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李德林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德林社特别策划系列文章，在12月18日已推出由德林社创始人李德林撰写的第一篇长篇文章《雄关漫道40年（一）》，文章推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参与和见证改革开放的人士纷纷热议，回顾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今日，隆重推出系列文章第二篇《雄关漫道40年（二）》，在本篇中，读者将会走进中国资本市场雏形的初现时刻，也会看见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风云人物闪现其间，他们是柳传志、任正非、黄光裕、唐万新、王石、王波明、高西庆……
（五）
上海花园饭店的一个包间里，胡瑞荃已经喝了两杯白开水，心里有点发慌，一直在念叨，日本人找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三天前的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通过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发行的股票已经完毕，10000股募集了50万。作为静安分公司的经理，胡瑞荃两天前接到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的电话，说他们董事长伊藤正则正在上海访问，想与胡瑞荃会面。胡瑞荃在电话里听说是日本人，推说没空，把话题岔开了，固执的日本人又把电话打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指明要见胡瑞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是积重难返，中欧、中美关系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实质是建立在分化社会主义阵营、遏制苏联的基础之上，五年100亿的中外合资真正落实的不到10%，《经济学人》抨击时姓资姓社的分歧难以弥合，在保守派看来指望欧美国家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无异于与虎谋皮。庞大的资金需求和落后的技术条件，这些都是北京面临的棘手问题，而招商引资因为国际对中国的防备心理异常困难。邓小平在1978年两次访问日本，寄希望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通过日本的技术、资金助推改革。
伊藤正则是荣毅仁的老朋友，1982年在日本为仪征化纤成功募集了100亿债券。荣毅仁已经官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商银行无法拒绝野村证券，同意三天后让胡瑞荃在花园饭店跟伊藤正则见面。
一进门，伊藤正则就拿出一张日本的《朝日新闻》报纸，整版报道了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消息，与上海当地《新民晚报》的豆腐块大小的消息有着天壤之别。伊藤正则有备而来，因为1984年8月8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允许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年来第一个关于证券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伊藤正则窥见中国将有更大的改革机会。
180多位35岁上下的政界、学界年轻人比伊藤正则更乐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们在浙江莫干山围炉而饮，指点江山。从价格改革到自负盈亏，从沿海开放到金融改革，从粮食体改到产业结构变动。
期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上山听取年轻人们的智慧。会后，莫干山会议以八个专题研究咨询报告报送国务院领导，成为改革开放重要的资政参考。赵紫阳会后亲自接见了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之后，一大批的政界年轻干部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陈元、肖捷、陈锡文、吴晓灵等均官至正部级以上，学界的青年教授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均在改革的思潮中大放异彩。
汕头市凤壶村，16岁的黄光裕跟19岁的哥哥黄俊钦一直在琢磨大干一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要实行“商品经济”，邓小平的话令黄光裕很激动，兄弟两决定到王石口中的北方去闯一闯。
北方的理论界很担忧商品经济动摇社会主义旗帜，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操作浓重的四川口音对高级官僚们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邓小平态度很坚决，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
黄光裕摩拳擦掌，全村300多人，很多人都当倒爷了。黄氏家族祖上曾经阔过，经历土改、文革就家道中落了，黄光裕兄弟两小时候经常捡破烂补贴家用。兄弟两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带着用4000块采购来的广东产小电器，一路北上内蒙。在内蒙四处摆地摊的兄弟两，折腾几个月后发现当地人“轻易承诺，疏于兑现”，当时胡金林还在座山雕的老巢逃亡，北方满大街都是打击投机倒把的标语横幅，兄弟两担心抓住坐监狱，决定离开内蒙另觅他处。
