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一个经济学人对理论创新的思考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夏斌

　　进入2018 年，对中国14 亿人口大国，连续40 年，年均GDP 增长9.5%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进行总结的文献日益增多。但是迄今的讨论，对“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难以形成共识。为什么？

　　进入2018 年，对中国14 亿人口大国，连续40 年，年均GDP 增长9.5%这一被称为“中国奇迹”进行总结的文献日益增多。但是迄今的讨论，对“中国奇迹”的理论秘诀是什么？认识并不统一，难以形成共识。为什么？本文从一个经济学人的角度，谈谈对我国当前理论创新观察后的一些思考。厘清这些问题，也许会有助于学者面对中国40年宏大、复杂的历史素材进行理论抽象，做出一些真正的创新。

　　一、总结什么？是理论还是经验？

　　对“中国奇迹”总结什么？这是当前40 年总结中首先碰到的问题。迄今，各种书籍及相关文献已数以千计，多数都在说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其实粗粗分类，却可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文献。一类是纯理论性文章，另一类是经验性总结文章。而且，大多为后者。诚然，这两类文章相比，不存在是与否、偏与正的问题，只是人们在认识经济世界、上升为不同知识层面时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但是，理论与经验，从认识论而言，毕竟具有不同的含义与意义。

　　理论，是人们基于从日常经验认知中不断进行归纳与解析，抽象出一定的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知识概念体系，是概念的逻辑集合，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联系。理论往往有一定的范式要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经验，是人们基于成功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要求所总结的的知识、技能、途径或重要策略。经验也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不过，这类知识不像理论那样强求“范式”的要求，强求知识概念的体系性（逻辑的集合）。经验的意义表现为具体的两种事实的前后关系，自然，有供他人的参照意义，但是受时空条件的限制较多。在经济学科意义上讲经验，未必如哲学的认识论意义上讲经验，它不指向事物本质的联系，只是对事物现象或局部因果的认知。

　　应该说40 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或者说穷国赶超富国的历史事实，给以上两种不同知识形式的思维创新活动，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由于知识性质本身的属性要求不同，其结果，自然在其理解与解释经济世界方面，是有差异的。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探讨理论这一知识形式的总结问题。

　　1，科学理论应该是普适的，经验是可参照的

　　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其本质要求是指向普适的方向。否则，不称其为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应如此。例如，经典物理中表示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间都存在一种吸引力的万有引力定律，其不会在中国国土上成立而在其他国土上就不成立。同样，经济学中的分工、供求、市场交换等知识概念，不同的经济学说流派，出于不同的分析要求，可能会赋予有差异的解释，但是作为千百万人无数次观察的结果，作为一种存在状态，以概念抽象表述的事实本身，是相同的，是无需证明的，当然也可以说是普适的。

　　当今，人们之所以对经济科学是否一门科学，是否普适的理论表示怀疑，只是因为，首先，现代经济学存在明显的不成熟。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产生远远滞后于物理学、生物等学科，是一门相对不成熟的科学。与其说偏重于经验科学不如说更偏重于历史科学的经济学，本身还在不断的发展中，有个自身“不争气”的因素。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中期以来，被西方认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被引向、推致到了数学演绎建模的优雅的形式主义极端，长期以来反而对世界上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往往没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仅招致了来自各思想学派乃至社会各界的批评，也招致了包括被经济学界公认的当代一些主流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布劳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经济学患病了”（M·布劳格，1973）；一些诺贝尔获得奖者则是叹息：现代经济学“武断的假设引向……毫不相干的理论结论”（W·列昂惕夫，1982）；“现代经济学是漂浮于空中的一种理论体系，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没有多少关系”（R·科斯，1999）．另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斯蒂格利茨、罗默等人的尖锐批评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不一一列举。

　　其次，由于现代经济学派中的一些人，出于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唯数学演绎建模方法为科学，视马克思经济学、历史学派、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等等，一概视为“异端”、“非科学”，不屑一顾。这样一来，相对与自然科学中物理学、生物学等知识学科本来就滞后发展的经济科学，在各种重大经济命题上，内部又分歧重重，产生10 个经济学家往往有11 种观点这一被人取笑的现象，自然在非经济学人的旁人眼中，发展中的“不争气”加上“窝里斗”的外溢效应，让外界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是普适理论吗？

　　再次，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研究不同，前者是对现象进行概念抽象后的事物本质规律的研究。后者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予以实际应用时的政策、制度的研究，是把在理论抽象活动时曾剥离、舍去的因素又回归、恢复到具体的政策制度研究中，扩展具体的过程、细节的研究。在现实中，不少理论家、教授甚至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家，往往也热衷于这一现实复杂经济现象的应用研究，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受限于掌握材料的局限，以及对不同于理论研究的政策研究，实践经验又不足，将理论直接简单套用于现实，混淆了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差异，“下车伊始”，指手画脚，提出的政策观点隔靴搔痒，不能解释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这就更易让人们对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产生了重大的怀疑。

