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应对中美贸易冲突八个重大的经济关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天勇

　　经济发展既要有质量，也要有速度。从搞衡冲击看，没有速度就不能有体能的基础—体量，国家之间，说到底，最终还是速度的竞争。

　　加入WTO后，中国GDP总量从2000年时全球比重3.7%上升到了2010年的9.5%，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陆续有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大失误。

　　近两年美国学界和政界普遍在三个方面形成了担忧：（1）美方有意识形态和固有文明方面的偏见：由于前苏联、柬埔寨、拉丁美洲丛林中的极左行动造成了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忽略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倡议，误以为21世纪一个计划经济的红色帝国又会再度崛起，对中国摆开了冷战架势；而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宣扬，中国无神论和佛教儒家文明的组合，对美国及西方的基督文明，也是一种对抗。

　　（2）认为中国的发展会逢强必霸，影响到美国21世纪的领导权，第一和第二强国之间的竞争，总是存在着以非合作博弈结果结束的绕不过去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从各个方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势头。

　　（3）中国发展在经济利益、科技主导能力、制造业基础、主权货币地位等方面，对美国形成实质性的竞争和威胁，需要从平衡贸易关系、加大技术障碍、削弱制造业升级和阻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等方面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从美国这三方面心结出发的各方面战略性博弈，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不会是短期的，而很可能是持续和长期的。

　　我认为，长期中美之间的竞争，在中国、美国和全球都经济增长速度低迷、技术进步较快、资本对劳动替代增强、制造业都过剩的格局下，关键是劳动力能不能得到充分地利用，中低收入的居民能不能有满意的收入，国内消费需求能不能扩大，其能不能平衡国内制造业增长的需要，并能不能平衡外部可能压缩对中进口和要求中国加大进口，最终是竞争方的国民经济能不能快速而又稳定地增长。经济发展既要有质量，也要有速度。从搞衡冲击看，没有速度就不能有体能的基础—体量，国家之间，说到底，最终还是速度的竞争。

　　应对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不仅要应急于短期、局部、战术和技能层面的对策，更重要的是需要着眼于长期、全局、战略和体能等基础性的博弈方面。

　　（1）中美经济关系的建构，不仅要应付美国眼前所出先后、轻重、多变之牌，谈判协商避免两败俱伤的格局发生，将博弈的损失最小化；也要谋划中美经济长期关系的建设，预判长远期中中美经济规模和关系格局的变化，有长远期合作型博弈，甚至是非合作博弈的战略预案。

　　（2）不仅要应对美方提出平衡贸易逆差这样局部领域的博弈，或者以报复应对单方面关税行动，或者双方妥协让步制定相应的逐步缩减逆差的平衡计划；也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做好贸易、投资、技术、网络、产业、人民币、金融等各经济领域的预判和推演，形成综合性的战略应对多个可选择的方案。

　　（3）不仅要熟悉战术性的经济博弈，如用国际法和WTO规则、经济利率、汇率、双反调查、惩罚和普遍性关税等战术手段，来应对美国的加息或减息，货币供应加大或减少，启动或停止调查，开征或取消关税措施对中国的行动和影响；更要形成战略性经济博弈的能力，如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部署配合互动，不纠缠于一时出口受阻和大量进口冲击，以及一地贸易领域而顾及长远得失和总体脱离困境等，就是战略性的行动。

　　（4）不仅要学习、掌握和应用中美经济博弈的技能，如熟悉国际法、WTO规则、各国法律条款、经济贸易通行规则、纠纷判例等，了解和掌握双方经济关系中的各方面数据（包括大量被漏算的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和中国实际流向美国的投资），需要有较强谈判技能的商务、财政、金融、科技、知识产权、农业、能源、制造等各领域团队和人才；更重要的是需要博弈的体能：有国民经济的体能，没有技能，在博弈中会受大的损失，而只有技能，发展缓慢，没有体能，长远看，也会在博弈中失败。

　　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即使有高超谈判技能的外交家，有普通的战船导弹，也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博得更多的利益，更不可能在战场上获得最终的胜利。

　　面对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冲击，考虑做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方面，在应对思路、调控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促进发展诸方面，需要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以下八大关系。

　　一是要认识清楚和正确处理产权清晰安全与国民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应对美国与中国在资金流动、吸引投资、制造业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方面看，采取的对策是：

