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在于增加居民收入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东方金诚 王青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作为指导“十四五（2021-25年）”规划的关键词，“双循环”正在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按照这一新发展战略，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在继续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那么接下来的焦点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扩大内需、畅通内循环？从结构上讲，内需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构成。当前我国内需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头儿轻、一头儿重”，即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偏低，而投资占比畸高。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投资率高达43.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首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倍，比同属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出10.5个百分点。相反，我国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8.8%，其中的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偏低。

　　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以来，我国实际上走过了一条“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道路。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经济全球化也会继续经历一段“逆风逆水”期。由此，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由较大程度依靠外循环调整为以内循环为主导，一部分原来由出口消化的产能需要由国内消费来承接。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收入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我们认为，以下五项措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一、提高城镇化水平。2019年我国城镇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远高于农村人口的1.6万元。其背后根源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可比数据，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为60%，在同等发展水平（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国家中明显偏低。未来可考虑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特别是财政要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这是增加城镇对农村转移人口承接能力的关键。同时，这也是将现有城镇居民从以上“三座大山”下解放出来，释放消费需求的关键。

　　二、大力发展服务业。在工业化时代，重资产特征决定了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速要处于较高水平，相应的投资回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自然较高，居民收入则会受到挤压。当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未来需要大力发展具有轻资产特征的服务业。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此后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也开始小幅回升。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明显偏低，特别是针对居民服务需求的很多行业还存在行政垄断和过度管制现象。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全面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教育、医疗、旅游、电信等服务业。历史已经证明，开放竞争是“中国制造”成功的制度基础；未来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服务”，开放竞争仍是必由之路。

　　三、减轻居民税费负担。税收方面，针对边际消费倾向较强的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税率可适度下调，而对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高收入群体，税率则可进一步上调。针对贫困家庭和失业人群，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救助补贴力度。我们认为，未来降低居民社保缴费的空间很大，主要途径就是加大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力度。这也是将国企利润间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一条途径。

　　四、坚持房住不炒。过去一段时期，居民财产收入主要来自于房价上涨。但这也导致家庭负债增长较快，对居民消费有一定抑制效应[1]，同时也对高投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未来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坚持防住不炒，防止房价大起大落。这在保障居民财产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也能通过租售并举等方式减轻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抽水”作用。

　　五、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伴随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每年下降500万左右，劳动力成本有自然上升趋势。未来各地政府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成本及通胀情况，及时调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引导整体薪酬水平合理增长，逐步修正以往国民收入较多向企业倾斜的状况。

　　我们判断，“双循环”新格局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主轴。为顺利推进这一发展模式转型，除了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外，在分配环节较快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提高国内终端消费能力，将是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支点。这不仅能缓解未来商品出口增速放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也能有效解决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让更多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