　　但是，尽管如此，笔者依然认为，伴随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速度。这种由人的行为所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此之快，与二三百年来一批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知识的探索与积累，不是毫无关系的。促使生产力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经济制度、秩序、政策、法律的形成，与前仆后继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长期的研究、争论以及最后的理论选择是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人们尽管可以对经济学是不是一门普适科学仍存有疑问，评头论足，但是从总体上说，丝毫否定不了无数经济学先辈（包括主流的和各种非主流的学者）所共同艰苦探索积累的不断逼近真理这一知识硕果所具有的理论科学意义。实际上，经济学先辈们在构筑普适的理论科学大厦过程中，已经堆砌积存了大量的知识“砖瓦”，尽管此“大厦”还未最后“封顶”。同时，从知识体系范畴分析，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要求应是普适的这句话，也并不意味是错误的。只是作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理论科学的经济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的行为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始终是处于人的行为与客观经济社会存在共同作用下的动态过程。自然，反映这一过程的理论，其科学的成分必然是在不断被补充、被丰富的过程中。

　　经验，由于是人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成功完成某一目标要求所取的知识、技能、途径、策略或者说经济领域中应采取的政策与制度，往往体现了理论在一定时空国度下政策制度选择和具体展现时的差异，强调了条件的具体约束，自然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或具体性、局限性。但是尽管如此，经验有供其他主体行为参考的价值。如在经济学中，穷国在发展的“起飞”阶段，针对普遍的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这一“两缺口”情况，利用外资可推动实现“起飞”，就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而且，针对不同的国家、起飞初始阶段不同的经济结构等情况，在利用外资策略和政府初期的干预政策方面，譬如在外债的规模、期限、种类、币种、利率结构上和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园的扶植政策上，曾经的“四小龙”经验确实也为后来的“五小虎”以及后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成功的参照。相信，这些经验同样也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后追求成功的借鉴。尽管经验是一国甚至是数国增长中极为珍贵的认知内容，能成为他国发展的参照物，但是从认识论、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看，未经人们合理抽象而形成系统的知识概念体系，不尽符合一定的逻辑自洽的“范式”要求，因此仍不能归为普适性理论。

　　当然，经验与理论之间也不是绝然的割裂。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是相互联系与转化的。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是静止不变的。正如人们使用理论来处理和改变他们周围世界一样，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也在改变着人们和他们的理论。当新的经验出现后，人们就会扩展他们的理论以解释这些新经验，为它们赋予某种含义或异议。……建构出一种新的联系。理论就是以这种方式增长和变化的。”1细想一下，其实不仅是经济科学等社会科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中每一个新规律的发现又何尝不是这样的？

　　以上，指出理论与经验知识属性的不同，只是想强调，经济科学理论的创新，应该是追求科学的、普适的价值。

　　2，众多文献在总结什么？基于哪些视角？

　　基于以上对理论与经验的认识，观察目前海内外对“中国奇迹”的总结文献，左图右史，不计其数。稍细分析，首先如上述，可分为理论和经验两大类，其次，即使是理论性文献，同样还可从经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思想的角度进行细分。

　　（1）在经验性总结方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教授（Michael Spence）等人曾领衔撰写的近百万字巨著《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2，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尽管此类由著名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验的书籍很多很多，可以说这本著作是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中一本极有分量的经验性巨著。因为它是受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国政府发改委的委托，就中国经济中长期战略和“十二五”规划进行的研究。其汇集了来自全球20多位不同国际著名机构、拥有不同经验背景的顶级经济学家。研究初稿还征求了国内众多高官与著名经济学家，最后送达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征求意见。起草组是一个以总理和副总理为首的极其重要的宏大团队，有70 多位部长和专家学者……（刘鹤，2011 年）。本书内容中有理论的实证，更多的是从经验、从政策角度进行总结。如此高规格的阵容，最后对“中国奇迹”的总结重点落脚在哪儿？落脚在“中国经验”的总结，可归结为5 条：

　　1，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2，维护了宏观经济稳定；，3，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4，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5，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

　　这五条经验阐述的背后自然有理论逻辑，但直接阐述的重点是经验。而且，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奇迹”的经验，与二战后25年或更长时间内维持GDP 年均增长7%以及甚至超过7%持续增长的、分布在亚、非、拉各州的其他几个国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作者是想充分说明这五条集中了中国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是可供他国参照的宝贵经验。而且，其中第五条“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内容，又明显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极不赞同的，也是在主流现代经济学关于增长和发展理论建模中不可能出现的要素。

　　在经验总结方面，国内方面的作品更多。作为官方的总结，一个重要线索是，在40 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节点上，官方都曾发布了经集体讨论、反复推敲的重大经验性的总结文献。去年12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我们“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又作了九条概括。在以个人名义就中国经济进行总结的文献，是不计其数，在此仅举一例。我国著名经济学教授，现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总结的中国奇迹的经验，有六条：