　　（1）形成确定和严格的保护产权价值意识和司法体系。行政和法律方面，明晰和严格保护个体、私营和外资投资者和财产所有者的产权不得被侵占。政府、行政部门、公检法机构对非公有制产权的侵犯若普遍化，对于侵犯私人产权的案件处理不公，结果会导致有财产的人群向国外移民，产业向外转移，资金向外流动外逃避险，造成国内储蓄减少，投资增长疲软，人民币币值受到影响，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2）产权结构向着清晰化和简单化方向改革。从哲学上讲，需要的功能决定产权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而安排的产权结构决定其有什么样的功能；从经济学方面看，产权结构的复杂程度与其运行的成本成正比，与莽其运行的效率成反比。也即产权结构设计和安排越复杂，运转效率越低，运行成本越高。

　　目前面临的是农村各类土地，包括城市土地产权结构的安排。是想用一种新的产权结构刺激投入、产出和提高效率，变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有价值的资产，能够吸收资金和货币，使农村和农民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的经济增长？还是拘泥一种体制形式上的要求，或者希望人口和劳动力不流动和稳定，甚至变成一种农民工在城市里失业后退回农村的保险？显然，这两种让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发挥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前者土地产权结构的安排着眼于增加农村农民收入提高和农村经济增长，而后者则守于教条和稳定。

　　但是，目前一些农业经济学家为中央设计的混合方案—既考虑土地产权刺激和配置效率，又想将教条和稳定包含在一起的产权体制安排，由于所有者、使用财产权者和承租者之间太为复杂，结构过于繁杂，在实际中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各方风险太大，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地运转：如不能抵押而贷款资金不能进入，实际不能交易而城市过剩的资金不能流向农村，农村巨额的土地不能吸收货币和资金，使其集中在城市房地产中—城市中货币洪水泛滥，农村中货币趋于枯竭；而且，由于农村土地因不能市场配置成为无价值的“僵尸”资产，城乡居民土地方面财富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长期拉大，因不能以市场方式退出土地而农业中就业劳动力越积越多，实际是在积累更大的风险和更大的不公平。

　　二是认清楚和正确处理未来预期稳定和大众经济信心的关系。创业者、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信心，来自于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和稳定性的预期。应对国外一些国家对中国资金的竞争性吸引，国内投资领域缺乏和与资金因信心不足向国外的流动，采取的对策是：

　　（1）延长土地使用财产权期限到500年，给以投资者以连续和稳定的预期。中国仍然要坚持城市土地国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但是土地财产使用权年期需要延长。产权年期较短和可能不连续，给生产经营投资者、住宅购买者、放贷银行等的预期带来不确定性风险。有恒产者有恒心。土地的产权时间不恒久，而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期限，其业主行为和经济后果为：投资者对耕地、农业设施、林地、工厂这样的投资为短期和中期性，不会投入长远性的巨额资金；若其价格因年期较短要比一些永久产权的不动产低，投资者和购买者，可能将拟投入资金转移向永久产权的国家，去投资农场、林场、矿山和住宅等，以避免未来资产实体被收回；银行业者对于年期剩余时间较短的土地和住宅等，将不再予以贷款，以避免还贷风险。

　　（2）一些涉及未来的舆论和政策预期要向着有利于稳住、吸引和投入方向调整和稳定。实际上，中央对于中国发展还会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没有变，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定性没有变，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但是，如果将学术研究舆论加以渲染，局部讨论加以放大，公平问题拟以动摇基本经济制度的想法去解决，就会给目前处于收缩的经济带来资金外流、产业转移、投资国外、增长速度下行等雪上加霜的影响。

　　三是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交易体制与价值体现、财富积累、财产性收入、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投资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比率，因技术进步和装备替代，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交通投资的40%下降到了目前的15%，住宅等投资的45%下降到了25%，而且还在继续下降。继续想主要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途径扩大国内需求，只能使政府债务上升，国内需求也不可持续，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最终消费品生产过剩的问题。这对缓解国内本身消费需求不足、生产几乎全面过剩问题，特别需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中出口受到压缩、进口需要扩大的博弈不利。

