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过程。今天中国企业家当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历史地看，他们已经进步了很多，超越了很多，要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信任比怀疑更重要，激励比控制更重要，建设比批判更重要。
40年前的这个时候，在北京举行了一次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人们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讲实在话，为多年所少见。
12月13日的闭幕式，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也是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复活与迸发的起点。
40年后，中国企业家群体面临着新出发。经历了2018年的风雨，前方早已不是轻歌曼舞的浪漫曲，而充满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挑战。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祈望2019是一个安好之年，但更要做好韧的准备。
时代变迁的关键点：从快到好
无论是1978-2018的40年，还是2019-2049的30年，中国经济最强大的动力都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但如果将过去40年作为上半场，未来30年作为下半场，企业家精神还是会有一些深刻的差别。
在上半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是广泛的，旺盛的，其主体部分是奋斗精神与创新精神。昨天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发布会，最受触动的是好几个获奖者演讲中都说，当初向外资先进公司学习，常常被奚落，“就是让你们抄，你们也抄不会”，但今天，一些高高在上的外企已经退出了市场，而中国企业成为行业的引领者。有奋斗图强、矢志不移的精神，没有什么难关中国企业家过不去。
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常常也是倾斜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畸形的。其主要表现是贪大图快，对财富机会的追逐远远强于对价值创新的追求，于是或因过于激进被撑死了，或因投机不成被套死了，或因官商勾结被玩死了。
这不能只归因于某些企业家的素质问题，而是那个GDP崇拜时代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更看重增速与规模，而不是投资资本收益率、现金流、好品质等价值指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说，企业家们总是解释，在中国企业规模更重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向政府申请税收优惠条件、土地使用权和营业许可证时，看的就是企业的经营规模，比如资产规模有多大，员工总数有多少。中国做企业离不开政府支持，大企业能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和税收，所以政府更照顾。
为把规模做大，企业就要不断融资。一位激进的企业家对刘院长说：“你现在有五口锅、三个盖子，显然盖子不够，手忙脚乱；如果增加一口锅和一个盖子，那你就有六口锅、四个盖子，就没那么被动了；如果再增加一口锅和一个盖子，有了七口锅、五个盖子，基本上就能应付裕如，而且这个时候规模也上去了。追求规模不一定是初衷，可能只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在上半场，这种贪大图快的模式的确很奏效，胆子大赚钱就多，大到能绑架银行和政府最好，因为怎么也死不了。但下半场很难再行得通，因为大部分行业的总需求无法像过去那样扩张了，能增加的锅越来越少。同时，政府不愿也没有能力再大水漫灌，找盖子也越来越难。“用负债驱动资产”不好玩了，因为全社会的负债水平遇到了瓶颈，再向上加的空间很有限。
如果说上半场是快时代、大时代，下半场则是好时代、强时代。中国的市场潜力没问题，如果有创新眼光和创新做法，还将有很多快与大的奇迹，但前提是质量要好，竞争力要强。否则，就像中国股市，失望总比希望多，本质是因为优质公司比例太低。
1998年至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为3%到4%，而美国上市公司过去100年的水平是10%。
在上半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民企身上。这不是说国企领导人不具备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而是说，在先天性激励不足和各种条条框框约束下，他们的潜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在下半场，对国企来说，如何消解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亟待破局。
谈到国企缺陷，想到不久前在微信群中，一个朋友讲了他亲戚所在企业的故事。
“一个国有控股的混合制企业已停（休）业多年，但还有一批进货价值约1000万元的玩具存放在库房。这批滞销玩具早已过时，有些已经变质，实际的市场价值就100万元左右，但每年仓库房租和仓库人员费用要花50万元左右。所以，民营股东主张按市场价格卖掉这批存货，既可收回100万元现金，而且今后不再花保管费用；但国有控股股东死活不同意，因为一旦处理，当期就显亏900万元，考核就可能过不了关。如果不处理，每年最多只有50万元保管费用支出，所以他们不愿在自己任期内为以前的错误买单。更荒唐的是，民营股东提出将自己所属的那部分存货送给国有股东（这样国有资产从账面上还增值了），然后按原值将存货从企业剥离给国有股东，之后任其怎么处置都与企业没关系了，企业尽管损失了100万元权益，但每年可减少50万元经营性现金支出，两年就回来了。但是，国有控股方还是坚决拒绝，坚持每年花50万元去存放实际价值100万元的货。”