　　1，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2，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金融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3，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4，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5，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6，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中国奇迹”经验的认识肯定远不限于以上所述。但从上述两例个人署名总结中已可以看出，总结“中国奇迹”的重点，第一，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不是创新新的知识概念和思想体系（抑或马克思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或其他思想流派），而是均基于前人的分析框架，在实证、叙述中国创造奇迹的具体原因。第二，在经验分析中主要在讲经济，然而又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经济学领域。斯宾塞一文的第五条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刘鹤一文的六条中除第二、三条讲经济外，其他是从政治、社会、政府、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乏看出，斯与刘两文的经验总结，已既不限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不完全限于经济学领域的分析，倒是可以说有意无意地落入了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两个基本关系”的学说，或落入了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经济是嵌入社会”、“经济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的分析框架中。正如熊彼特所说：“典型的经济学家和典型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近期，中国社科院“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系列智库论坛”上张卓元教授的演讲，是又一类较有代表性的经验总结。该演讲回顾了40年来改革主线是企业改革主线？价格改革主线？还是企业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与经济运行机制两条主线共同推动？依其内容可观察到，这类文献重在改革逻辑的总结。阐述改革阶段的演变、改革重点和策略的选择。当然不排除在偏重于经验总结时在改革政策与策略取舍背后有思想的阐述。这篇文献总体上可归类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

　　（2）在理论学术总结方面

　　在这方面，有被海内外文献高频引用、荣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创新M-U 型组织理论的钱颖一、许成钢。即以中国伟大实践为案例，去求证、发展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然，基于西方主流分析框架的总结文献远不限于此，还有张军、王永钦、宋铮等等很多学者大量的文献。这一类文献是当前理论文献中最“大众”的，即基本上都是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或在去求证现代经济学、或在改变某些假设条件后去丰富发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容。

　　在被西方现代经济学认为的非主流经济学方面，国内的理论总结文献是相当的活跃，相当的多。以作者陋见，可分为有偏重求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如程恩富、张宇、马艳等），有偏重于德国历史学派、国家经济学的（如何新、高德步等），有偏重于奥地利学派的（如张维迎、冯兴远等），有偏重于转轨、过渡经济学的（如樊纲、张宇燕等），有偏重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如张五常、盛洪等），有偏重于演化动态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综合的（如贾根良、杨虎涛等），有偏重于创新复杂科学经济学的（如陈平、沈华嵩等），有偏重于创新新结构经济学的（如林毅夫等）。当然从思想流派渊源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仍可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马克思经济学创新方面，还有一批学者肯定地认为当前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40 年的伟大实践，同时也看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滞后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长期不能满足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而被认为游离于现实，只能务虚，甚至只具有思想灌输的性质。”“直到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旧范式的阴影。”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并不能满足于解释、服务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和现实运行，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如姚洋15、史正富、孟捷等等。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来曾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不是仅仅单纯从事理论创新，而是“问题导向”，同时积极投身经济政策、制度的研究。他们立足于中国、根植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重点着眼于研究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重大的政策制度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探索。从1979 年开展“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开始，到于祖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苏星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等，标志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到今天，人们开始了既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包括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探索。出现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的多种提法。在这些学者那里，实践中始终如一地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理论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积极探索当代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与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学者探索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脉络出发，不过这批学者的明显特征更是“问题导向”。探索中国现实问题，紧扣阻碍中国民富国强中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应该干什么（目标）、怎么干（选择什么战略与政策），又指出了为什么这么干的理由（思想）。他们尽管没能像马克思、亚当·斯密、凯恩斯等“3S”大家那样提出具有宏大的“范式革命”性质的理论体系，但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贡献了智慧，对推动40 年“中国奇迹”的产生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40 年来，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近期的代表有马洪、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严格说既不属于纯理论总结，也不属于纯经验总结，将其归属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转轨政策史较妥。之所以说“较妥”，因为相关文献中有的重点是通过比较中外经济史、转轨政策史的宏大历史叙述，探索“中国奇迹”的秘诀。有的试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从“中国奇迹”逐步形成、演化的逻辑出发，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及其衍生物——华盛顿共识，以及同时在批判新制度经济学过程中，回归、修正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并进行理论创新。典型的，如文一教授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其叙述的方法是经济史与理论创新的“结合”。全书意义正如力作题目所表示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纯就“胚胎发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于学术理论，但是叙述的重点、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转轨阶段的经济政策演变上。从叙述的政策内容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范式及其渊源“影子”，该书并没有解答从“胚胎发育”到胚胎发育“结束后”是否有另外什么独立的“范式”框架和理论内容。就本书大量的引文与思想看，似仍为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在丰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然而，若就片段的转型经济学内容看，又不失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中？

　　小结以上“观察与归类”，笔者才疏闻寡，对有些专家进行跨学科、跨学派的研究了解不多，因此对有些专家的研究专长归类可能不尽合理。另外，还需补充的，相对于理论经济学对“中国奇迹”的总结，在应用经济学更多领域中的理论性总结文献，则是更多更多。只是篇幅关系，本文未能一一概括介绍。

　　二、总结中分歧为何那么大？

　　目前对“中国奇迹”总结的经济学文献汗牛充栋。为什么学术视角如此多维，结论分歧如此之大？同时，在海外对于中国的理论创新却还持如此相反意见：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鼓励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相反，另一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对中国增长能否理论创新却不屑一顾，不认为有什么理论可探索。为什么？要解答此问题，或许需要从经济理论范式本身、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的角度说起。

