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经济政策从“暂停”进入“小跑追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瑜

　　一

　　疫情防控与经济部署三阶段回顾

　　由于疫情影响，经济政策基本可以分为按下暂停、重新播放、快进追赶三个阶段，今天总书记主持召开的部署会议标志着正式进入经济快进追赶阶段。

　　第一阶段，按下暂停，防疫是重中之重，经济暂做让步。

　　1月20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总书记第一次在公开媒体上对新冠疫情作出指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国家卫健委成立新冠状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工作正式进入泛公众视野。

　　1月25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且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重点在疫情，经济几乎未提。

　　2月3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重心仍在疫情防控，仅1/8篇幅提及经济工作，对于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用的是“努力”一词，对全面建成小康用的是“抓好重点任务”，未提及十三五规划。

　　第二阶段，重新播放，防疫和经济并重，经济开始重启

　　2月12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疫情形势已经出现积极变化，开始对疫情防控的极端做法进行纠偏，提“差异化防控策略”。1/4篇幅提及经济工作，督促央企国企“有序”复工复产，开始提及十三五规划，对于完成今年经济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完成十三五收官任务依然用的是“努力”。

　　2月19日-21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及政治局会议，认为“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强调要完善差异化防控策略。通稿中，总书记五成篇幅部署经济工作，强调推动复工复产的重要性。

　　第三阶段，快进追赶，防疫进入尾部风险防控阶段，经济重要性凸显，需要小跑追赶。

　　本次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是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认为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通稿中，总书记过半篇幅部署经济工作，进一步具体部署复工复产，提出八点详细要求。

　　二

　　此次通稿中，增量信息有哪些？

　　（一）疫情或进入尾部风险防控阶段

　　对疫情做了定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相关防控措施和部署给予了较高评价，同时认可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这类总结性话语意味着中央对于疫情的评估，或已经过了最坏的时候，基本进入了尾部风险防控阶段。

　　（二）虽然承认成绩，但仍强调不要存有麻痹、侥幸心态，总书记提出七点防控要求

　　1）“坚决遏制湖北武汉的疫情扩散输出”，甚至还需要“加强力量薄弱地区的防控”，意味着湖北地区的相关管控或仍将持续，短时间内还难见放松。

　　2）专门提及“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北京疫情防控或需升级，根据人大常委会2月24日的召开时间加一个月估算，延迟后的两会可能最快在3月24日召开，那也就意味着该时间点是北京疫情必须交满意答卷的日子，否则可能继续干扰两会会期，对于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产生延迟影响。

　　3）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提出要“积极组织蔬菜和畜禽生产”，“畅通运输通道和物流配送”。当下由于运输物流不畅，供需双缩背景下，供给缩的更为突出，各地短期内有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压力，2月通胀存在持平一月甚至略有冲高的概率。

　　其他四点包括：4）加快科技研发攻关。5）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6）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提及要“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好经验好做法”，目前由于各地不同级别政府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增加媒体对于好经验好做法的宣传推广有助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学习治理经验。7）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惩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对于目前各地频发的口罩等医疗防护品造假、非法提价赚取暴利等行为或都将从重严惩。

　　（三）总书记对于复产复工的八点要求

　　1）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通稿中明确“低风险地区要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要制定差异化的县域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措施。要以县（市、区、旗）为单位，科学划分疫情风险等级，明确分级分类的防控策略。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北京市要继续做好防控工作，确保首都安全。

　　各地分别制定分级分类标准后，基本按照每周评估一次的节奏，及时调整各区（县）的疫情分级标准。根据通稿，目前，全国有1396个县（区）无确诊病例，占46%（属于低风险地区）。根据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云南等地披露的分级结果来看，预计目前全国尚有40个区（县）处于高风险级别中，占全国2700多个区县（不含北京、湖北）的1.4%左右，对经济影响较小，也就意味着几乎98.6%的县都应全面复工复产。相当于为复工复产划了清晰的标准，避免地方官员因追责担忧而犹豫复工的情况，有了标准，就有了“小跑追赶”的基础。