稚嫩的黄光裕问黄俊钦：“中国哪个城市个头最大？”黄俊钦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一圈，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够大的。黄光裕一咬牙：“我们去北京！”兄弟俩毫不犹豫地买了北京的火车票。
开往北京的火车，载着黄氏兄弟的梦想。黄光裕还没有到北京，1985年9月25日，正准备跟家人共度中秋的华远公司建设部经理任志强一头雾水，几个公安将其送进了北京西城区看守所。任志强听到贪污罪三个字时，肺都气炸了，自己进入华远公司才15个月，华远公司正南下跟王石的展销中心抢生意，为了激烈员工，华远公司给员工发了奖金。
除了没写金额，领款单据上所有人都签名了，咋个就变成贪污了呢？任志强拒不认罪，在看守所的一年多时间里，整天研读《法学概论》和《刑法》，每当有新的犯人被关进来，听了他的叙述，任志强可脱口而出每个人适合的条款。任志强在看守所当起了业余律师，先后为五个人写了诉状。
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阴冷的看守所里，任志强的罪名变成了投机倒把罪，浙江“八大王事件”在报纸上连篇累牍，任志强更不会认罪，斥责审讯他的人不按法律而按长官意志和有罪推定办案。跟贪污犯、盗窃犯、政治犯共居一室14个月，任志强守得云开见月明，被认定无罪。
任志强义愤难平，中国搞改革开放不再只是中国人关着门过日子，是要跟全世界做生意，法律是商品经济的护身符。任志强数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完了《民商法学》。走出看守所后，华远公司总经理戴小明请任志强到一家大酒店吃饭，受宠若惊的任志强对戴小明说：“我今后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娘打孩子是应该的。”
王石的日子跟任志强比好不到哪里去，中纪委和军纪委两个调查组专程从北京到深圳，调查“4000万美金调汇案”，王石的展销中心跟国防科工委系统的新时代公司有巨额业务往来，一切都是按正规手续、银行走账，怎么可能卷入全国逃汇大案，成为北京两大专案组的调查重点？王石心中茫然。深圳特区检察院配合两个工作组，查封了展销中心有关合同和往来账本以及用汇去向。王石强烈表示不理解哪一点涉及逃汇。中纪委专案组说新时代公司在使用留成的外汇上手续不齐备。王石脖子一拧，质问：“那银行怎么能同意将美元汇到特区呢？”
军纪委专案组解释说：“赵紫阳总理到国防科委视察听取汇报时，同意下属公司的出口留成外汇灵活使用，搞活经济，新时代公司是按照总理的精神办理的，只是国务院没有正式下文。”王石微妙地感到两个调查组的不同态度，专案组已经以存在受贿嫌疑，提请深圳检察院抓人，动议提交到深圳市委常委会，市委书记梁湘一拍桌子：“证据不足，不能抓人。”北方舆论界和理论界还在讨论特区姓资姓社，王石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梁湘拒绝专案组的逮捕请求，令特区建设事业改革者振奋。
长春卷烟厂的厂长岩石没有振奋，只有委屈，七个调查组进入卷烟厂，调查岩石“多拿奖金”和“任人唯亲”，一年前，岩石到“名盈实亏”的长春卷烟厂任厂长，当年就实现利润1200万元，成为全省的盈利冠军。岩石严格的管理让长期习惯大锅饭的工人们相当抵触，调查组将十多封告状信摆在岩石面前。岩石辩护说，自己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两级，其实每个月只多十多块。调查组诘问岩石，干部任用没有经过厂党委书记批准，岩石解释说，干部任用是经过上级部门审核批准的。
国营企业里，到底是厂长说了算？还是党委书记拍板？国务院领导在北京印染厂考察时要求党委书记，“大事不糊涂，小事不纠缠”。
飞乐音响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就更糊涂了，企业到底该叫厂？还是叫公司呢？那个时候公司是一种行政级别，不是一种经济实体，不是个法人组织。飞乐音响的股票是卖出去了，可是企业要叫公司，工商局受不了，有人问秦其斌，你是不是有野心啊？你们是不是嫌现在这个官当的太小啊。飞乐音响只能在企业性质一栏填写“集体”。可集体企业也要有党委，经理是企业经营的第一负责人，到底是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还是书记、经理双核心制？
秦其斌的苦恼同样令无数的企业家如鲠在喉，直到1998年《公司法》出台，现代企业制度被大众普遍认可。当然，偶尔还会有杂音试图阻挠商业文明的洪流。
躺在宿舍的唐万新再也忍受不了大学生活，经商赚钱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少年时的唐万新跟无数天真的孩子一样，梦想做“理论物理科学家”和“发明家，无论是华东石油学院还是新疆石油学院，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唐万新进入新疆石油学院的那一年，高校纷纷兴办校办工厂和农场，新疆石油学院也在吉木萨尔县创办了一个农场，但因管理混乱，亏损严重。21岁的唐万新满怀憧憬和冒险精神，毛遂自荐去打理农场，因缺乏经验，农场的经营被唐万新打理得更加混乱。唐万新不信邪，这一次他没有听大哥唐万里的劝告，担心父母因他退学伤心，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退学创业去了。