　　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方面，在于提高农村人口和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购买工业品的支付能力。关键是缩小城市户籍居民、城镇农民工等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居民三个层次人群财富和收入的差距。在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非农业市民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问题上，学界，特别是中国农业经济学界的一部分学者，长时期忽视了一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道理：即市场机制要素所有稀缺资源由市场来调节进行分配，而其机制就是价格和交易；而且，交易才形成、体现要素和商品的价值，如果限制要素和产品的交易，则会使农村各类土地成为不能实现其价值的休眠要素和僵尸资产。

　　从体制上看，（1）农村各类土地都不能在市场上交易，实际上也抵押不了；城市土地则在行政寡头垄断的市场上饥饿供应、千家竞价，城市民居可以投资于住宅和进行交易。（2）农村劳动力虽然可以自由到城市和非农业领域务工，但是，户口限制了人口的迁移，不能举家流动；而城市户籍居民则可以比农民较为容易地进行流动。

　　这样从体制运行的国民经济后果方面看：（1）城市的房地产商品房开发，自2000年以来，其形成的增加值占年GDP的9%到14%之间。而社会资金和央行货币因农村土地为僵尸资产，加上农业窝积劳动力太多收益过低，社会资金和银行款无法进入或不能吸引投入。农村的财富创造限于耕牧林地宅地生产和生活资料，限于农林牧产品；农村的土地等不动产因不能交易，没有价值也不能获得交易的存量、保值和增值价值，不像城市的房地产一样能够创造GDP；社会资本不能进入与农村的土地结合，形成资本与劳动结合的更大的生产能力。

　　（2）城市市民可以得到政府教育、医疗、养老、出行、能源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和其他补贴，一些居民还可以分配到廉租房；而农村居民享受不了城市中的这些公共服务和福利；农村务工人口青年出来，到了老年回到农村，没有成为市民，其享受不了老年后的一系列政府福利。造成了收入和福利的不公平。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放活城市中的土地、住宅、劳动力和资金等流动和交易，而限制农村中的土地、住宅、劳动力（如户籍障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公平等）和资金等流动和交易，也许这种一些少数农业经济学家们的设想是处于对农村和农民保姆式的保护，但是其后果是要素配置严重扭曲，生产、财富、收入和GDP等产出、拥有、分配和经济增长等形成巨大的城乡差距，近6亿左右农村人口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还形成货币过多流向城市，流入农村的货币过少，总体上货币溢出流向国外的压力增大。因此，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出口需求市场可能被严重压缩，资金向国外流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放开农村房地产的交易，吸纳投放货币、引进社会资金、增加劳动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消费需求，是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重要举措。

　　四是要认识清楚和正确处理目前和未来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间的关系。从2001年加入WTO起，中国形成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投资加大，制造业快速扩张，形成了门类齐全和规模巨大的生产能力；然而，从2012年开始，由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和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城乡财富及收入差距拉大，农民工人口开始了“青出老回”的逆势，居民收入增长开始相对放慢，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越来越显得不足。实际上发生了供给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的国民经济运行态势。

　　现在判断的分歧是：过剩是应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扩大投资造成的，还是中国本身人口总体收缩和结构老化，以及数量较多的低收入人群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是前者，通过去供给侧过去建成的过多产能，就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恢复相对的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就会稳定和提升；然而，如果是后者，则不断收缩的人口和不断扩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其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增长的不断放缓和相对收缩，也要求前面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需要不断地出清，被动的去产能可能常态化。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和学理推演的分析证明，目前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生产过剩，原因在于人口变动、财富拥有和收入分配等变量造成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造成的。因而，既要供给侧的减税休养生息，体制改革和去产能的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目前到中期稳定和提高中低收入家庭就业水平和质量，增加他们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远期则现在就开始放开和鼓励人口生育，2035年前积累人口和消费，2035年后就业、创业、收入和消费的经济主力人口能够得到接续，平衡短中长远期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从而在逐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未来的30多年里，分三个10年周期，国民经济分别保持中偏高6.5—8.5%范围、5.5%左右和4.5%左右的中速增长，稳定到2050年。

　　稳定和改善近5亿农业领域劳动者和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和质量，提高他们的收入，实际是充分调动和利用中国巨大的劳动资源创造财富，其就业创业时形成的收入，成为工业化时代产品物品的巨大消费需求，将工业化时间再延长8到10年，这就是增强中国应对国外经济竞争的体能，扩大自身巨大的市场，摆脱目前和未来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出口压缩和进口加大对我们造成的困境。