　　1，未能区别理论总结与经验总结的差异

　　这是形成目前总结文献分歧、争论较大的首要原因。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和目的，本应遵守不同的认知思维及其叙述方法。而目前中国有些总结文献，首先，在理论总结还是经验总结的定位上含混不清。其中有些作者是认识到，有些并未认识到。具体表现在：一是似理论总结实为经验总结。有的说是经验总结却夹杂过多不必要的“硬搭”的理论叙述。有的是经验总结，却缺乏事物表象因果关系的阐述，仅是改革策略、改革阶段、改革逻辑演化的平推式描述，以至可归为改革政策史的总结。其次，说是理论总结，但对其学术分析框架、学术思想流派脉络和逻辑演绎交代不清，缺少思想流派的“痕迹”。或者说不清在哪位巨人的肩上向前走了什么样的一步，创造了什么。仅仅是用了中国材料、作出某些假设条件改变，实证了某前人的理论结论而已，至多进行了理论的实证。再次，理论总结当然可以不承袭某一思想流派而进行独立的“范式”革命的理论创新，但实际上在叙述中却是思想干瘪，或偶有新颖概念却没有整体的知识范畴；或有局部的道理、却无全局的道理，形不成概念体系，缺乏理论逻辑力的支撑。四是，有些文章虽然也冠以“理论”之帽，叙述内容却多为用中国40年史料、政策进行实证的解释，夹插一些干瘪瘪的口号或理论，写作手法又是经验之谈。凡此种种，是“总结分歧”如此之多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说是造成“凡此种种”现象背后的认识原因。

　　2，未认识到科学理论是发展的理论，主流理论内容并非全是普适的。

　　世界在不停地发展，作为大自然发展中的物种之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认知的局限性。因此，作为一种理论，不管是哪个领域的理论，如果称得上是科学的理论，其理论本身一定是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不停的发展，不断的丰富过程。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至尊”的理论。

　　人类对于宇宙天体的认识，在哥白尼革命前，长达上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在化学领域，从炼金术到医药化学，再到现代化学，是花费了长达几个世纪时间。同样对人体自身认识的医学领域，从16 世纪比利时学者安德烈·维萨留斯开创人体结构学说开始，到显微镜下的细胞理论，再到遗传学理论，同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按现代科学可分类的每一门自然科学理论，都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丰富过程中。

　　经济学的发展最先是借助于物理学这一自然科学思维进行经济学思维创新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否定自身又不断丰富自身的历史。如新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默所说，相对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可以说更是“处在青春期的早期。记住，当爱因斯坦发展物理学中的一般相对论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还在用模糊的词汇和粗糙的图表来互相交谈”。具体说，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到产生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和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又对新古典的“革命”，紧接着货币主义又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以及伴随着新古典、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发展的同时，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后来的后凯恩斯主义演化经济学等各种被主流称为的“异端”，无时不刻地对其发起批判，其理论与政策的合理成分也不断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可以说“经济思想的历史是变革的历史。一个时期的非主流能够在另一个时期的主流中找到位置。”即非主流通过指出主流的不足与缺陷，“给主流观点传授‘花粉’，使其保持正直诚实。”这一切都是经济学史上公认的事实。如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及其在这一学派思想推动下，俾斯麦政府建立的全世界第一个社会福利系统，恰恰为后来笼罩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及其政府所接受，成为其重要的思想政策来源。

　　即使在当今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宏微观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在内部，过去、现在仍处于不停的争论、发展过程中。从IS—LM 模型到卢卡斯的“理论预期革命”，到“真实周期理论”；作为“理性人假设”这块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假设，并非生来完美无缺的，而是在不断地被否定、被修补。在此方面最充分、最具讽刺的实证是，信息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在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帮助着原来经济学原理中干瘪的、高度抽象的、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丰满起来，具体起来，灵动起来。

　　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某种理论、学说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作为理论，普适性是其本质要求。但是普适性同样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普适性内容是变化的、发展的。

　　这一切说明什么？参照、发韧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经济学，是一门较晚生成、相对不成熟的科学。当下被人认为主流理论的全部内容，未必都是普适的内容。作为普适理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这一检验不是一个国家、个别国家的检验，是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检验。典型的案例是，最近获诺奖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和阿西莫格鲁的“包容性制度”“制度漂移”等，能完全解释中国增长奇迹和世界上其它“穷国富国”的增长问题？还有，如1995 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 年刚刚自豪地宣称：宏观经济学“对抗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被解决了”，2007 年却发生了美国次贷危机，主流宏观经济学又如何解释？同理，如何解释和刻画当今世界的危机现象？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还是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或者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仍是一个仁者智者在无穷尽争议的问题。可见，特别是在当今正处于学术争论远远大于学术稳定、纷纷呼吁经济学要反思、要范式革命的历史时期，对主流理论全部内容是否普适的问题，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因此，肯定经济科学，追求普适理论，并不意味对前人先辈的全部思想在不顾今天经济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下，不打折扣地去顶礼膜拜。同样，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发展不成熟的科学，主流理论中的内容未必全是普适的，那么也就不能简单地用主流理论作为唯一的标尺，去衡量旁人理论文献的正确与否，限制自己对一部经济学著作是否具有理论创新的判断。特别是在当今，在海内外主流学术刊物欣赏优美的数学建模形式文献并具主导话语的时期，更需警惕对点滴的创新思想萌芽、观点乃至不成熟理论的嫌弃、疏忽甚至于采取排斥态度。只有看到自身的不足，才有可能去挖掘旁人的创新之处。而对于一切试图对中国40 年经济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人来说，应敢于大胆怀疑，不必在乎看主流理论的态度。面对中国经济崛起40年奇迹的理论抽象与创新而言，不管中国历经40 年辉煌之后出现何种变化，在笔者看来，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40 年仍是一口挖不尽的“理论深井”。给理论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人提供可丰富想象、抽象的基础。