天下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1985年8月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写下了一段极其煽情的文字：“一个在西方并不罕见的现象，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陷入了困境，他们的工作也将保不住。这种现象不是在底特律或里昂或曼彻斯特，而是在中国东北部的沈阳。”当月初，沈阳第三农机厂、五金铸造厂和防爆器械厂的三位厂长，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市政府的一份黄色封皮的《破产警戒通告》。一年后的同一天，防爆器械厂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企业破产的牺牲者，从即日起被宣告破产倒闭。日本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惊讶之词，“沈阳发生了超过8级的改革地震，中国的铁饭碗真的要被打碎了！”
沈阳工人打破铁饭碗之前，邓小平已经让军队做出了表率。当时军费很少，军队人数太多，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官兵比例是1比2.6，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指头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原先11个大军区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1984年国庆大阅兵那气壮山河的场面依然时常在报刊、电视屏幕上展现，雄壮的军威振奋起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依然在人们心中激荡。可是，那威武的铁流，壮美的方阵，竟意味着告别。
告别让人伤感，同样意味着新的希望将到来。北京椿树医院的护士吴士宏在1985年的秋天选择跟自己的过去告别，她刚刚拿到自学高考英语专科文凭，脱掉护士白大褂，穿上时髦的西装来到北京长城饭店，她要到美国巨头IBM中国区在长城饭店的办公室面试。站在饭店门口吴士宏体内的血液在呼啸，她努力地平复自己急速的心跳，吴士宏不知道柳传志刚刚跟IBM谈成了一笔500台计算机的大生意，为联想赚了70万。
吴士宏坐到面试官前，主考官问她：“你会不会打字？摸都没摸过打字机的吴士宏脱口而出：“会！”离开考场后，吴士宏风一样跑了出去，找亲友借了170元买回一台打字机，没日没夜地敲打了一个星期。12年后，吴士宏被任命为IBM中国销售渠道总经理，成了一代人励志的传奇榜样。
吴士宏进入IBM期间，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吴鹰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那个时候，日本人孙正义卖掉了翻译机，留学伯克利大学的薛必群用从孙正义那里赚来的2000美金买了一辆汽车，薛必群立即放弃了东方语言文学专业，改修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并进入一家德国公司搞对华贸易，真正当上了北方保守官员口中的洋买办。数年之后，薛必群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你想不想做一个中国的AT&T（美国的电话电报公司）？”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薛必群后来成了吴鹰的合伙人，小灵通在中国家喻户晓，薛必群几十年后在中国以“薛蛮子”之名而红遍大江南北。
孙正义回到日本，以100万美金把翻译机卖给夏普，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创办了日本软银。那个时候，马云还在杭州师范学院的英语角跟同学们侃侃而谈。多年后，马云找到薛蛮子，递上一张纸，薛蛮子看了看，问了马云的情况，一家七口人，包括他老婆，张口要1亿美金，心想：“这厮长成这样，有什么前途？”薛蛮子最终以要价太高拒绝了马云。后来，孙正义给马云砸了一大笔钱，有了今天全球瞩目的阿里巴巴。不过，那一年，陕西临潼的清华大学生张朝阳拿到了李政道奖学金也到美国留学去了，发誓要在中国开一家孙正义投资的雅虎那样的门户网站。后来，张朝阳创办的搜狐成为一个时代旗帜。
张朝阳们留学海外的那一年，中国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达到3.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生7000人。那一年的11月，第四届女子排球世界杯在日本举办，中国女排以七战七捷的成绩，蝉联世界杯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四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女队。大家为中国女排欢庆的那个傍晚，从内蒙开往北京的火车抵达北京站，16岁的黄光裕同哥哥走出车站，为了能找到一家夜宿五毛钱的地下旅馆，他向路边的三轮车夫问询，对方白了他一眼说：“一块钱，送你到门口，走不走？”人生地不熟的黄光裕上了车，车夫踩着三轮车在北京城里走了一大圈才把他放下车，收钱之后扬长而去。
黄光裕环顾四周，半天才发现这里就是刚才上车点的马路对面。黄光裕发誓要在北京混出个人样儿。
（六）
1986年9月26日，法兰辛·布雷维早早地来到工商银行信托公司静安营业部，营业部还没有开门，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营业部经理胡瑞荃打开门，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位坐着轮椅的残疾男子，非常吃力地将一沓钱举过柜台，扯着嗓子喊：“我要买小飞乐。”胡瑞荃旁边的工作人员点了点钞票，1000元整，黑板上飞乐音响的交易价用粉笔写着55.6元。因为太拥挤，股票和钱款无法交割，胡瑞荃将18股的飞乐音响股票的收据递给这位男子。《文汇报》的记者挤过人群，男子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很自信地向记者炫耀：“我了解过飞乐音响的底细，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
