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纠结的四大原因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功

　　今后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的“补课”，中国要“补课”的是与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而不仅仅是几个巨头“生产者”以及少数边缘化的美国政治人物；美国要补课的是，要了解中美合作对世界的意义。

中美关系纠结的四大原因

　　现在的中美经贸关系，外界普遍的关注点是在双边经贸，因为中美两国的市场空间规模都很大，一个占世界的24%左右，一个占14%左右，这样的两个世界贸易大国搞起贸易战，非同小可，一定将会引发世界市场的巨震。实际上，这场以美国对钢铝进口征税开始的国际争斗，背后情况非常复杂，根本目标远非仅仅局限于经贸，很有可能最后演化成为一场冷战结束之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大博弈。

　　事实上，美国现在举国上下正在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大反思。其参与者之众，政界、学界、商界、军界无不介入其中；议题之广，从经贸、安全到人文、科技几乎无所不包；程度之深，辩论直逼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需要来个根本性的大调整？有人写道，这场大辩论是朝野共舞、府会同台，政府亲自上阵引领、定调。白宫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告既往对华战略彻底失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推出了2018版的《国防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议题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而中俄首当其冲。

　　美国当地时间2月13日，6家美国情报机构首脑同时被集体招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与听证，详细汇报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这6位情报机关首脑，分别来自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局（NSA）、国家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从这个庞大的阵容也可以想象，现在中美之间的形势之紧迫。

　　美国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对中国重新画线，它把矛头对准中国是偶然的吗？这一切是否就是特朗普总统的意气用事？我的答案很简单：完全不是！

　　中美现在的纠结关系，主要是基于美国单一方面想定的四大原因：

　　第一，美国认为，中国不再是可以利用的朋友，失去了“朋友的价值”。冷战时期的中国，存在地缘关系上威胁苏联的价值，这是当年尼克松启动访华，打开大门的原因。现在的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这种“朋友的价值”，中俄走的很近，甚至对朝鲜问题都帮不上大忙。特朗普决定与朝鲜展开会谈，实际就有这样的背景影响。而朝鲜一反常态要求与美国直接会谈，也等于直接证实了美国认为中国失去“朋友价值”的立场和判定。

　　第二，美国认为中国不改革，对于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外资从中国的撤出，不但带走的是资本，带走的是技术，还带走了国际影响，创造出一种中国未来没希望的普遍认知。而各种在中国遭遇阻碍的跨国公司，他们对遭遇的抱怨和投诉，也在美国制造出了不信任的感觉，认为中国的改革未来将不会实质推进。而一个不进行改革的中国，美国认为这只会成为一个竞争对手，而不会是合作伙伴。

　　第三，中国之所以不但不是朋友，而且还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与“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以往对国际崛起的强烈追求有关。从“新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最大差异就在于，中国一脚踏进世界海权领域的红海竞争，这是西方若干世纪以来的传统影响力区域，也是世界财富的主要积聚区域，美国在世界的伙伴关系全系于这个区域，因此全力遏制这种趋势，成为攸关美国未来世界地位的选择。

　　第四，中国已经强大到再也不是一种“无害存在”。中国的强大与中国的市场是有直接关系的，过去的中国市场对西方还有吸引力，美国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那种认为市场利益抵消了中国强大所造成“危害”的观点，但现在的美国看到，大量外资离开中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美国企业也占不到什么便宜，而且双边经贸关系还存在巨额逆差，这就导致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市场已经等于失去价值的认识。

　　所以，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的地步，并非偶然，不能被简单粗放地归类为某一问题或是某一人的原因，在其背后有着几十年的演变和积累。而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势必也会非常艰难，其中的困难程度，可能远超现在社会舆论的估计。如果要做一个粗略推测，那么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可能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彼此的国运，的确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今后的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的“补课”，中国要“补课”的是与美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而不仅仅是几个巨头“生产者”以及少数边缘化的美国政治人物；美国要补课的是，要了解中美合作对世界的意义，对美国的意义，贸易并非是简单的贸易，中国也非是简单的秩序挑战者，其中还攸关整个世界的制度体系。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