　　尽管一国经济的崛起未必一定能够产生影响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大家”，但是应该有信心看到，我们有独特的便利，有亲临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大国崛起的历史事实与经验，起码给我们的创新思维客观上提供了熟悉的土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未认识到从不同尺度分析，存在反映不同经济世界的理论

　　世界本是一体的，只是人们把对世界的认识分为“还原论”和“整体论”两种方法，从而产生了对世界不同的解释。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的学科越分越细，新学科不断产生，目前科学界已分成1000 多个研究领域和4000 多个学科。另一方面，随着细分学科的研究日益深入，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研究的综合集合或系统论研究方法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正如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早在上世纪30 年代曾指出的：本来“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动性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系统时，需要对系统进行必要的分解，在分解的研究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无数事实证明，只有从分解到综合集成的研究，才能较正确的把握被研究的对象世界。由此，被研究的一个对象世界在被分解为一个一个“子系统”时，发现的规律确实可为真理，但在“众多”子系统相加为集合系统时，原有的真理未必就是真理了。“生物圈是一组织层层嵌套的复杂系统体系，每个层次的生物系统都有其特殊的进化规律”。牛顿定律之后的爱因斯坦新发现，并不意味否定了牛顿定律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真理性。

　　同样道理，转归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奇迹”形成的演化、动力机制的讨论，置于现代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资源配置理论、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学理，包括最新前沿的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能完美解释中国过去40 年的高速增长？固然，中国40 年奇迹可以部分归结为不断追求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和罗默的“增长因子”，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肯定又不是全部。那么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观察经济世界若同观察物理世界，纵观世界，无非是两个视角或问题：一是状态，二是过程。新古典或现代经济学突出研究的是均衡，描述的是暂时的“状态”，奥地利学派重点研究的是时间，描述的是“过程”。总结中国40 年的进程，最重要的特征又是什么？是转轨，是制度不停地演化；是非均衡，是一个不断从非均衡走向均衡，又从均衡走向非均衡的过程。据此，似乎奥地利学派的学理似乎更能贴近解释中国奇迹问题。然而在此方面，奥派学者迄今又未出现为众多学者公认的文献。因此，目前对“中国奇迹”的理论总结，学者中多数仍然偏重于从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或者从转轨和过渡经济学，或者从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从演化经济学、自组织理论中去纷纷找答案。

　　这些研究现象说明什么？一是客观经济世界是一个系统。系统是呈现结构状，“结构”是复杂的，是多维的。选择不同的标尺去看经济世界，反映经济世界本质的理论肯定是不同的。形象地说，经济理论一定是可以分层次的（在非理论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名下，众多的领域分类更是明显）。反映结构世界中某一视角分析的某种经济理论可以是普适的，但未必是反映全部经济世界内容或者以其它标尺能看到的内容。二是以均衡为主要分析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反映市场机制较成熟国家的运行“状态”，肯定难以解释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不成熟国家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处于高速追赶时的“动态”的“过程”情景。三是既使以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总结中国奇迹的背后理论，哪怕是“最现代”的、“最前沿”的，仍是囿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衍生的增长和发展经济学这一层级理论去寻找答案。然而，在过去20 多年由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带动下非常热门的经济增长领域给全球学术界效应反映，用纽约大学威廉·伊斯特利教授在列举分析用现代主流理论作指导解决这么多穷国变富的失败案例后的评论说，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由此看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更没有理由去傲慢地排斥“非主流”对中国奇迹现象的理论思索。笔者相信，以不同的视角看经济世界，会形成不同的理论。

　　今天，对“中国奇迹”秘诀未能形成较公认的解释原因，恰恰可能是人们囿于头脑中长期形成的思维导图，未发现新的“尺度”、“视角”所导致。也许是主流与非主流学派思想中的诸矛盾、诸亮点的融合，也许是理论创新中被人讥讽为理论“非自恰”、不成熟之处，恰是解释穷国变富、一国经济实力突起秘密的理论种子和重要线索。客观上，一个人口小国、非中心国家（非霸权国家）与一个人口大国、冲击中心国家的穷国变富过程相比，对世界经济运行与秩序的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反过来，这一影响对正在穷国变成富国的经济运行秩序同样也在产生博弈性冲击。此背景下，寻求增长秘诀或理论建模中的考量因子，是现有现代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模型所能覆盖？这些也许正是我国当前对“中国奇迹”理论总结中认识不易统一、分歧多多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4，不同的经济学研究对象，不同的概念体系和语境，决定了对“中国奇迹”会有不同的理论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在马克思、亚当·斯密、马歇尔那里，甚至在萨缪尔森教科书中，两者基本上是看作同义词。但从学术脉络的承续发展看，后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路则是慢慢走窄了。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研究的目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于19 世纪中期。当前，资本主义仍在发展，“腐而不灭”。当今中国，提出并坚持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许多与当时马克思分析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行所不同的现象。理论上如何发展？这是对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的挑战。

