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新内涵

　　意见领袖 | 夏磊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10月3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每5年召开一次，是中国金融领域最高规格的会议，为金融改革和发展指明方向。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时隔6年再度召开，内涵深远、意义重大。

　　回顾历史上5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虽然有不同政策重心，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三大主线任务不变，一是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三是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1997年第一次会议，规范金融秩序，整顿金融乱象。成立人民银行大区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此外，重点关注国有银行坏账，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剥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2002年第二次会议，延续第一次会议精神，持续推进金融改革。推进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重组上市；加快农村信用社、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改革步伐；成立银监会。

　　2007年第三次会议，针对前两次会议“查漏补缺”，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在进一步推进国有银行改革基础上，关注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政策性银行、农村金融、外汇管理等领域，推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2012年第四次会议，明确金融发展的主要思路，深化金融改革方向。明确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领域。强调加强金融监管，首次提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2017年第五次会议，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指出“金融是国之重器”。提出做好金融工作需要把握的四项原则：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本次会议沿着金融改革发展的主线思路，针对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了系统规划部署。

　　第一，重申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定位，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本次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及要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二，谋发展与防风险并重，构建金融监管长效机制

　　一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次会议名称改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金融工作主要是中央事权，党管金融是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同时，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为指导，加强央地之间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发挥监管职能。

　　二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有效性。本次会议提及“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有助于更好协调“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关系，填补监管空白。行为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有助于强化监管职能，更好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是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针对中小金融机构，加快推进风险处置。会议提出要“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从 2019年5月包商银行被接管，到2022年6月份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消失事件，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事件关注度较高。原银保监会2021年《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及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推进村镇银行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风险，近两年增持、重组进度加快，村镇银行数量或会进一步减少，有助于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更好服务小微、三农领域。

　　针对地方政府债务，优化中央地方债务结构。会议提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央地之间财权事权不匹配是我国政府债务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收回部分财权，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减少的同时，事权和财政支出在逐步增加；2012年开始推行“营改增”试点，税制改革虽然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但属于地方主力税种的营业税（改革前2002-2011这十年，营业税占地方税收收入的平均值为32.9%）因改革为增值税，将与中央按25∶75的比例分享（2016年调整为50∶50），地方收入来源进一步减少。截至2022年末，中央政府杠杆率21.4%，地方政府杠杆率29.0%，加上城投企业的银行贷款、信托等其他债务，地方政府实际杠杆率更高。今年增发1万亿国债通过转移支付安排给地方，即从央地财权事权关系角度出发，有助于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针对地产领域，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供给端，一方面，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做好保交楼，防止预售资金无序挪用导致烂尾，损害购房者权益。另一方面，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改善房企资产负债表，防止风险在不同所有制房企中无序蔓延。

　　需求端，用好因城施策政策工具箱，支持刚需和改善需求。刚需是首套房的需求，改善主要是换房需求。今年以来，各地方不断出台需求端支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当前，有些城市房地产政策仍有优化空间。如热点城市首套、二套房贷款利率、首付比例仍然较高，普宅认定标准高，影响改善需求释放。

　　制度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现住房、土地、资金、居民四者之间的关系重构，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有所居的期待。加快“三大工程”建设，包括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不仅调整优化供需结构，更是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经过多年发展，城市核心区可供地块锐减，但住房需求回流，造成了大城市住房供需错配的矛盾。城中村改造可以把城市核心区的土地重新释放供应出来，在此基础上，建造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建筑，满足多方需求。保障房建设，使住房供应体系从商品房为主转向以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让工薪收入群体住有所居，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投资，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的效能和利用率。三大工程的建设将直接对投资、销售起到拉动作用，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三，明确金融发展方向，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一是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提出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会议对金融结构性功能着墨较多，体现了金融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截至今年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分别同比增长38.2%、 22.6%和 24.1%，高于一般贷款增速。要进一步丰富金融工具，健全市场相关配套措施，加大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力度。

　　二是明确机构定位，打造竞争优势。本次会议提出“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同时提及“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对不同金融机构，强调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特色，打造竞争优势，有助于机构各尽其能，打造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开放，“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水平金融服务，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具体路径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同时强调要确保“金融和经济安全”。

　　来源：夏磊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