如果说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倾斜了还可纠偏，类似这样的国企思维，则和企业家精神永远无缘。
企业家环境的关键点：从变到安
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是创新驱动的下半场，是从汗水经济到智慧经济，从躯干国家到头脑国家。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多年前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四要素增长理论，即在资本和劳动外，把人力资本（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作为增长的内生要素。中国下半场的转型升级能否成功，就在于能不能产生出大量的新思想、新创意、新知识、新发明、新技能、新工艺等，将其注入经济中，提升效率和价值。
而要激发创造动力和创新活力，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必须从多变走向安定。
11月1日的民企座谈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一大方向是非常明确和令人鼓舞的。
回头看，从“非公经济36条”（2005）到“新36条”（2010），到“鼓励社会投资39条”（2014）、“促进民间投资26条”（2016）、“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10条”（2017），等等，对民企的支持性政策不可谓不多。但总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实际落实打了很多折扣，或者是政策之间相互打架，或者是刚刚建立起信心，又被某些部门的随意政策调整弄没了。比如当年“非公经济36条”提出，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但一段时间后发现，当时全社会80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而允许民资的只有41个。所以又推出了“新36条”。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很多鼓励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要求，但现实中，政府采购刻意避开民企的大量存在，挂靠央企和地方国资的民企反而越来越多，因为涉及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的规模越来越大，不挂靠就接不到生意。央企国企本来应该做专做精，但通过被挂靠，经营范围反而越来越广，而且对不挂靠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挤出”。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夹生饭”问题，在下半场再次激发起企业家的创造动力？最近，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要从更深层次上解放思想，顺应民心，在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进一步向前探索。
曾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参与起草过“非公经济36条”的陈永杰最近在接受财新记者访问时说，从中长期看，若以“11.1讲话”为起点、为指导，在政治道德、法律与政策上，应完全平等看待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私有与公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无有贵贱、优劣、高下之分；在行政执法与司法实践上，对民营企业家与国有企业负责人真正一视同仁；在面对垄断上，凡是有违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有违市场平等竞争原则的一切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的政策与行政行为，都要禁止。
经济学家华生说，“如果笼统地说公有制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公有制越扩大、非公有制越缩小乃至消灭，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越巩固、越雄厚。那改革开放前单一公有制时我们的经济基础最牢固，而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反而空前虚弱了，这当然是很荒谬的”。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法治规则管理市场。
华生认为，当前，经济领域的法治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二是所谓窗口指导，出台了许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导即行政干预，让人们无所适从，但面对强势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一些部门说准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干预都是依据什么、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哪些，必要的又准备保留哪些，以后还会随时有什么新名堂；三是大部分立法工作，人大都是委托政府部门去做，立出来的法当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门的，而不是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实行起来政府机关怎么做都是他们的理。