　　学术界公认源自于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其《国富论》研究的内容正如《国富论》书名所诠释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体系。《国富论》是对资本主义总体经济运行进行了完整的刻画，“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里，这是最全面的分析”。

　　至此，以上两位巨匠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是总体、是总体国民财富，是总体经济的运行与增长。

　　到了新古典的马歇尔那里，经济学研究对象发展成为“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突出研究总体的基础——微观、个体。到了1932 年，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了在当时学界影响很大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在定义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开始进入了“演变的一个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是越走越窄。以至后来诺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发展到研究歧视、犯罪、自杀、离婚等行为，出现了被冠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称号的现象。加上后来经济学教育中出现的轻思想，轻理论，重数学工具倾向，长期以往，最终导致出现始于2000年法国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要反思经济学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出现在物理学界盛传这样一句奇葩的话：“若想拿诺贝尔奖，就去研究经济学”。极端讽刺了经济学到20 世纪后越来越彻底数理化的倾向，认为只要数学好，懂不懂经济学原理已不重要了。

　　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等其他学术流派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范围许有另外表述。仅从上述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相比，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决定了阐述的原理、运用的概念体系及其语境会肯定不同。具体说，同一价值、资本等概念，在马克思，马歇尔和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总结中国40 年奇迹理论时，由于作者有意无意往往受着自己头脑深处先入为主的某一理论、思想的支配或影响，因此运用的是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学理研究方法，其结果，对同一中国奇迹这一研究对象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论论述。因此在不同的范式、概念和语境之下，出现“鸡同鸭讲”、甚至互不服气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学产生各种争论的一个突出原因。因此在当前势必需要强调，研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要突出研究如何迎接当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经济新发展的挑战？擅长于研究“资源配置理论”的现代经济学如何迎接由政府干预经济向市场机制过渡转轨中经济运行“现状”与“演化”、非均衡与均衡更替等方面的挑战？

　　三、如何进行总结？

　　1，对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提法的理解

　　林毅夫在1995 年曾预测：“21 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近几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等的提法，频繁出现在对“中国奇迹”总结的各种文献中。从学术视角看，这一系列提法具体指什么内容？有什么差异？这既是抽象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所必须首先搞清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学术理论讨论的前提。

　　根据笔者观察与理解，下面的讨论首先假定，迄今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故事等这些提法的所涉文献，在没有特别的说明下，这几个概念的定义一般都是从经验角度而不是从理论角度在进行总结，故不列入下文的讨论范围。

　　至于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提法，虽然都冠以“中国”两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其理论定义与含义还是不完全一样的。究其内容，可归纳以下三类。

　　一类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其理论范式、学术脉络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类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要创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时运用的概念、语境等归属于现代经济学。这类文献有时也不排除以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概念出现，但主要是渊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一批“发展经济学教程”书中所涉对中国高速增长分析的理论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归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既非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也非从现代经济学范式，而是试图创新新的理论范式。例如，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贾根良的《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和《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陈平的《中华文明复兴和经济范式的创新》、沈华嵩的《经济学分析原理》，甘润远的《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等等。此外，目前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程霖教授领衔，组织国内高校著名经济学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课题，试图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探索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其知识体系范式及学术脉络）。以上是就经济学范式、知识体系差异的角度分析统称为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的研究动态。下面从研究内容的宽窄角度分析，同样都在讲“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其实含义也不完全一样，内容有宽有窄。

　　学者王绍光曾将“中国学派”概念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理解。笔者简言概括，一是指未必形成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逻辑，仅为一些自己的看法、思想、观点，还称不上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上的“中国学派”，只是“各人看法不同”或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而已。二是中国学者形成了“系统的独特的看法”，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分析概念与工具方法，可称为“中国学派”。三是不仅是系统、独特的看法，而且此看法逻辑严密，形成一套贯彻经济领域多方面的统一的理论，并被别人所承认（当然承认未必是认同其学术观点）。

　　以上即使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研究内容宽窄的不同可以分类，之间却又是有重叠的。譬如，某类分析研究是渊于马克思经济学，但重点是解释中国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突出中国特色，较窄的），有的是以中国为案例，重点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试图创新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一般”（较宽的）。又譬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想解决有别于现有的西方主流增长理论，来解释落后国家增长的原因，形成中国学者的创新理论。

　　不管如何分类，分类只是想说明对现在常出现的“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字眼，我们要了解之，不能仅观其名称，要看其实质内容，是基于什么样的学术脉络在讨论，又是在较窄的还是较宽的理论意义上讨论。都是围绕中国在谈经济学问题，是仅仅在谈能解释中国问题、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观点（哪怕是较系统的看法、观点）？还是从中国问题出发，覆盖的范围是包括世界其他国家普遍性的问题、普适的理论问题？而且从中抽象的是基于思想史上的某一学派渊源还是有别于其它经济学流派的另一套概念体系？这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含义。