布雷维是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杂志的记者，对社会主义中国搞股票交易很是好奇，看到残疾男子接过胡瑞荃开出的收据后，撇着向美国编辑部写下了一段极具嘲讽的话：“吹嘘的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
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经发行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蜜月总是短暂的，布雷维在静安营业部长时间观察，发现火爆迅速归为平静，静安营业厅里有两张长椅，经常坐不满，偶尔有人想买点股票或者国库券玩玩，两人私下谈好价钱，然后到柜台办理手续，前后不足10分钟。
苍南钱库镇的方培林坐在查封的私人钱庄“方兴钱庄”门口，手里攥着一份报纸黯然神伤。两年前1984年9月，方培林是医院收发室工人，在翻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当时中共中央（84）一号文件有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放性事业。”方培林琢磨，“集资如果合法的话，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
9月29日，方培林的方兴钱庄开业，成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可第二天一觉醒来，当地农业银行就上门查封了钱庄。方培林把钱庄招牌摘下来，业务一直悄悄地进行。地下钱庄总是让方培林提心吊胆，非法金融业务可比胡金林的投机倒把严重。方培林不服气，多次上书希望得到政府认可。
秦其斌坐在办公室，飞乐音响的股票交易不活跃，令秦其斌同样很忧郁。税务局稽查大队找上门，秦其斌一头雾水，几个人气势汹汹，毫不客气地质问：“飞乐音响为什么分红？”1986年是飞乐音响发行股票来第一次分红，秦其斌解释说股份制企业是可以分红的。稽查人员训斥秦其斌是私分国有资产。秦其斌从座位上弹起来：“我们不是国营的。”当初飞乐音响在工商登记填写的企业性质是集体，以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没想到稽查人员冷笑着说：“集体也是国家的，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分给个人的。”秦其斌咬着牙写检讨认罚款。
深圳海丰苑大厦的一间理发店，王石躺在理发椅上，腮帮子涂满了肥皂沫，理发师手握亮闪闪的剃刀，仔细地刮着胡须，透过理发师脑袋和肩膀之间的空隙，王石注视到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屏幕，新闻联播播发消息，冻结企业手中的外汇，国家银行以官价收购，企业银行里留存着同等数量的外汇额度，企业获得允许使用时再用官价买回外汇。新闻上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贬值18%，王石的展销中心全年利润500多万，按照当时的官价，账面直接损失400多万。听完播音员的话，王石感觉脖子上如同被割了一刀。
王石内心感到个人和公司前途如此渺茫，任何一个政策的变化都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就在外部环境变幻莫测的时候，展销中心的上级公司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峰将王石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王石啊，这段表现很不错，准备把你调到总公司当副总，你也知道发展大厦现在需付贷款的首期，你展销中心在中国银行里有800万美金额度，先调拨给总公司吧。”王石冷冷地说：“我要是不同意呢？”两个星期后，王石被通知到党校培训，王石置之不理。一个月后，王石再次接到党校学习通知，开学第三天，展销中心经理职务被撤销，第一轮“猫鼠捉迷藏”的游戏结束。心有不甘的王石决定继续上演老鼠与猫的游戏。
温州的民间金融随着方培林摘下钱庄招牌，也开始了猫鼠捉迷藏游戏，进入地下。方培林的地下钱庄一直生意兴隆，因为当时银行不得对私人企业发放贷款，私人老板只能向地下钱庄拆借资金。旺盛的资金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地下钱庄的老板们，为了吸引更多资金，聪明而激进的温州人搞出“抬会”，比如三个月短会，入会交10000块，第二个月会员可收到6000块，第三个月可再收6000块。会主亏损的2000块要从私营企业主那里赚回来，为了维持资金链，会主要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会中。那个时候，温州只要口袋里有点余财的都卷入其中，方培林还在孜孜不倦地向上级银行上书，希望民间金融得到许可，避免疯狂的游戏崩盘。
1986年的夏天酷热难熬，投机倒把要犯胡金林在东北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待不下去，悄悄回到浙江，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公安抓个正着，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谴责胡金林的文章，私营企业主们人心惶惶，不少人潜逃他乡，会主的资金链开始断裂。方培林听闻苍南有讨债者背着炸药包向会主讨债，有会主被讨债人捆绑起来用竹签扎手指，用烧红的洛铁烫胸脯，甚至有上百所小学因讨债人常常半路抓孩子当人质而被迫停课。
