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当前经济社会怎么看？说说心里话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去担当。在遵循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下，绽放中华民族的自由意志、实现伟大复兴，是我们应有的追求，而开放透明理性的讨论空间将有助于经济社会问题更好解决，从而开启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里程。

　　每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都会有阵痛、焦虑、纷乱乃至魔咒，但这往往也是原力觉醒的时刻，新出发的时刻。不久前我写过关于1998、2008和2018的文章，这是“逢八魔咒”。特朗普推特上一通虚虚实实的乱拳，却能在大洋彼岸频频掀起波澜，这是“特朗普魔咒”。而这些魔咒能激起真实的回响，说明我们的肌体中确实有些痛点，本来就要发作，偏偏外部又有触发因素，形成共振，所以加剧了痛感。

　　魔咒在叫，仿佛歌德巨作《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试图扰乱浮士德的心，让他趴下认输。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冷静的时刻。叫大家闭上眼睛增加信心是没用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激化和极化的态度更是于事无补的。

　　这一期“大视野”，我想谈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看法，以及我所看到的，当前出现了哪些令人担心的问题。下一期，我将剖析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建议。

　　1、简单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都是乐观的，但不狂热。乐观最重要的理由是看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部企业家精神的史诗，亿万劳动者的创造史诗。中国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美国在一片新大陆上“先有移民和村镇自治、后有联邦政府”不同，我们是从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出发，从大政府、强政府出发，然后中央向地方“让渡”空间，国有向非国有“让渡”空间，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让渡”空间，放出万千活力。这个“让渡”不是急剧的变化，是渐进的，社会大局是稳定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更多起到了“帮助之手”而非“攫取之手”的作用。这些话，过去都写过。

　　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努力创造更好的环境、从而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体性作用的结果。什么时候政府行为有助于发挥人民的主体性，激励创新，简政放权，降低税负和制度性成本，什么时候发展就快，否则就遇挫。

　　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在经济活动中是由“利己”的个体构成的。“利己”是原动力，但各种“利己”之间也有冲突，所以需要秩序，需要法治化的、公平公正的秩序，以体现优胜劣汰，最大化消费者福祉。就此而言，政府又是市场秩序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什么时候政府行为有助于良序的形成，符合客观规律，什么时候市场就会在有序的、可预期的轨道上运行，否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出轨和不轨。

　　2、对当前一些问题要辩证地看

　　当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悲观情绪很浓。这不必回避。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是在武汉东西湖区的一个酒店。头天晚上到武汉机场，这里就像中国很多新机场一样，亮丽光鲜，我想如果美国大城市的机场能像中国这样，特朗普恐怕要经常发推特颂扬美国“Great again”了。我在朋友圈还看到一条“江苏昨天用电负荷超过1亿千瓦，超过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全国用电负荷”的新闻，其实去年7月就有这样的新闻，广东比江苏更早突破一天用电1亿千瓦，广东、江苏的电网规模都超过英国和法国。我们人口多，又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成熟发展期，用电规模大不奇怪，但江苏在如此高的用电负荷下没有拉闸限电，这是不容易的。和电力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从省外送电）、储能电站建设都有关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撰文说，中国比美国发展晚，总体能源装备和技术要新于美国。比如核电，美国核电发展高峰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核电站大部分是2000年后开建，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并吸取日本福岛的教训，先进性安全性优于美国。在火电方面，美国服役的火电站有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品，每千瓦时煤耗高于400克的还不少，而中国最先进的（以上海外高桥三号机组为代表）煤耗只有275克。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也不可能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城市化水平。

　　1999年我到上海采访“财富全球论坛”，当时世界500强只有6家中国公司，今天已经有120家，和美国只差6家。世界最大市值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美几乎平分秋色。如果不看这些大企业和富豪榜，而是看基础保障，中国的医保覆盖差不多11.8亿人，养老覆盖9亿多人，社会底层困难群体、离退休职工在过去若干年的福祉是不断改善的。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养老金从2012年的1686元增加到2016年的2362元（2017年上海的标准是3754元），当然不高，但大部分退休人员对连续多年上调养老金是满意的。中国社会金字塔底座的稳定性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强。现在情绪比较大的主要是中间和以上阶层。底层不是没有问题，但主要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社会公平感等问题。一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告诉我，他一年也能挣大几万块钱，还能存点，但在有些工地干活，住的像猪圈，厕所苍蝇乱飞，不像人住的。我跟王石先生说到这个例子，他说农民工有这样的意识，不满足于温饱，开始要求环境质量了，这是进步的标志。