　　五是认识清楚和正确把握改革、发展和增长动力着力和来源“体制内—存量”与“体制外—增量”之间的关系。与国外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可能长时期的摩擦、消耗和竞争，特别需要通过大力度的改革，激发国内的活力和增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能。那么，着力点放在存量和体制内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还是放在增量和体制外的改革和空间扩大方面？这是谋划、实施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重大的策略选择问题。从1978年以来中国每次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扭转为上行的方略来看，并不是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存量内的结构调整等方面，而是通过搞新的体制，扩大新的增量的方式，获得增长的活力和动能。

　　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我们不纠缠于原有人民公社和两级生产队体制，推行了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新体制；与城市计划体制内国有企业并行，允许发展计划体制外和城市存量外的集体乡镇企业；在国内存量经济循环之外，增量上发展了一块“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出口创汇”新经济增长领域。当年的活力和动能来自于原有体制外的新体制和存量外的新增量。8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增长又趋于下行，在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结构上，我们不仅仅纠缠于计划体制、国有经济和国内经济存量的范围，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坚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转型，将个体私营经济和引进的外资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颁布了有关开放市场初步准入和外商能够合法投资的有关法律。使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港澳台、日韩和东南亚外商进入中国大陆兴起投资和办厂热潮，国民经济在体制外获得了增量性的活力和动能。9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又下行，2001年中国加入WTO，改革了不适应开放的19000多条法规，除特殊领域外，制造业市场全面开放，欧美日现代跨国公司和其他企业进入中国，带来了新的投资、装备、技术和管理，使中国经济又获得了新的增长动能。

　　总结起来我们发现这样一些获得新动能将经济增长速度从下行扭转为上行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做强自身，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博弈策略的启示：（1）每一次中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被扭转为上行，并不主要是存量领域体制内改革带来的活力和动力，也不是所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等起了推动作用，而是来自于大力度改革形成的新体制和新开放，来自于增量方式对发展空间的扩大。（2）每项过去曾经带来活力和动能的大力度的改革，其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边际递减直至消失，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寻找新动能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在动能，是一个不断推出大力度的新的改革，不断拓展新增长领域和空间的过程。（3）重点放在体制和存量内的改革，既得利益面大、阻力方多、需要时间长、结构较复杂、回旋余地小，改革成本不低，成功率可能不高；而体制外改革、增量式创新，可以不陷于存量和体制内的纠缠，用外围和扩大新空间的方式，影响、倒逼、转移、消化体制和存量内的改革、去弊和淤积。这样的改革，避开利益锋芒，获得利益者增加，往往容易被接受，成功的概率较高。

　　因而，我们需要找出一个能够稳定住和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大力度突破性的改革方案，需要尽可能绕开存量和体制内的纠缠和消耗，用新的体制和扩大增量空间的办法，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六是要认识清楚和正确处理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扩大新经济、增加产出增长，与普通劳动力规模、其收入提高、有支付能力需求增加、国内需求增长平衡产出增长的关系。现在一些学者们谈到经济增长，认为人口增长放缓和结构变动影响的劳动力投入可以用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增长动能的下行可以用技术进步支撑和拉起。因此，中国不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担心。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一是从中国的国情看，2017年全部就业的7.76亿劳动力中，2.1亿是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2.86亿是农民工劳动力，未来还有6000万留守儿童要随着毕业陆续进入工作领域。从受教育程度看，2.86亿农民工中大专以上水平的占10%，农业领域中就业的2.1亿劳动力中大专以上的约为1%左右。也就是说现在农业领域2.1亿农民和2.86亿农民工中，4.66亿为高中及其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对于这些劳动力是不是一种排挤？新经济能够较为理想地吸收这样中低知识水平庞大普通劳动力群体的就业吗？很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二是国民经济产出的增长要与需求的增长相平衡，当产出大于需求时，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增长速度放缓。如果机器人大量地增加产出，创造财富，而其本身又不能对消费品形成需求；资本和技术所有者在财富产出中分配越来越多的收入，而普通劳动者被技术和资本，典型的如被机器人所替代，高收入者收入的消费率越来越低，低收入者获得收入相对越来越少，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过剩，经济会更加萧条，增长下行压力会更为增大。