暴风雨席卷了整个温州，人民银行温州分红试探性地向北京写了一份报告。1986年11月7日，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签字以电报形式回复：对私人钱庄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在1986年1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已经非常严肃地下令：“对严重的经济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温州政府决定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一天傍晚，苍南县领导带队去了海屿乡雪峰村李启峰家，公安、工商、银行、打私、武警大队等部门工作人员，加上乡镇干部等共计200余人将村子团团围住。
李启峰原是一个木匠，因手艺好，在当地有威望，他以高达40%的利息揽储坐上大会主。李启峰集资的钱用船运到县城，在农业银行，几部点钞机点了一天一夜，140捆钞票合计2907万元。李启峰与另一位大会主被当做典型判处死刑。在等待执行枪决的日子里，李启峰的耳边常回响起年初火遍大江南北的崔健成名曲《一无所有》：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乌鲁木齐的一家彩印店里，唐万新哼唱着：“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唐万新重蹈在石油学院管理企业失败的覆辙。骨子里有着重庆人倔强的唐万新不相信自己永远都一无所有，只要有朋友，一定会钞票赚到手。唐万新跟亲朋好友借了400块，创办了朋友彩印店。只有几平米的这家彩印店，十几年后成了超级商业帝国德隆系。而柳传志正在中关村挥汗如雨，满大街推销科学家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有一天，一个叫杨元庆的年轻人，怀揣着上海交大毕业证书，敲开了柳传志的办公室，柳传志上下打量了一番，问年轻人：“你为啥不等学校毕业分配？”那个时候中关村已经涌入100多家公司，杨元庆指着柳传志办公桌上的《人民日报》说：“这里将是中国的硅谷。”
中关村真能成为硅谷吗？一切都要取决于改革核心人物邓小平。美国《时代》总编辑在会议室向高级编辑们提问：“邓小平的政策会不会失败？”从1985年11月年度风云人物遴选开始，《时代》周刊编辑部就为邓小平争论的不可开交。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以及美国总统里根都是热门人选，在1979年当选过《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的邓小平的改革如果失败了，他再次成为年度风云人物，那将令《时代》杂志蒙羞。中美虽然已经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可是长期意识形态的妖魔化，连美国参议员亨利·杰克逊都跟邓小平开玩笑：“那个时候，认为你是红色魔鬼头子之一，不可能想象可以将你评为《时代》周刊的新闻人物啊。”
邓肯是《时代》杂志驻外首席记者，刚刚从北京回到纽约，在编辑部掰着手指头，力荐邓小平为1985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1、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世界1/4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
2、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有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平稳；
3、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4、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还是反面，都将影响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邓肯的手指头掰完，编辑部选择了邓小平。高级编辑们将投票结果送到格伦沃德手上时说：“中国人民支持他，高低潮也许会出现，但是回到文革时代却不可能。”
格伦沃德在1985年10月率团访问北京，跟邓小平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长谈，对这个矮个子四川人印象深刻，这个小个子桥牌玩家，经常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偶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呕痰的声响，然后会将喉咙里的异物吐进痰盂，那个时候，静谧的能听到痰盂里发出的啵的一声水响。格伦沃德问邓肯：“人民的支持有什么征象？”邓肯的回答简单明了：“中国农村新房屋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证之一。”格伦沃德一拍桌子：“好，就用邓小平吧。”1986年的《时代》周刊以杂志一半的篇幅写道：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绩，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
格伦沃德抵达北京之前，1985年9月2日，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轮上，30多位乘客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是经济学家的身份登上游轮，年龄最大的是中方代表、81岁的国务院体改办顾问薛暮桥。轮船上还有多位外国嘉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拉克·凯斯克劳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世界银行驻华首任主任林重庚等。巴山轮上6天，“中西合璧”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中国经济改革需要宏观调控，一揽子的改革目标是朝市场经济迈进。当时，巴山轮上风华正茂的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人最终成为中国财经界的柱石。
