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滕泰 李明昊
从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性出发，必须充分重视疫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并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不平衡情况。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增长超预期，其中房地产投资4、5、6月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6.97%、8.09%、8.54%，基建投资三个月同比增长分别为2.7%、8.3%、6.8%；出口也是连续三个月正增长。相比之下，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恢复缓慢，服务业和消费恢复不及预期，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11.4%，6月份同比仍然为负增长，而同期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已经是正增长2.35%。
从二季度房地产交易和施工、竣工速度，地方专项债等支持基建投资增长和驱动因素分析，预计下半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有望继续保持高增长，不排除单月同比两位数速度增长的可能；受海外疫情造成的其他国家商品供给缺口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下半年也将保持较高增长。相比之下，消费增速、服务业、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短板。
以上失衡的经济增长结构虽然有助于下半年经济增速的恢复，却严重缺乏可持续性。在中国经济多年来已经逐渐转型升级到以内需、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之后，为什么一次疫情的冲击就重新回到靠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拉动的旧模式？这既需要从逆周期调控的决策体制、决策惯性进行反思，也需要从部门到地方、从行政力量到市场影响的特定传导模式进行分析。
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迅速升温，民间投资和消费成短板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3.1%，但5、6月投资增速同比分别为3.1%、5.91%，已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复苏力度较强， 4、5、6月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6.97%、8.09%、8.54%，带动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由年初下滑16.3%快速转正至1.9%。受益于2季度房企开工快速回补、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信贷政策宽松等方面的影响，不仅6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高达8.95%，而且房企拿地意愿较强，4、5、6月土地购置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13.8%、0.86%、12.11%。预计下半年房地产投资会持续升温，部分月份或重现两位数的增长。
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2.7%，4、5、6月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2.7%、8.3%、6.8%，连续三个月投资增速正增长。随着7月第三批1.26万亿地方专项债下达，以及政府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等政策的加快推进，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提高。
从出口增长情况看，主要得益于我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全面复工复产，填补了疫情冲击下的海外供给缺口，虽然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3.0%，但4、5、6月同比增长分别为8.2%、1.4%、4.3%，已连续三个月正增长，预计下半年海外供给缺口依然存在，中国出口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升温、出口快速恢复形成对比的是，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11.7%，民企投资同比-7.3%，反映了民营企业、制造业对未来经济情景的预期不乐观。消费恢复不及预期，不仅上半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11.4%，而且6月份同比-1.8%，不仅也没有恢复到正增长，而且比5月份仅收窄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后，6月实际增速-2.9%。二季度除粮油食品、日用品、饮料烟酒、中西药品等必选消费品恢复较快，金银珠宝、石油制品、汽车、家具等大部分可选消费品都是严重负增长，餐饮、酒店、影视娱乐等服务业消费恢复更慢。
因此，从经济增长的健康可持续性出发，必须充分重视疫后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并尽快采取措施改变消费需求恢复滞后于供给、服务业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等短期不平衡情况。
重新审视稳消费的宏观决策机制
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60%，投资贡献只有31%。因此决策层一再强调不能走过度依赖投资的老路，在两会后总理特别强调“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叫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注重的是稳就业、保民生，主要不是依赖上基建项目。因为现在中国经济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拉动作用……”，但是实际上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还是用来投资，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或达到近10万亿左右。2020年上半年，虽然没有公布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但是可以想象，对二季度正增长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出口也重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消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贡献大幅降低。
为什么我们从决策科学上重视消费，却在实际行动中偏重刺激投资呢？这首先要从宏观决策机制角度进行深刻反思。
首先从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看，无论是从决策理念还是从决策机构设置看，稳投资都会惯性成为首选。比如：面对疫情冲击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把资金发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要么沉淀、“打水漂”，要么一次性消费完了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根”，而且其影响和效应不好考核，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即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大部分逆向调节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透视围绕投资展开的，比如从中央部门财政部投资司、发改委规划司，到地方的经济部门设置，都是围绕选项目、报项目、审批项目等等，以投资项目为核心展开的。