　　笔者并不是说技术进步和新经济不重要，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中国有没有一批颠覆性的技术，能不能推动产业革命，成不成为创新型国家，非常关键。但是，需要给占65%到70%的中低知识水平劳动力提供就业的机会，能让他们也能得到工作收入，缩小普通劳动要素所有者人群与资本技术所有者人群的收入差距，才能使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良性循环和互动。无视人口相对收缩、收入差距拉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而只谈技术进步、产业创新和新经济就能够解决中国生产过剩和增长下行问题看法和建议，将会严重误导国家体制改革、调控经济和选择领域的思路和政策。

　　正视中国国情，想方设法扩大巨额中低知识水平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领域，提高他们的收入，缩小不同要素所有者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扩大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平衡国内生产过剩和对冲出口减少及进口增加，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忽视和偏废并非常重要的调控和政策思路及其选项。

　　七是需要认识清楚和正确处理“政府—国有—秩序—廉政”与“社会—民营—活力—投资流向”的关系。在讨论中，一些学者也认为“政府加国有”的模式，是中国40年来取得发展奇迹的动力；而美国“社会加私营”的模式不适应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我认为，对其不能绝对化，需要冷静和客观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自己，在总结自己体制优势的时候，也要看到其缺点；对于美国，在总结其体制弊端的时候，也要取其长，用来促进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把自己做强。

　　因此，既要看到各级政府规划、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地方政府间竞赛等方式发展经济的优势，也要认识到中央部门“一刀切”政策与各地发展的特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地方大规模举债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威胁，地方集中土地、土地财政与推高房价、脱实向虚，地方竞赛式发展与重复投资建设等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既要看到国有企业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在建设基础设施、形成工业体系和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要认识到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的信贷、土地和政策资源，技术进步动力力弱，经营效率太低，就业贡献率很低，给银行形成大量坏帐已经被大规模剥离了一次， 现在又给银行体系形成了巨额的不良资产，给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既要看到秩序对社会稳定和经济规范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就是契约和法制的经济，也要认识到，清理广告牌、开餐馆得多少经营面积、出国得证明无犯罪记录、办有关手续需要结婚登记证、生育需要开出准生证、企业在厂区建厕所得由规划部门设计、农民工子女不得在城市入托就学、无城市户口不得购房举家居住、院子住宅不能开墙开窗办服务业等等这样的规范和秩序，严重影响了人口流动、劳动力就业、投资创业等活力，使经济增长失去应该有的一些动能。

　　需要看到的是，21世纪，如核心芯片架构这样技术进步需要的是个人创新的思想、思路、试错和小规模试验，需要的是骨干带领的小团队，需要的是技术产权和高收入激励机制，需要的是初创的天使投资，初期的风险投资，产业化初期的小规模科技（如硅谷银行的）信贷，中期的大规模社会资金投入；而不需要大兵团会战，不仅仅是5000元月薪加骑自行车上班精神能够激励，不仅仅是财政大规模补贴投入就能够研发成功。当然，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技术，在股权和高收入激励的同时，国家也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加大资金的投入，产业化以后可以转让给社会以有效率的经营。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初中期较大的基础设施等，需要特定时间集中力量办大事来投入和完成，需要办一些国有企业来支撑；但是，交通、工业、能源和城市等体系基本投资和建设完成后，产业的形成，市场的开拓，需要有创新精神和敢冒风险的社会投资者、创业者和企业家去拿出资金、成立企业、建设工厂及其他设施、推销产品服务、建设营销渠道和网络。在信息网络进步、交通运输发达、需求多样化、移动通信普及便捷、购物出行支付方式变化等等的新时代里，人们的工作、购物和就餐等从大工厂大单位正规就业、大商店交易、大食堂大酒店集中就餐等等，变成了许许多多的个体的非正规就业，变成了网上下单、通信支付、快递送到这样的购买，变成了小茶餐吧、超市便利餐、自助快餐、外买订送餐等等新的就业机会、个性化购买、多样化出行和新的就餐方式。按照过去的许多规定，要么这些新的经济活动没有在其规范之列，要么硬是以过去的思维管制今天的经济，客观上会消灭大量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影响劳动者和创业者收入的增加，遏制新经济的活力和动力。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的是，对于党政事业干部及其亲属不得投资企业的规定，从杜绝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以权谋私，干预工程、利用人脉资源获得利益，是非常必要的。我从心中拥护。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党政事业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亲属，有着稳定的收入和储蓄，也有储蓄合理在各种资产上投资配置的需求。从目前的格局来看，股市不振和问题太多他们不会投向资本市场；投资成立企业和股权投资，限定到哪一级没有明确，执行中几乎囊括了各类党政事业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因投资是违纪的而几千万人，关联上亿人的投资积蓄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黄金、期货等风险又较大，其资金向这些领域流动也不积极；能够有收益和赚钱的，而且合法的，似乎就剩了投资房地产，有的也投资于资金通过机构放贷，或者民间借贷，这也似乎是合法的。其结果是：在党政事业人群手中的相当大规模的资金，主要集中在投资于房地产领域，一部分在民间借贷领域，还有的想法配置外币，甚至转移资金配置到国外。因此，需要在前一阶段廉政成就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哪一级领导干部、什么权力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其自己和亲属不得投资于企业和股权的限制。而绝大部分党政事业领导亲属和一般工作人员，可能还是要逐步地放开他们及亲属可以创业、投资办企业和投资企业股权的限制，使其资金从集中炒房地产和投入高利贷转向投入实体经济，扩大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企业的直接融资来源。以振兴实业、稳定房地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增长。