　　目前一个突出问题是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传统产业、中小微企业的日子难过。秦朔朋友圈上周发的《制造业老板危机，谁知道他们的痛苦指数有多高？》一文影响很大，因为真实反映了这个问题。为进一步求证，我和照明行业龙头公司的董事长通了电话，也专门找了一位二线照明企业的老板交流（他两三年前把企业卖了，当时年销售收入2亿元），实际情况确实很糟。龙头企业日子也不好过，上半年能有一两个百分点的增长是把吃奶的力气全部使出来、拉了很多工程照明的生意。如果就是几千家零售店对比，同比是明显下降的。另一家照明行业龙头公司上半年跌了8%左右。问题主要是消费不景气，消费意愿不足。我调研了厨电、厨卫、橱柜、家居等多家龙头企业，情况都差不多。智能手机前几年是热门行业，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了18%左右。所以几大龙头都忙着“走出去”。

　　这样一个个行业看下去，的确令人悲观，直接想到的问题就是就业怎么办。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制造业实体经济不景气，并没有产生大面积失业，肯定是因为一些新行业、新业态创造了新就业，比如电商、快递、外卖、游戏、直播、共享经济、资讯内容、健康、影视动漫文娱、互联网教育，等等，据说和阿里相关的内容电商就有100万人在做。我专门请教了马云，问他这些新业态能不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制造业的困境？他的回答是：“美国经济完成了数字转型，中国在转型中必然会有阵痛。未来的就业是新型就业，传统制造业不会再是就业发动机，新型制造业是服务和制造相结合的新形态。”

　　前几天广州一家做VR的企业到上海参加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2018ChinaJoy），董事长告诉我，今年观展有35.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英特尔的展台是最大的，腾讯各个展台加在一起规模最大。我查了一下数据，2017年中国的游戏市场规模有2000多亿元，游戏用户有五六亿人，同年中国空调市场的零售额是1987亿元，彩电市场的零售额是1640亿元，也就是说，游戏的市场规模比空调、彩电都大。根据《2017年中国游戏产业人才薪资调查报告》，游戏市场过去五年的复合增长率是27.6%，从业者平均月薪超过1万元，20家上市游戏公司有18家的薪资支出呈现上升势头（根据2016年财报）。

　　如果看这一面，会发现新兴市场已经不小了，而且很蓬勃。传统制造业用工难，大学生不愿去，新兴业态则有很大空间。

　　3、我们悲观时，外资反而是乐观的抄底者

　　中国的确没那么厉害，我们有些企业很奇怪，一点小小的发明或者改进就吹到天上去，吹成世界级。但如果我们一点也不行，估计特朗普早已消停了。我几个月前在上海财经大学参加论坛时说，贸易战最坏的结果是全球形成两个价值链，美国的和中国的，双方都有庞大的本土市场，都可以支撑起专业化的、有深度的分工，都能度过阵痛期。中国不愿意脱离美国市场，但美国也吓唬不了中国。中国人只要苦心钻研，现在被卡脖子的地方都能突破，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们有市场，供求之间可以不断反馈，试错、迭代、进化。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程控交换机市场，“八国九制”，外资一直认为中国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1989年后西方还对中国实施大型程控交换机的禁运制裁，结果中国公司埋头苦干没几年就研发成功了，将程控交换机的价格一下子就拉低了很多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被有些自己人过度看空了。最近刚刚加盟京东金融的沈建光先生在瑞穗证券亚洲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多年，他前不久在欧洲见了50家最大的公司客户，比如道达尔、奔驰、宝马、巴斯夫等等，都看好中国，并将加注在中国的投入。而且他们看到的一个机会是，中国大力加强环保之后，抬高了产业进入门槛，而外资在这方面是强项，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所以相对的优势会加强。他们对自己在中国市场的未来是更乐观的。

　　我担任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背景证券公司的独立董事，前天开董事会，管理层在汇报中说，上半年受到美国加息、内地债券违约风险事件频发等不利影响，香港债券市场波动较大；受中美贸易战超预期等影响，股票市场大幅震荡，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缩水，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也抬高了利息支出。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利点，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负责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规境外投资者）业务的全球市场部业绩增长很快，原因是境外投资者大举入市，购买内地权益类资产，交易活跃。我们对自己的资产悲观抛售的时候，外资反而是乐观的抄底者。