　　例如，在讨论“中国奇迹”的经济学理论解释时，核心命题可以说是“穷国变富”的理论，较窄的出发点是去发现和解释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理论。较宽的概念，是从中国问题出发，去发现解释世界上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他国在内的“穷国变富”的普适的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在学术脉络上，可以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语境下。但是，必须要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经济学，因为其原有的思想体系重点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规律而展开的，对于穷国变富的相对变化问题，直接涉及的比较少。也可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增长和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遗憾的是，二战后“迄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当然，不排除还可以进行经济学上的范式革命，另外创新一种理论体系，或者基于某一非主流理论体系，或者融合若干非主流思想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在重新解释全球经济世界运行的同时，解决“中国奇迹”或“穷国变富”等重大理论命题。

　　2，在中国，理论创新需注意什么？

　　（1）必须创造良好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环境。根据已上分析与介绍，要创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针对中国国内目前对40 年中国奇迹事实上的学术多脉络、多学派、多维度的理论纷争，要取得较出色的公认的学术成果，恐怕不历经痛苦而充分的学术争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当前。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以及凯恩斯等经济理论的产生无一不是在吸取前辈及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思想，甚至是从反对者的个别思想观点中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是有“三个理论来源”。因此“繁荣与发展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引管和评价，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程恩富，2005）笔者认为，这样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理论自信。

　　要创造充分的学术讨论环境，则应鼓励开设不同学术流派的对话窗口、平台。讨论中不许“戴帽子”、“上纲上线”、“打棍子”。切忌学术讨论中的意识形态变化、政治化。切忌以口号、空洞教条式的语言、概念代替逻辑自洽的学术讨论。

　　（2）要善于从不同思想流派中抓住灵感，吸取养分。面对出乎意料的2008 年美国“百年一遇”大危机，和中国14亿人口大国持续40年高速增长这一人类经济史上的宏大史事，经济学理论如何解释？现有的经济学迫切需要的是深刻反思。强调经济学上的“均衡”，忽视转轨、忽视制度演化、忽视政府作用，容易使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陷入困境”（保罗·罗默，2017），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关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消亡的规律，自然对社会主义阶段经济运行前景描述不够详尽。新奥地利学派是想“将经济学解释的重点从均衡状态转移到他们自己建树的经济过程上来。强调“时间、无知、主观性及过程”。但是最后的出清，是把奥地利学派嵌入现代经济学范式，“提供一种理论补充的角色”，还是干脆“放弃均衡模式的概念，并提出一种全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范式”，在奥派内部，又正处于意见不一的讨论阶段。

　　因此面对当代经济世界，现有的各经济学流派都需要创新。循旧坚守原有流派的思想，不反思，不总结，以至不愿吸取对方的思想亮点，容易走入思想的死胡同。笔者认为，对于强调“资源配置理论”这一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来说，我更赞同诺奖得主布坎南的一句话：“我的基本观点是：应当将‘市场理论’置于核心地位而不是将资源配置理论置于核心地位”。什么是市场理论？这恐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审视并予以充分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因为若是讲市场理论，不仅仅是讲分工竞争机能，恐怕还要回答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市场是否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发展与转轨、公共品与政府关系等等内容。因为现实世界中存在于各国的当代市场经济，并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述的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各国的市场经济不同程度上都是“混合经济”（保罗·萨缪尔森）。而这些命题又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当时不曾关注却又恰恰是当代经济学人每天面对、难以处置的重大现实问题。由此启发，在理论创新上，笔者非常欣赏经济思想史上的两位“大家”——罗宾逊夫人和熊彼特的思想胆略。当他俩发现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诟病后，敢于从“新古典主义的华贵锁链中解放出来”。前者想“将马克思解释成凯恩斯”，后者想“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即都想通过融合新古典思想和马克思经济学说来改造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笔者认为，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有智慧，需要理论功底与灵感。有时恰恰在吸取、融合争议对方的某一思想亮点时（可能是一个观点、视角、方法），脑洞顿时打开。因此主流学派要积极面对而不是拒绝、躲避“非主流”、“异端”的挑战，患上“自闭症”。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而言，“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政治经济学如何发展和创新？我认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整合或综合，这是一个头等高端的问题”。这是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开明态度。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要想在较宽意义上的普适性方面真正创造“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形成独特的、系统的思想体系，符合一定的范式要求，需要学习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等学术大家，善于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宝库中汲取养分。退一步言，在此方面，大可不必先冠以“中国”字眼、自设框框，束缚自己的思维。而是应借鉴思想史上的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大胆创新思维、寻求逻辑自洽、自成体系。尽管这些学派思想可以不被现在西方主流所承认，但这些学派思想毕竟都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

　　（3）把握好理论创新中的层次性问题。局部理论的创新与理论体系的范式革命都属于理论的创新，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基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经验进行理论抽象，可以充分运用诸国“持续高速增长”、“穷国变富”的历史材料，重点侧重在增长和发展理论的创新上，但也不排除由此启发，由局部到整体，以此扩展，通过改造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以往的多流派思想，进行颠覆性的范式革命，重建一个解释经济世界的理论体系。

