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路，是光照亮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