　　八是需要认识清楚和正确处理“轻重与缓急”和“扩张与收缩”等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在应对中美经济冲突中，如果中国采取的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各种项目和措施的组合和安排，如果不能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来平衡美国的进出口博弈，如果不能增强动能来促进经济增长速度，形成和积累中国贸易博弈消耗中足够的体能，可能会使举措失去针对性，并使国民经济收缩加剧。这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是：（1）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与选择其匹配的重点改革项目和领域不清楚。鉴于目前和未来中国自身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美国对中国经济迫使其收缩的博弈较为紧迫的局面下，凡是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有对工业品消费的支付能力，扩大有效的消费需求，缓解国内生产过剩，对冲出口相对减少和进口相对增多影响，支撑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改革，应当是需要深化和突破的重点。那么，哪些改革项目，如果深化和突破，大力度地推进，会极大地缓解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没有清晰的设计。（2）一些能够大力度缓解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的改革，由于各方面的争论和博弈，被复杂化、轻度化和缓延化，贻误宝贵的时机。如减税使企业休养生息，以身份证代替户口本、居住登记备案制替代居住户籍制，城乡教育等公共服务公平化，城乡土地同权、同价、统一市场和公平配置，明晰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财产权，永续土地使用财产权年期，职务发明人有技术产权，国有事业和企业单位技术强制向社会开放交易，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和鼓励生育等等，这样一些可以促进人口和普通劳动力、知识人才、技术、资金、土地要素流动和再配置，激活农村休眠和僵尸土地资料变成具备吸收投资和技术并成为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效应的资产，加大科技创新和新技术产业化的股权及交易激励，可以获得短中期增长新动能，储备未来中远期增长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推动力等等，这样诸多的改革，要么迟迟不能推出实施，要么各方妥协后的方案失去改革的大力度和突破性，要么被忽视搁浅而不了了之了。（3）有关综合部门在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安排上，可能没有注意国民经济收缩性影响和扩张性作用之间的对冲和平衡。可能要评估年中重大的改革和宏观调控项目和政策组合，哪些对国民经济有着收缩作用，比如降低债务杠杆、减少社会融资，去产能方面的结构调整，环保督导，笔者认为意义重大，必须推进。但是，哪些对国民经济有扩张作用？也有一些改革和政策安排，似乎常规的多，力度都不太大。就是对目前国民经济正在处于收缩态势，各个改革项目和政策措施收缩力度和扩张力度没有认真进行评估，其组合后整体上会对国民经济形成更大的收缩压力，还是形成积极的扩张，有关综合部门并不清楚、心中无数。

　　因此，发展与改革、财政税收、央行及金融监管等部门，应当综合协商，客观地评估，较为科学和针对时局地给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年度改革和调控政策的组合。搞清楚各种改革项目和经济政策的收缩或扩张性质，考虑其相互之间的对冲和平衡，加大扩张性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的安排，合理地设计和装入可能是收缩性的改革项目和经济政策，使其既能扩大国内需求、平衡生产过剩，支撑和推动经济增长，又能平衡美国的贸易和经济博弈压力。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