现过艾萨克·牛顿爵士、门捷列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神一样存在的人物。迄今为止，基础数学、物理、化学对我们来说，主要体现为应试技巧，而不是思维方式。所幸划时代的科学进步是低频偶发事件，科学思想是开源的。民族性的科学启蒙缺失，并不成为内循环动力起源的障碍。
二是技术路线的形成。技术引进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而尽快关闭技术输出渠道，则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东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天赋。当前的共识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工程化领域有长足进步；产业化运用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显著小于研发储备。
三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科学思想的缺失，以及开创全新技术路线能力之不足，并不妨碍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不起的竞争优势。国内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
四是覆盖广阔国内外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使得国内市场能够承担研发成本，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实现。未来需要做的是较大比例将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有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的国内消费需求正常增长。
四
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关键
围绕创新领域打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关键，是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来存在“内卷化”的强大惯性。当前，在经历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外向型推进工业化、房地产带动城镇化这四轮浪潮席卷后，中国广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沉寂下来。庞大的政府财政性活动，以及人民围绕基本生存的物质循环，构成县域经济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背后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与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认知含混、认同弱化密不可分。
我们注意到，在产权领域，土地、国有资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进迟缓，国有经济部门占有大量资源，效率低下，私人部门的“恒心”依然难以建立在“恒产”基础之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不断复杂的社会管理内容，不断强化的社会控制需要，推动各级政府管理边界持续扩张，消耗大量财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此前没有过的增速逐季快速下行局面。这种短期变化，不是人口、技术等中长期慢变量所致；从外贸数据看，也与外部摩擦无甚关联。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不复正常运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金融运行层面矛盾，根本性的、原理性的改革被搁置，更多试图采取行政化、指标化、理想化的政策举措加以解决。
疫情的短期重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的系统性趋弱问题。如果没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再叠加外部环境恶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恐在原有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明显再下台阶。
五
结语
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个性化、值得彼此借鉴的内容。否则，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么美味？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过往几十年，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把对外开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没有哪个经济体将开放“倒逼”改革作为如此之重要方略。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了内生增长动力？失去了制度上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
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追赶的空间在收窄。通过对内改革，主要依靠国内要素，在创新领域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恢复建立符合人性的、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从此维度推演，国内大循环的提法站得住脚。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等。)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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