约翰·凡尔霖看了《时代》杂志的报道将信将疑，决定带领20多位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证券商人到中国走一遭。凡尔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1986年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给200多位穿着毛式制服的金融官员讲股票基础知识。邓小平听闻华尔街的中枢人物到了北京，决定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一下这位大人物。1974年，邓小平文革中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期间，一个星期天到华尔街远观了一圈儿。当时，中国文革如火如荼，邓小平洞察到，华尔街不仅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更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美国以强大经济实力傲视全球背后，不足500米的华尔街可能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凡尔霖。凡尔霖一见面就递给邓小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一类所徽，邓小平再也不用站在华尔街的街头远望，可以自由出入交易所。这下可忙会了中国人，会送个啥呢？人民银行的官员四处寻找，想送给美国人一张股票。
选来选去，只有飞乐音响的股票最标准。凡尔霖从邓小平手上接过股票时，邓小平祝贺凡尔霖成为持有中国股票的第一位外国人。凡尔霖眉开眼笑，反复把玩，看着看着，蓝眼睛上房的额头皱成一团，犹如一只蜘蛛趴在额头上，股票持有人的名字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周知石的名字。凡尔霖决定亲自到上海更名过户。
过户只是凡尔霖的一个借口，他真实的目的是想看看中国股票交易所。上海市政府经过商议，决定让凡尔霖到工商银行信托公司静安营业部去过户。在北京享受了警车开道的凡尔霖，要上海公安局派警车。上海公安局拒绝了凡尔霖，说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免费用警车开道。为了50元人民币的一张股票，凡尔霖自掏腰包花2000美金雇警车带着夫人和助手，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只有10来个平方的营业部。营业部经理胡瑞荃很不好意，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太小。”凡尔霖呵呵一乐：“很好，我们美国人最早买卖股票在梧桐树下，连10平米房子都没有。”那张写着凡尔霖名字的飞乐音响股票，到了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已经变成了3183股，价值超过10万，回报率高达2152倍。
凡尔霖坐在开往营业部的警察上时，上海的街头有一辆“Z”私人自备车辆照代码0001号的汽车在马路上奔驰。那一年，中国允许私人拥有汽车，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也开始走市场化的道路，允许出租车可以私人运营，只是同样的道路，同样阵营的兄弟，最终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黄光裕心中的大城市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以及长春、重庆等地开始组建轿车生产厂。
北京星级酒店门口经常有私人出租车接送外国人，那时出租司机是空姐们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而身穿西装，腰间别着BP机，白天在中关村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在阴冷地下室听诗歌朗诵会的王志东，空姐们是不屑一顾的，她们万万没想到，这个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的兼职大学生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
（七）
王波明坐在办公室，杯子中的开水还在冒着热气，就听到楼里喊声震天。
那一天是1987年10月19日，王波明从哥伦比亚大学到约翰·凡尔霖的纽交所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冲进交易大厅，只见交易员们脸上堆满了惊恐，80%的股票要求卖出，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凡尔霖找人计算最热门的股票IBM，这家上市公司拥有300万股东，平时价格波动在0.125美金左右，波动0.5美金就让交易员感到不可思议，凡尔霖正在测算时，IBM的股价已经下跌了10美金，凡尔霖要求华尔街最大的10几家投行董事长10点整开会，讨论开市问题。
柳传志的一个决定正在改变IBM的命运。
华尔街疯狂抛售IBM的时候，柳传志的1000多个经销商已经可以销售1000多台IBM电脑，以及6000多套联想汉卡了，200万大企业梦想早已实现，现在的柳传志已经是营收7000多万的大老板了。1987年的IBM爬到了巅峰时刻，股价超过170美金，世界上所有电脑都打出了跟IBM兼容的口号，IBM却想独吞垄断市场，强势推出了PS系列电脑。已经是IBM中国区最大代理商的柳传志意识到IBM正在犯下一个致命错误，联想的汉卡根本无法同IBM电脑兼容，柳传志决定终止跟IBM合作，转身代理一款兼容机。IBM的错误，在遭遇华尔街资本抛弃的同时，正在成就微软和英特尔的大业，也在推动柳传志新的梦想。