　　4、关于“中国超过美国”的一点想法

　　前一段关于“中国超过美国”爆发了激烈争论。我在2016年和时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的钱军先生有过一场公开辩论，中国能不能20年全面超过美国？我抽到了反方，后来写了三篇文章，核心意思是尽管中国经济总量能超过美国，但在质量、人均指标、效率、创新、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超过美国。现在看，当时的文章是站得住脚的。但从另一面，客观地说，在预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方面，从2010年开始，主要是国际大行、IMF等组织在发布报告，比如渣打银行的长篇报告论证了中国在2000-2030年的“第三次超级经济周期”中将是赢家，2030年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报告称，在过去几十年，“将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视为独立经济体，它们都将跻身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前33位”。IMF在2014年发布报告预测，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7.6万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外国机构研究说中国超过美国，好像没有什么争议，中国学者研究说中国超过美国，就备受争议，这不是很吊诡的吗？当然，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科学不科学，这种质疑是合理的，也很必要。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很多人特别反感“中国超过美国”的说法，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即使有某些总量性的“超过”，均分到每一个人身上，就又落后了。我们人多，经济规模大，但很多人并不富裕。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的年平均工资是7.4万多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58万元，2017年末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485元。中国农民工有两三亿人，这样的水平，你说已经全面超过美国了，叫他如何去感知？

　　5、当前经济社会压力的突出表现

　　最近我调研了一些企业，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觉得社会经济压力的突出表现是：

　　房地产陷入僵局

　　房地产是过去十几二十年的繁荣之母、百业之王，银行、地方财政、居民家庭财产都对其高度依赖，今天它的“双刃剑效应”却越来越明显。不发展不行，房价往上走也很麻烦，各种行政手段频出，用心良苦，但市场非常畸形，很多一线二线城市都出现了一手房、二手房倒挂。今年1至7月，根据中原地产统计，一线城市经营性土地出让流标13宗，二线城市流标154宗，三四线城市流标629宗，一共流拍了796块土地。今年的住宅用地成交均价比去年同期降了20%，在这种情况下还流拍了17%，说明不少开发商在资金来源受限、房价受限等约束下，也快顶不住了。

　　地方财政困境

　　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土地流拍，财政会很紧张，有些地方公务员和老师发工资都要借钱了。而再靠“铁公基”等基建拉动，又受到地方债务总水平的约束。我看到的情况是，如果一个地方有产业导入带来的投资，又有土地净收益（即土地出让金减去拆迁等支出还有剩余），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否则日子都不好过。即使日子好过的地方，我也很担心，因为都是几十亩几百亩地的招商引资，企业都号称几十亿几百亿的投资，大干快上，几个月就签约动工，这样打鸡血式的、根本没有仔细研究产业前景和竞争强度的“运动”，将来能兑现多少真实投资，能有怎样的投资回报？上的越多越快，政府压力也越大，光是土地拆迁就很挠头。可是不上项目，水落石出，老问题马上就会浮现，所以只能冲冲冲。

　　金融的乱与痛

　　P2P爆仓4000多家，债券违约、私募违约频发，股市低迷，我们终于再一次尝到了金融的外部性之痛。不去杠杆，是制造“大炸弹”，一刀切去杠杆，又让一些尚能维持的企业昏迷成“植物人”。陈元先生去年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说，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泛债务化”的循环，经济运行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不对称性是全球问题，而中国更加突出，很多企业被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困难运转，盈利主要是还银行本息、借债，企业难以积累资本和力量。而这种结构性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消费市场不景气

　　由于房地产的问题，引起橱柜、厨电、家居、照明灯饰等相关产品销量下降。消费意愿的下降还有多重原因，我听浙江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说，他们那个地方今年消费很不景气，原因一是过去两年居民加杠杠买房，二是民间借贷很多，不少借了钱的企业爆仓。所以老百姓的消费下来了。前不久我在广州参加“新媒体千人峰会”，这个会很成功，每年都有很多赞助商，今年的三个大赞助商，都是做消费市场的，会议前全部取消赞助，因为市场不好，市场预算减少，要捂紧钱袋。