在这样的决策理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既容易通过，也有实施的机制保证。正因为如此，今年总额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大部分用来搞投资，决策毫无障碍。假定给那6亿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发放这3.75万亿，每人可发6200元——三口之家可增加18000元收入，5口之家可增加3万多元收入，这将带来多大力度的消费复苏？不过，这在中国显然是在决策层面无法获得通过，在实施上财政部、发改委也没有类似消费司、居民收入司这样的机构设置。
与中国的投资主导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疫情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严重冲击，欧美国家稳增长、稳消费、稳就业的主要手段就是给消费者发钱。例如，美国政府宣布将实行1.2万亿美元的经济补贴计划，把钱直接发给国民；加拿大政府为全国所有因为疫情而不能工作的人支付80%的薪水，金额最高达每月每人2500英镑；韩国拨款3271亿韩元向居民提供财政补贴，每个家庭最高可达50万韩元等等。通过补贴民众生活，美国6月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2.35%，失业率也远远低于预期。
回顾历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长期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造成生活资料短缺、经济增长结构的严重失衡；如今我们又受体制惯性和决策惯性的影响，在走过特定阶段后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重增长结构的失衡，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事实上，只有靠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不形成最终消费的投资项目，才是的“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绝对不是“打水漂”而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在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萧条的小镇”案例中，一个旅人拿100块钱去住旅馆住宿，店主把赚来的100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把这100块钱买了衣服……萧条的小镇复活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从货币政策稳消费的决策机制看，为什么欧美都连续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来稳消费、稳投资，而唯独中国却在降息问题上独树一帜？主要是在利率影响机制等关键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长期受一些决策认识误区的影响。
首先，只有在类似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的富裕社会，居民的存款利息才重要，对于6亿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因为没有多少存款，所以也没多少存款收入，下调存款利率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在疫情冲击下的消费低迷时期，借口“考虑存款者的感受”、“保护居民存款收入”而变相鼓励储蓄，就是间接打击消费，是不合时宜的。
其次，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下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平距离利润率为负值，此时贷款利率若不能及时大幅下调，对于一亿两千万市场主体是不公平，也是不堪承受的。
第三，是否利率过低会产生套利、资源错配和资金流向不该流向的领域，还是要深刻认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流向扭曲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信贷资金流向实际上一直是受到体制性原因影响，遵循“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规律、硬资产抵押偏好的规律和隐形担保规律，不可避免地优先流向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国有企业。所谓套利，除了利用上述体制缺陷套利，市场套利从来都不是因为利率低、钱多，恰恰相反，所有的套利都是因为资金短缺、利率过高才引发的，越是投机性资金越敢于承担高利率，而真正不堪高利率重负的是疫情冲击下运营艰难的实体经济。
从降低企业成本角度分析，以截至到6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165万亿元计算，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信贷利率，可减少企业成本1.65万亿——大幅降息对刺激消费、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远远大于任何财政政策；从稳消费角度分析，在消费低迷的同时，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至2019年底，全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82.14万亿人民币；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下半年消费将继续成为增长短板，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还会进一步加重。
高度重视稳消费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上看，促进消费复苏可以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转变、降低居民储蓄增长、推动股市慢牛长牛、稳定老消费、刺激新消费等方面入手。
考虑到消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应该把各地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中那些多年来排在前面GDP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地方财政收入指标等与投资相关的传统指标向后排并调低权重，把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调查失业率等就业指标等与消费相关的指标排在最优先的位置，并提高考核权重。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要退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指标、政绩指标，我们认为除了增加营商环境指标、新经济占比等新的高质量指标之外，通过调整之前指标的权重，使之更能体现新时期的消费拉动的结构特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应该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而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给中低消费者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
股市的慢牛、长牛，也能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因而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1：中国的消费传导路径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老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由于老消费的需求弹性较低，不能期待有期望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增长，只能逐步恢复到原有水平，因此恢复老消费不需要大比例的产品消费补贴，在增加居民收入、降息等宏观政策之外，之后要加大复商、复市力度，促进人们正常往来，就可逐步恢复；而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乘数效应”大，应安排较大比例的消费补贴予以支持——假定对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给予不低于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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