　　2）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通稿中提及“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减税降费是疫情进入休养生息期的必要手段，仍有政策期待；同时明确提出“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什么是还没用过的？新的？普准、逆回购利率、MLF、LPR、优惠再贷款等都已落地，定向降准、存款基准利率下调尚无动作，值得期待，时间点可能在三月。

　　3）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就业压力紧排在复工复产之后，可见重视程度之高。疫情防控形成的经济停摆对于小微和服务业冲击巨大，仅以餐饮为例，其涉及就业人口3000万，规上营业额占比仅有13%，或是中小企业占比最高的服务业，仅一个季度的工资和租金成本就基本可以抵掉三个季度利润，因此餐饮业今年全年行业不亏已是万幸。

　　4）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提出“健全防止返贫机制”，当下经济受外生冲击，需要警惕前期扶贫成果可能出现返贫。

　　5）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提及“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复工开始，相关在建项目有望提升施工强度来进行进度追赶，也就是“抢工”，如果三月抢工明显可以有效修复二月的经济损失。

　　6）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确保农业生产不误农时。

　　7）切实保障基本民生。

　　8）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外贸基本盘和外商信心稳住，才不会出现大幅资本外流，同时继续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流入。这样短期而言，保证整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资本稳汇率就可以稳，长期而言，站住全球产业链中的既有位置，轻易不交。

　　三

　　明确完成翻番任务，GDP5.6%增速是底线

　　（一）“确保”一词的分量

　　第一阶段三次政治局常委会基本没有提十三五规划，第二阶段提及经济发展目标和十三五规划都是“努力”一词，这次通稿中李克强明确表达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对于近期社会热议的翻番目标能否完成问题，给予正面回答——必须要完成。既然翻番一定要完成，那么就清晰了经济的底线增速——5.6%（普查后数据测算，如果2020年完成翻番任务需要当年GDP增速达到5.6%）。

　　（二）全年GDP增速要保证5.6%，一季度经济估算尚难清晰，那么经济节奏会是哪些情景？

　　若一季度经济增速在4%以下（含4%），完成翻番目标需要确保后面三个季度平均增速都在6%以上。若一季度经济增速在4%以上，比如4.5%，则后面三个季度平均只需要5.9%的增速即可完成翻番目标。由于目前复产复工政治高度有所提升，有望进展加快，如果3月抢工有力，我们预计1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在4%左右，情景四、情景五可能性较高，情景六、七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无论如何，在目前国内产能复工比例仅有一半与海外疫情扩散的双背景下，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4%并不是个简单的事，全年5.6%依然面临较大压力，外需的扰动也需要同步关注。

　　四

　　稳增长保翻番压力之下，地产政策有望放松

　　今年财政压力加大与稳增长诉求提升，双背景下，基建独木难支，地产政策必然是边际放松的，地产与基建成为为数不多的直接抓手。从宏观调控者角度思考，地产什么样的状况是最佳的？房价稳定，销售和投资可以回升。什么状况是最被动的？房价暴涨，但销售和投资还没有起来。

　　那么为了努力去接近最佳政策结果，地产供给端（开放商地产企业）一定不可以大比例破产，否则未来疫情后的需求侧松动只会带来更剧烈的供不应求，从而造成即便是很轻微的政策松动也会带来房价上涨的尴尬局面。因此，地产政策整体放松顺序是从供给端到需求端，放松形式是从隐形到半显性，但是全国从上至下的大转向很难出现，仍需有房住不炒的预期管理（压住房价预期），所以房住不炒与地产政策的边际松动是大概率共存的，不矛盾。

　　具体节奏上，短期看，一两个月内，重点在开发端，即地产企业端融资放松，较为隐形与低调，不排除以窗口指导的形式，主要担心没有销售回款下，地产企业端现金流断裂，以至于后续即便需求端有所放松，供给端也已破坏，从而拖累整个地产行业的对政策的响应；中期看，二季度疫情消退后，政策重点在销售端，因城施策在更广泛城市范围应用，限购限售有望灵活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2月24日发布的报告《【华创宏观】经济政策从“暂停”进入“小跑追赶”——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部署会议点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