法学家江平说，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最初草案写的是保护私人财产，但最后通过的在财产前面加了“合法”二字。“这暗示说，私人财产里一部分是合法的，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的，合法的保护，非法不保护，埋了一个伏笔。”“在民法中，财产只要在我的占有之下，就推定为是合法的，不能说我证明不了的就不是我的，或者我既然证明不了，就归国家了。民法这么做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每个财产都应有主。”他还指出，划清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家庭财产和私人财产、公司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的界限至关重要，在处置时可以把私人在公司中的股权来拍卖，或者用其他方法来变卖，但不能把公司查封了，把公司的账户也查封了，把公司一切东西都扣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民营企业家权利的现象。
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提出，让我国经济社会具备高抗扰能力，快速稳健、良好有序地发展，离不开让企业和公民“有恒产、有恒心”，离不开“有权利、有法治”，更离不开“稳定预期”“刑罪法定、疑罪从无”。
显然，当改革开放40年，社会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企业家对未来的确定性要求更高了，而且他们会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不少企业家都持有外国护照，或者已是外国公民。虽然这是一个在全球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税务安排因素，有全球化经营便利因素，某些国家对某些产业的进入有身份要求），而像印度等国的企业家移民比例比中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真的对企业家将心比心，当成自己人，把出台的政策做到位，落实好，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明显。
今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认为，只要出政策就会有信心。在下半场，没有真正的法治，真正的平等和公正，企业家的内在信心会不断流失。内在信心没有了，内生动力从何而来？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化、市场化的决定，是中国百年振兴的纲领。”任正非此言，说出了企业家的心声。
呼唤韧性与和解
我祈愿2019年是一个安好之年。环境安心，发展向好。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很不容易。改革不容易，增长模式转变也不容易。都不是新问题。是老问题总是得不到有效解决，累积成更大的问题，看起来像是新的。
因为不易，还因为国际环境的复杂压力，中国企业家在未来几年需要一份特别的韧性。我很喜欢桑巴特（Sombart）的一句话，“对于那些能成为企业家的人而言，在本质上必须有一点要求，必有一点东西使其离开火炉边席上的舒适安逸去遭遇磨难，必有强健的筋骨，强健的脑筋。”
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个难点还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创新，需要试错，需要敏捷反应，需要灵活调整，因此就需要更多的社会信任，需要更多地下放权力，需要有更多的市场自主性和企业自主权；但另一面，一种管控在先、监管优先的问责氛围越来越浓郁，越来越微观化、细节化、追溯化，层层叠叠，影响面越来越宽。客观来说，加强管控，对校正以前的某些野蛮生长是有意义的，但如果走向普遍的不信任，或者陷入极苛状态，就会误判中国企业家的基本面，造成心理上的恐慌焦灼，从而影响社会创造力的释放。
这种状态绝不是良性的、理想的状态。今天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再增长一个百分点本身就有难度，边际增长效应是弱化和下降的。这时，最重要的是舒缓人们的压力感，更放松，更轻松，更有安全感，如此才能激发灵感和活力。假如不是这样，而是监管和控制压力不断加剧，好像谁都有问题，那无异于南辕北辙。而且就算能弥补掉一些跑冒滴漏，但挫伤了广大的积极性，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们需要良序下的市场经济，但更应该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人性，而且意识到历史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过程。今天中国企业家当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历史地看，他们已经进步了很多，超越了很多，要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信任比怀疑更重要，激励比控制更重要，建设比批判更重要。应该让所有的劳动者、建设者，更多面向未来投入创造，而不是陷溺在锱铢必较的旧账里，陷在怀疑与自我怀疑的恐慌中。皮筋拉过极限，就会断掉。要学习放风筝，虽然也有一根线牵着，但放风筝的基本逻辑是越收飞的越低，越放飞的越高。
我们可能需要一次巨大的和解，更多地肯定自己，肯定市场、民间与社会的力量，抛弃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和包袱，轻装上阵，迈向未来。
昨天的天安门广场，天很高很蓝，虽然冷风冽冽，但心里没有一点压抑，呼吸着冷风反而让人清醒。我突然明白，一个清晰可见的方向，一个明明白白的环境，对于人心是多么重要。
安，好，韧，和，这是我想到的中国经济的一些关键字。希望2019安好，希望2019柔韧，希望2019更加和谐。
再浩瀚的海，也会有岸。2019新出发，中国经济的下半场，应该是让亿万人民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创造历程。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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