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金融创新一定要坚守风险底线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黄益平

　　金融创新很重要，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金融稳定的追求。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守金融风险的底线。

黄益平：金融创新一定要坚守风险底线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为投入品赋予新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同一投入品的生产率提高。在此意义上，金融创新同样有两方面：其一是对现行金融体制的改变；其二是增加新的金融工具。

　　金融创新非常重要。英国的经济史学家约翰·希克斯发现，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主要是金融革命的结果。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177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金融创新为新技术提供大量长期的廉价的资金支持，是产业革命演化为工业革命的核心。因此，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或许在于金融，即：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主要不是因为没有技术创造、技术发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金融创新。

　　中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政府的强弱。欧洲尤其是英国，所有权较为清楚，国家无权直接取用老百姓的资源。1215年签订的《大宪章》就限制了政府加税的权力。因此当国家特殊情况需要资金时，对融资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与之不同，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对资金的需求大多通过通胀和征税可以完成。两者的差异带来金融发展道路的差异。

　　金融创新，有以下几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金融衍生品，包括远期合约、期货期权、资产证券化等。1972年以后金融衍生品大规模发展，原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世界逐步走向浮动汇率，金融衍生品作为应对市场波动的金融创新工具，首要目的就是帮助人们避险。金融衍生品可以应对市场波动，是一个有价值的金融工具。作为衍生品之一的资产证券化，例如小额贷款公司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渠道，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是一种正面的金融工具。与之相反，“次贷”使得银行得以将贷款风险转移，使得本不应该获得银行按揭贷款的高风险的潜在客户拿到了按揭贷款，这种金融工具就具有很大风险和严重的后遗症。可见，金融衍生品究竟是好的金融创新，还是坏的金融创新，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个例子是数字金融，或者称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的基本特征，是用数字技术来支持金融决策与交易。数字技术包括有场景的移动终端，以及大数据分析。前者如淘宝、京东、微信，这些终端解决了获客成本太高的问题；大数据分析则解决了风控问题。金融交易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或者道德风险，数字金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是有着远大前程的行业。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金融创新是好还是不好？好的金融创新大概有两条需要同时满足的条件。第一条是，它满足了实体经济的合理需求。次贷不是一个好的金融创新正在于风险过高，超出合理需求的范围。同理，一些现金贷借钱给没有稳定收入的个人，也不能算是好的普惠金融。如果贷款对象普遍没有偿债能力，那么把钱借给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金融。第二条是风险可控。风险不可控的金融工具非常危险，易演变成接盘的烧钱，会破坏整个金融市场的纪律。这种行为如果泛滥，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打击将非常惨重。

　　从这个意义上看，比特币是否属于好的金融创新目前不能定论。比特币需求最大的是地下经济，例如使用比特币规避海外项目资金限制，或者使用比特币隐藏腐败贪污。我国的金融体系还未全面开放，腐败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果比特币合法化，将给金融监管带来很大风险，给金融稳定带来不利。评估比特币作为金融创新工作的好坏，也应回归以上两条标准，即是否符合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以及是否风险可控。

　　那么，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创新？首先，今天的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十分巨大。中国发生波动，对世界经济也会带来巨大冲击，中国要想真正迈入世界舞台中心，需要在金融上给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不同的地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金融需求不同，美国虽然金融体系最为先进，却未必适合我们。总之，中国今天的经济变化，对金融创新已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如今，中国已经发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金融体系，但政府对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运作的干预还非常多。简言之，我们的市场体量已经很大，但是市场机制并未发挥作用。此外，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还是商业银行主导，银行部门提供的融资占非金融企业的总融资达85%，这也是中国的杠杆率高的重要成因之一。其次，中国的对外开放度较低，资本项目仍处于慢慢开放之中。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受到严厉的管制，外资在债券市场的比例去年仅有1.6%。因此，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要想帮助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走进世界舞台中心，还存在很大问题，亟需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核心要做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金融领域来说，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主要在于两条，能不能由市场定价，以及能不能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是两个问题，融资贵反映的是市场供需力量所决定的利率水平，融资难恰恰在于人为压低利率使之低于市场出清利率，造成供需缺口，配置效率低下。因此金融创新第一步应是市场化，即让市场来配置资源，非市场化的配置不利于经济增长。

　　第二，改善现有的金融结构，使之利于支持技术创新与创业。过去，中国85%的企业融资来自银行，然而现如今需要创新创业技术进步，而创新创业是高风险活动，银行的资金来自存款，有控制风险的需求，因此金融体系中绝大部分融资仍由银行来主导的金融结构需要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创投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需要发挥更大作用。除此之外，资本市场普遍缺乏耐心，政府应发挥关键作用，对发展技术的企业提供有耐心的资本、给予长期的支持。不仅仅是简单地发展多层次市场，政府还应在培养投资者耐心、提供相关政府支持、率先进行长期投资等方面有所加强。

　　第三，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改善金融尤其是普惠金融服务。十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普惠金融，但始终难于有效解决获客成本高和风险难做的问题。而数字技术的运用，特别是有场景的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可能的方案。如果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在各个领域的落地，有可能会推动一些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金融创新很重要，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金融稳定的追求。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守金融风险的底线。过去中国是分业监管，更通俗的说法是谁发牌照谁监管，但随着交叉业务和全能银行模式的普遍，监管部门相互之间分割的局面已经很难持续。更重要的是，很多业务并没有取得牌照，例如P2P平台。因此，监管体系改革要将宏观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分离开来，要从过去的机构监管变成未来的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发展和稳定这两个职能并不完全一致，需要政府寻找适当的方式加以协调。

　　（本文为黄益平在“国家发展”系列讲座上的发言，原载北大国发院公众号）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