柳传志的决定令如日中天的IBM中国区市场陷入动荡，华尔街的动荡更令IBM始料未及，10多位投行董事长一致决定开市，负责数据处理的王波明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只能眼睁睁看着交易员的惊恐无措。10点45分，恐慌开始慢慢驱散。这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大卫·卢德将电话打到凡尔霖办公室，希望可以短暂停市缓解市场的恐慌情绪。凡尔霖是个坚定的自由经济信奉者，冷冷地对卢德说：“如果里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鲁莽的卢德在11点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
卢德的讲话犹如一枚炸弹，新一轮的狂卖风潮，失去中国最大代理商的IBM成为交易员们疯狂抛售的对象。王波明在给报纸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喊声像12级飓风刮过洋面掀起的涛声，我们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纽交所隔壁的教堂正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日本大藏省一批官员正在交易所参观，有人因为几笔交易不断争吵，甚至挥舞着拳头动粗，日本人围了过去，陪同的美国人很机灵，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收盘仪式。”
高西庆坐在办公室，他对纽交所的恐慌充耳不闻，将一纸辞职报告递到MudgeRose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面前。MudgeRose有126年的历史，美国流行地方政府债时，MudgeRose占有20%的市场份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是这里的合伙人。高西庆当年正是拿着尼克松全额奖学金才读完杜克大学的。现在美国政府限制地方政府自主发债，MudgeRose的业务一落千丈，高西庆听闻一帮年轻人在莫干山、巴山轮上指点江山，尤其是听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赠送凡尔霖股票，跟《时代》周刊记者邓肯一样，相信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高西庆按捺不住内心的澎湃，想回国一展所学。
MudgeRose合伙人望着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两年前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在香港律政界叱咤风云，高西庆到高特兄弟香港分所呆了两年，重回MudgeRose不到一年，MudgeRose的合伙人挽留，高西庆推说公派对外经贸大学领导不同意。合伙人说那我们给你领导写信解释一下。高西庆呵呵一乐：“中国人任你是说啊？”合伙人被高西庆的话给刺激了，脖子一梗，说：“尼克松写信管用吗？”当时对外经贸大学隶属于对外经贸部，尼克松还真给当时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写了长达3页的信。几个月后，高西庆收到领导批准，延期一年回国。一年之后，王波明邀约高西庆回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尼克松留下了高西庆，白宫的里根却管不了凡尔霖。美股经过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纽交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交易所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凡尔霖：“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我们能帮什么忙？”凡尔霖毫不客气地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如果不可能，那就没有什么忙需要你们帮。”凡尔霖拒绝了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顶住各种压力，终于否极泰来。里根从白宫给纽交所发来慰问电，感谢包括王波明在内的所有交易所工作人员。王波明第一次见证了自由经济的魅力，任何人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产生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
权力可以拥有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坐在克林姆宫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经得不到他的臣民和同僚的赞扬，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他在写一本《改革与新思维》的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因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加之内部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开始走向了衰落。