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增长经济学之谜猜想
在学习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转型时，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流动，一般来说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比他们在农村和农业就业的工资水平高，而城市市民正式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要比新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当农业现代化，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接近于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而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零，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结构转型完毕，工业化基本完成。动态来看，新进城市农民工工资水平线与城市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线之间，形成一个尖向右上方的倒V型。
最近细读卢锋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的“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一文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研究，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农民工名义月平均工资分别约为80元、180元、617元、1690元。如果以务工10个月计，年务工工资收入分别在800元、2160元、6170元和16900元。他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工资是城市市民正式职工的150%左右；再从90年代初的 150%下降到1995年前后的100%，又下降到20世纪末的53%左右；最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下降徘徊在城市市民正式职工工资的50%上下。也就是说，从中国改革开放到2010年，进城农民工工资与城市市民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动，并不呈现为尖向右上的倒V型，而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先相对高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后又低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倒X型。这是对经典理论城乡两种不同劳动力要素价格变动描述的悖论，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般二元结构分析无法解释的经济学之谜。
从刘易期二元结构转型看，如果城镇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则8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比城镇正式工工资水平高的情况下，不可能向城镇转移。然而，1987年开始，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开始向城市非农业，特别是向城镇工业流动。1987~2010年间，城镇人口从27674万人增加到了66978万人，净增了39304万人；从事工业的劳动力从11726万人增加到了21842万人，净增了10116万人。
若假定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转型，构建的模型肯定无法解释这种奇异的格局和趋势。只有引入二元体制分析方法，才能合理解开其谜底。从深层讲，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二元性配置是其形成的原因，一是劳动力的计划配置体制还存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还是计划招收职工；已经从业的职工，也是固定职业和计划工资；除非调动，职工一般无法在不同单位之间流动；从观念上，城镇职工绝大部分也不愿意到建筑、餐饮、保姆等这些似乎与其身份不配的行业中就业，但这些行业扩张较快，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当时相对较高。二是劳动力要素的市场配置体制在发育和扩张。由于生产和服务的一部分放开由市场调节，私营和外资等企业，成了经济自负盈亏的竞争主体，他们愿意招收工作效率更高的劳动力，而农民工则愿意到这些企业就业，而且市场确定劳动力要素的工资水平。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增长，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又追求比当时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相对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原因在于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中职工流动性较差，又实行多就业、低工资、低效率的体制。90年代中期进行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分流，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及劳动力和企业双向选择的机制，在总体上改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城镇职工工资水平还要比农村进城农民工工资水平低的“倒挂”状况。
由于农村农民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少了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高房价又挤出了城市居民的消费，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市场需求不足，农民不能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退出农村农业的承包地和宅地，使得城市和非农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和容量下降，造成近多年农民工工资水平上涨缓慢，又造成了农民工工资为城市市民正式工工资水平低于城市市民正式职工工资的格局和趋势。
因此，需要用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分析逻辑，可能会解释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市市民正式职工工资水平的倒X型变动趋势。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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