　　新动能需要更多支持性政策

　　前面说了，中国有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但对新动能，从政策上能不能真支持？今年以来互联网内容特别是视听领域的整顿很多，下架关停，有问题可以整顿，但要不要先黄牌再红牌？某些部门在新业态艰苦创业时不闻不问，发展大了，一句“你没有某某许可证”就打入另册。像喜马拉雅FM、罗辑思维这样的公司已经很大了，因为没有证，无法在内地上市。中国的互联网+的“独角兽”基本还要在海外上市。现在的内容生产和消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有社会影响力、也能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新业态进行试点，给新公司一些惊喜，也带给更多人希望呢？

　　社会治理能力不够，锐意进取精神不足

　　教育、医疗、房子、公共卫生安全，这些问题大家感同身受，不多说了。我们的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跟不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前一段关于北京南站有很多议论，我的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写了一篇《日进百万人的东京车站为何井井有条》，东京车站位于东京市中心，建于1914年，占地面积18.2万平方米，北京南站占地面积差不多50万平方米，东京车站一天进出旅客102万人，北京南站一天进出15万人，可是管得捉襟见肘。

　　从人的精神面貌看，我接触的国企包括央企，一些领导人的心态是害怕出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少时间不用于主营业务，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在越来越多查错者的监察下自我萎缩。而传统产业中的民企，有常青心态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做建筑垃圾处理的民企向我抱怨，市里区里现在不敢给他项目，要他和国企、央企合作才行；而一家建筑类央企的下属工程局负责人则抱怨，他们参与竞标时，民企往往给纪委写信，凭空捏造一些东西，纪委一查，他们连标也不敢竞了；国企央企跟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没问题了吧，也不是，比如地方政府没钱，就给地，结果企业建了一大堆商业地产，却不知道怎么经营，困在手中。

　　不久前我应邀去参加一个私人银行活动，对方希望我讲一讲资产合理配置的问题，比如适当在海外置业。我发现根本不用多说，人家刚介绍完产品，不少人就找业务员咨询怎么办手续了。这种“船票心态”过去是不多的，现在在增多。

　　贸易战的影响

　　贸易战对大家的心态有非常大的影响，没想到美国朝野各方面，包括当年为中国入世和最惠国待遇而呼吁的公司，现在也调转矛头，尽管这些公司在听证会上也不支持对中国加税，但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态度。美国上上下下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大面积情绪值得我们深思。我上个月到硅谷，当年的高中同学在硅谷公司20多年，他说中国常常是地方政府书记市长带队去挖人，租五星级酒店，来者包吃，许诺条件，直接挖，硅谷很讨厌这种政府行为。还有知识产权，国内有的抄袭连BUG也抄走。这样做生意的方式别人受不了。

　　我觉得我们最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欧美日在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欧美日达成所谓零关税区，还早，他们的很多矛盾都没有解决，但5月31日他们三方在巴黎有个声明，“重申对欧美日之外一些国家非市场导向政策的关注”，“明确了三方共同的目标，以解决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给美、欧、日工人和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环境、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包括令现有规则无效）等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他们签的三个声明附件，一个涉及“产业补贴规则的基础界定”，一个涉及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一个涉及市场导向的环境。虽然中方说没有一个严格的市场经济定义，但张向晨大使在WTO总理事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模式的指责时，也援引了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的评论。尚博文说，“世贸组织成员具有多样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贸易投资的框架。但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张大使说，中国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关系，面临诸多挑战，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我们自己在很多方面是不是“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主体到底平等不平等，资源配置到底按不按市场规律？扪心自问吧。

　　6、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我从不认为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泛儒家文化圈，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我们为什么不行？但最近我开始认真思考会不会掉进去。而且在报喜文化的影响下，今天很多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到底如何？怕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对困难的回避和曲解。

　　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编的《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应对战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最近重读，有些话仿佛就是为今天而写：

　　“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增速下滑及其带来的风险，不能形成创新和服务驱动的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中国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改善社会治理、参与公共政策事务的要求会强化。这种要求如果得到积极响应，并加以引导，将有助于改善治理和公共政策；相反，如果漠视这方面的需求，将可能引发社会紧张。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改善民意征询，利用和发掘个人和非政府机构（大学、非政府组织、社区、智库等）的社会资本。”

　　而在2012年2月28日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中，曾这样预测——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那么在今后2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虽然届时其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几分之一。

　　“不过，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中国是否仍然能够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增速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相比会有所放缓。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中国能从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转向新的政策，以应对截然不同的未来所带来的迥异的挑战。”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去担当。在遵循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下，绽放中华民族的自由意志、实现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应有的追求，而开放透明理性的讨论空间将有助于经济社会问题的更好解决，从而开启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里程。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