戈尔巴乔夫相对苏联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可是苏联的改革前途未卜，戈尔巴乔夫在书中警告：“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苏联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当家，戈尔巴乔夫的警告令中国的年轻人担忧。20世纪50至70年代，在苏联计划经济早期成功经验的示范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建立起国营经济。新中国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33岁的研究院曹远征很忧虑：“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种僵硬的体制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下、人才和技术的匮乏、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等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病态。”
邓小平的觉醒远远早于戈尔巴乔夫。早在1978年12月13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邓小平对一大批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高级干部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戈尔巴乔夫在埋头写书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发出警示：西欧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存在问题，欧洲选民拒绝接受。同期，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全球GDP排名，中国排在128个国家和地区倒数20几位。1987年9月1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说：“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李经纬是个不信邪的人，先把美国人挤出赛场。1985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鸣惊人的健力宝，李经纬正在谋划一场更大的行动。全国第六届运动会饮品赞助争夺正酣，可口可乐愿意出资100万，李经纬直接将加码提高到250万。运动会期间，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墙壁、痰盂、垃圾桶上，只要能张贴的地方，都是健力宝的广告，闭幕式上8万名观众每人赠送一瓶健力宝。整个运动场成了橙色的海洋。
那一年，浙江人宗庆后在杭州创办娃哈哈儿童食品厂，为了让娃哈哈打开市场，除了在报纸上打广告，整天躲在各地的小旅馆里，翻开当地的黄页电话薄，给当地的商场、百货公司、区经销公司一家一家地打电话。
拥有科技发明奖的任正非没有逃过裁军的命运，他所在的工程部部队，在邓小平伸出那一根手指头后，成建制取消了。任正非跟着夫人到深圳，进入一家电子公司当了副经理，没想到在一次生意中被人骗了，丢了饭碗，两口子的情感走到了尽头。1987年已经43岁的任正非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时常心脏不太好，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任正非在1987年的秋天跟5个朋友创立了华为公司，只有2.1万注册资本的华为主要代理交换机。那个时候，索尼的谈判代表正坐在王石对面，抽完烟斗开始旁若无人地清洁烟斗，为了代理索尼设备，王石强忍着怒火，耐心地跟傲慢的日本人谈判，最终获得了日本人的生意。
王石咬着牙拿到索尼订单时，他错失了深圳发生的一件大事。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拍卖了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长达50年，竞标企业多达44家，从200万低价一路加价角逐，17分钟后以525万成交。作为新中国第一桩土地拍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坐在台下观看了拍卖会，第二天的报纸写道：“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对传统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28天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
深圳的土地管理新规犹如一剂兴奋剂，各地纷纷仿效。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两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王石意识到中国房地产业将迎来一个发展黄金期。只是那个时候，王石还没想搞房地产，还在想着通过产权摆脱权力的桎梏。
1987年11月的《人民日报》文章写道：“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还没有跳出如来佛手心的王石，读到人民日报的文章怅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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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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