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岸元
对我国而言，经过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过程，如果搞大放水、大基建，可谓轻车熟路。但四万亿产生如何如何不良后果，是理论界决策界的广泛共识。“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这就决定了此次应对危机决策，体现出更多定力，希望看到更多明确信号再行决定。
（一）关于增长目标和时间节奏
此前市场的逻辑是“不怕经济差，经济越差，政策会越激进”。一二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后，由于经济表现差得太远，这一逻辑不复存在。年内，如果目标定太高，则不切实际，容易引起市场误解；如果定太低，则市场没有主心骨。美国政策形成对照，市场期盼大力度刺激；而从我国实际出发，大规模“撒钱”显然不是政策选项。
如果五月中下旬召开两会，今年时间将近过半。下半年，全球疫情发展及对经济的冲击都将经过峰值，局面将更加明朗。对市场而言，着眼于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着眼于两到三年布局，可能更为重要。
（二）财政政策主要关注特别国债
抗疫财政支出巨大，与此同时，财政收入锐减。除股票印花税、个税外，各税收项均出现严重的减收局面。由于税收递延等因素，未来税收收入下降将超过当期。
之所以需要提高赤字率、扩大专项债规模、创新特别国债“三箭齐发”有内在决策逻辑。赤字率方面，中央财政预算内赤字率多年来守3%，估计这次有突破，但也不会太多。专项债方面，其使用目前依然受到领域限制，如，土储、棚改等，都不容许使用。至于特别国债方面，就更加复杂。
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是在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记了个1.55万亿账，按7.5汇率转出2000亿美元，供中投公司多元化投资。此次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万亿规模，目前看，也许达不到。在使用上，为避免直接“赤字货币化”的不良观感，可能需要有资产相对应。如，“六保”提出保产业链，需要有产业纾困基金；中小银行不能发行永续债，资本金需要有新的补充渠道等。假如特别国债用于这些领域，都能在账面上有对应的资产。
（三）货币政策要对利率下行有信仰
货币政策保持宽松态势十分必要。准备金和利率都有下调必要，但对侧重点应有不同考虑。降准解决不了流动性淤积于银行体系，甚至流向资本市场催生泡沫的风险。降低利率更为迫切，其最有效方式是降低基准利率。
但央行热衷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就要搁置、乃至最终废除基准利率（近期，在毫无必要情况下，还大力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基准利率的LPR转换）。这样一来，基准利率调整就迟迟不见动静，当局更倾向于通过MLF、LPR等拉低利率。传导渠道的复杂化，无疑使得问题复杂化。
从根本上讲，受疫情严重冲击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力负担如此之高的融资成本；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必要与外部世界之间保持如此之高的正利差。因此，虽然我们不清楚哪些举措、哪些契机会导致终端利率下行，但市场不妨对年内利率有效下行有更多信仰。
（四）老基建边际增量更大
基建无所谓新老，区别只有一个，即，项目现金流能否覆盖成本；建成之后，是为政府提供现金流还是消耗现金流。
我们会看到，去年底已经安排的重大项目，将加快资金到位、加快工作量转化。我们更会看到，此前酝酿成熟、且政府有抓手的重大“老基建”项目，如高铁、城市轨道交通、水利等，会显著扩量。至于疫情催生的补短板类基建，相关重大项目年内可能来不及，预计会在广泛讨论基础上，审慎决策，并纳入“十四五”规划。
（五）地产政策应在房住不炒的同时实事求是
房地产领域仍应守住坚持多年的房住不炒底线，否则多年调控成果毁于一旦。但对于疫情导致的行业运行困难、出现的新需求热点，仍应拿出有针对性方案。
如，地产企业普遍高周转。根据地产企业销售回款大幅下降的实际，应允许其提前动用今年融资额度，包括开发贷、信托、境内外债券等。至于下半年，额度用完后是否增加，不需要现在决策。这一增加供给的做法，与房住不炒并不冲突。再如，若下半年库存及去化周期发生不利变化，灵活调整一城一策的“四限”政策（限购、限售、限贷、限价），未尝不可。最典型的是二套房政策，只要实施“认房不认贷”政策，满足疫情衍生的改善型需求，放出来的量就非常可观。而“买一套、卖一套”，与政策长期调控方向也并不冲突。
（六）特定群体的现金发放值得期待
从三月份开始，我们能看到可选消费环比大幅上升。但这远远不够。市场要的是增量。消费增长的源泉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一靠经济增长、财富创造——今年这显然指望不上。二靠财政政策变化，调整收入分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消费，不仅取决于各级财政状况和实施意愿，同时也取决于实施技巧。
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可归为发放现金或消费券、为目标群体或特定商品提供补贴、个税返还及减免等三类。向特定商品提供补贴不是好政策，此前国内外有大量实证研究证明这一点。个税返还虽意义重大，但不是政策选项。我们注意到疫情之下，“综合计征、汇算清缴”还在继续推进。一季度个税收入显著增长，预计二季度还将进一步增加。
消费领域针对特定群体（返乡人员等）的现金、消费券发放是政策方向。这一群体人数规模5000万左右，即便每月仅发放满足基本生活的资金、持续数月，所需资金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对市场而言，该项政策不容易体现为利好，因为资金主要被用于满足基本需求，市场投资标的较多的可选消费领域，不会因此有大的增长。
（七）当前中美关系舆论以噪音为主
美国当前纾困方案与我国此前政策有类似之处，都属“抗疫救灾”，目标是避免重要行业、中小企业现金流断裂、缺血坏死。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不到大作用，因为隔离对供需两端都造成巨大冲击。“聚旗效应”之下，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有所提升，但仍远低于杜鲁门、老布什、小布什总统任内开战期间水平。二季度后，竞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疫情演进的时间节奏对现任总统更为有利，竞争者很难挑战成功。
走过一个完整周期，又经大规模减税延续繁荣的美国经济，因疫情重击陷入长期衰退的威胁是现实的。大基建是四年前竞选至今，特朗普总统唯一没有兑现的承诺。无论该方案如何纸上谈兵，都至少表明，美方已经考虑到疫后中长期衰退的可能性，并为此酝酿方案。美国基建面临的困境总体如故，唯一重要的改变是融资环境。零利率环境极大降低了融资成本，如果出现负利率，则场景更加乐观。23万亿存量联邦债务，用负利率滚动实现债务的自然缩减；其中三分之一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这是特朗普总统理解的公平。
关于中美关系，我还是那句话：“看不到双边矛盾的本质和背景，是没有知识；言必称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没有智慧；历史是创造出来的，大国关系没有宿命”。疫情期间，舆论恶言相向的同时，两国抗疫物资贸易无差别往来，“人民的希望”在我国测试未遇任何阻碍，各国在G20峰会上依然表达出合作意愿。
经过疫情洗礼，中美彼此会有更加清晰的认知。美方会真切感受到中国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物质实力、科技能力的进步。中方也会更加真切感受到两国硬实力的差距。如，检测技术、特效药研发、RNA疫苗方面，美国多条技术路线同时推进，进展迅速；即便是在我们原以为国内潜力巨大的呼吸机生产领域，境内产能实际上也仅占全球五分之一，与我国人口全球占比相当，且核心零部件多数依赖进口。
着眼于疫后经济恢复，中美彼此需求显然是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对美方而言，降低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经济恢复和民生改善；对中方而言，新的价格条件下增加重要商品采购，也并非不可。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兼任南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等。)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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