　　既使是较为集中地基于“高速增长”、“穷国变富”事实进行理论创新，事实上又存在从不同学术流派视角出发的创新。可以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说、方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或新制度经济学，丰富发展原有的分析框架；也可以是基于奥地利学派或经济演化理论等思想，从其它视角寻找秘诀。在不同学派创新竞争中，形成对“穷国变富”的新的理论解释。但是凡此种种，如果是成功的创新、最后能被历史所能验证且为学界所承认的学说，笔者认为，恐怕这种理论本质是一种在全球化条件下，“穷国变富”、国民财富明显增长的“赶超理论”，冒昧地说，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非均衡理论”而不是“均衡理论”，与解释市场机制成熟国家运行的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肯定是不完全一致的。因为观察自18 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史，不能忽视，有三个维度是始终贯穿前后又不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近代全球经济史，可以说是一部围绕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是穷国变富、富国变穷、非中心国家各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环境），是一部货币信用与金融危机史，是一部主权国家市场机能这一公共品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史。这三者的纠缠、交错与发展，构成了人类世界经济总体运行这一恢弘的历史画面。现在，要在21 世纪这一时点的经济全球化下寻找中国“穷国变富”的理论秘诀，恐怕同样既要了解历史上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保护主义，后来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汉密尔顿时期的“美国学派”，是如何对该国当时国内政策起主导理论的非偶然性，又要了解上述全球经济史中“三个维度”的延续、交错影响、演化的当代特征。

　　由此可以说，探究“中国奇迹”秘诀的理论创新，难就难在一开始是如何认识理论的层次性、问题性，即是明确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还是研究解释世界性问题的普适理论。是研究局部的增长与发展理论，还是研究“范式”的理论体系。分析一国经济增长，历史上是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事实：一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一般，二是小国的穷国变富，三是大国的穷国变富及其引起中心国的更替。如果想在更长历史视野下解释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一国或诸国穷国变富的历史，其实就是同时在研究富国变穷、霸权国实力相对减弱这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若是从属此理论逻辑，恐怕解释中国奇迹的理论，也许就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了。这也许是对中国学者理论创新或者说创建中国经济学荣光而深层的挑战。

　　（4）创新理论分析应与工具分析相并重。“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方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在此方面，历史上有经济思想巨匠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巨著出版时烧毁数学手稿等精彩故事。但借助于数学语言和计量经济模型等工具，毕竟可以使理论逻辑推理更加严谨，实证分析更具普遍性、可靠性，这也是经济理论科学发展的必然。因为不管你是否认识到，客观经济世界是由一定的经济要素（或元素）组成，呈现结构的特征，据此才能作出判断性描述。然而，各种要素又是具体的、可量化的，是变量。即经济世界即是定性的，又是定量的。因此经济理论要能正确解释、预测复杂的经济世界，能既定性分析又能予以定量分析的理论，肯定是上乘的理论。其实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也并不是一味解释排斥数理分析的工具。众多学者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原理在实证分析当代中国及世界经济时，往往已在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工具。因此中国学者当今的理论创新活动，不管源于哪个学派，侧重哪个理论层次、视角，都应坚持定性与定量分析并重的原则。

　　（5）理论创新要聚焦于理论思维。理论创新既不同于经验总结（包括经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史总结。理论创新思维关注的是概念及逻辑演绎的改善与严谨。理论不同于政策，理论研究者与政策研究者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尽管有时同一人可分别从事不同的事业。在当今社会心态较为浮躁的环境下，更应呼吁与鼓励理论工作者应有定力，不去羡慕被当下各种媒体和民众追捧的对“热点”问题不时发声的政策研究者。学者要学会孤寂，孤寂有利于思考。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创新直觉（胡景北，2018）。

　　聚焦于理论思维，同样不应忽视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基于17 世纪科学革命后的英国经济思想发展，突出与的是模仿自然秩序，强调演绎。德国传统的辩证哲学思想，则重视历史，强调从历史中归纳。中国要从40 年经济奇迹的历史宝库中归纳总结经验，抽象演绎理论，离不开对中国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穷国变富、改革政策演化的40 年中，曾不间断地出现了大量的、有时零星而不成体系的经济思想、观点，能给中国奇迹的经验与理论抽象以重要启发。因此梳理40年中国改革政策史、经济思想史，同样是加快中国经济学界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6）中国的经济学创新要格外重视中青年经济学家队伍。从创新普适理论意义上讲创新中国的经济学，恐怕需要二代人、三代人甚至更多代经济学人的努力。为此，培育青年学子的理论思维能力，更是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当务之急（目前高校的现状是重数学工具远重于重理论思维）。呼吁高校的经济院系在学科安排上，除设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两大课程外，应增加普设中外经济思想史和中国改革政策史等课程。通过课程调整与教育，开拓中青年经济学人视野，学会博采众家技巧，培育经济学理论思维的能力与习惯，这是真正夯实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后继者基础。

　　结束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长周期。大国更替往往相伴相生经济思想之繁荣。”“随着中国的崛起，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无疑，中国的崛起，既为21 世纪理论经济学的升华提供了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创新创造了千载良机。”“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夏斌，2015 年）。当然也应看到，伴随中国崛起，中国经济学人是否一定能够担当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等号。如曾伴随日本的崛起，日本并未产生影响世界的、在经济思想史上可称得上的巨作。中国经济学人要实现为繁荣人类经济科学多做贡献，恐怕约束自身，埋头思索、砥砺前行，是唯一不二的途径。

　　(本文作者介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