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专栏作家 车宁
发展普惠金融，既可以有力助推占我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小微企业发展，切实承担起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使命，又可以提升民生质量，践行社会责任，播撒金融“有温度”的人文关怀，还可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调整转型期闯出一条银行业务发展的新路子。
在内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宏观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动力、发展阶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大投资、大基建、大地产的红利消逝后，作为顺周期行业的银行势必要探索和实践转型的“第二曲线”。再叠加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和产业发展的融资需求，传统商业银行势必转型面向小微企业等长尾客户的入普惠金融：工行、建行、招行等或确定战略定位、或全面升级服务、或狠抓产品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既可以有力助推占我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小微企业发展，切实承担起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使命，又可以提升民生质量，践行社会责任，播撒金融“有温度”的人文关怀，还可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调整转型期闯出一条银行业务发展的新路子。特别是近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提出，更是提供了解决普惠金融信用不足、收益低下等核心症结的曙光，给了这个业务领域巨大的想象空间。
背景：被互联网企业定义的战场
提到数字普惠金融，就不能不提及互联网企业在该领域的早期实践。客观说来，正是这些实践定义和塑造了我国早期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基本风貌。一方面，从服务的社会效果来看，确实是将金融服务传递给了更多人群，极大开发和满足了长尾客户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从服务的商业效果来看，在经济上行期，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前，也取得了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总结起来，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三：
技术方面。表面看来，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创造性使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借鉴海外经验和本地经营探索，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金融风控理论、方法和工具的以敏捷、精准、动态、全息为主要特征的风控体系。而更直接的，则毋宁说是其利用信息技术工具挖掘乃至创造了客户需求，形成了客户体验的系统方法论。在其中起到急先锋作用的，则是其强悍的渠道建设，通过自建网站、APP，深入友邻生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较为完美地解决了服务的可触达难题，进而打造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
商业方面。历史地说，我国正规金融体系是国外金融经验和国内财政实践的投射，缺乏与实体经济的内生连接。加之金融的优势本来就是资金跨时空调度的技术，在专业分工的逻辑下也更倾向于自我运转。于是，互联网金融就在实体与金融的空隙中顽强生长起来，或是从电子商务、社交文娱的支付服务自然进化，或是本来就具有服务某个垂直领域的专业经验，或是脱胎于地下金融的长期耕耘，其天然就对市场更加敏感，并在与细分领域建立强联结的基础上构筑了相对于传统金融的比较优势。
合规方面。基于信用经济的现代社会，其资源调配的中枢就是金融，金融也由此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于是，正因为其关系重大而利润丰厚，金融才是市场经济中为数不多的强监管领域。不过，这种监管在过去更多是基于资本、机构、行业大类的粗放式监管，所谓疏而不漏的外衣下未尝没有可资商榷的空间。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上，互联网金融企业相较于传统金融的成功相当程度上也来源于对监管网格中规避和创新空间的发现，并将一部分利润让渡给自己的客户以彰显普惠，从而获得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上的探索并没有取得完整成功：商业模式上，在技术应用和混业经营之外，事实上没有重构金融业务逻辑，眼花缭乱的布局之下其实还是传统的存（互联网理财）、贷（小微企业贷、消费贷）、付（支付、缴费）三元模式；客户关系上，在解决服务的触达性的同时，并没有解决服务的适当性，对其可触达的客户过当营销、过度服务；风险收益上，基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风控模式没有得到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收益展现上也没有包括下行期不良等造成的损失，最为根本的，是其从经营资质到业务行为都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法律规范，具有发展上的不确定性。这就给予了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赶超的机会。
利好：万事俱备只待扬帆起航
互联网企业的数字普惠金融实践虽因其自身及政策原因暂时失速，但也正因为其实践，艺术性地将技术和商业联结起来解决了原来依靠政策手段解决的公益问题，进而形成了用商业手段开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外部条件逐渐成熟，商业银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恰当其时。
从政策导向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应有之义。早在2015年国务院制定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就对“数字普惠金融”做出专门规定。在2018年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中也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要求构建运行高效、互助共享、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的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体系，运用技术创新缓解普惠金融领域突出存在的信用、信息和动力问题。特别是中办国办在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中，也将强化融资服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方面进行要求，一以贯之的政策意图从中清晰可见。
从技术发展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顺势而为。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不仅扩展了银行普惠金融的触达渠道，提升了服务能力，同时也改变了产品设计、业务定价乃至风险控制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在技术的熏染下，金融业务的开展逻辑和消费者的行为习惯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变迁，数字化的展业形式已是银行与商业伙伴、服务对象开展合作的必由之路。
从商业模式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画龙点睛。过去普惠金融服务的痛点在于有社会价值层面的倡导而无商业可持续性的支撑，成本覆盖和风险定价的难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可谓“叫好不叫座”。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技术优势，在对成本和风险进行精确量化和建模的基础上，提升商业银行的运营能力，为适当的客户提供适当的服务，同时也可以平衡在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创新与合规的张力，促使业务在薄利多销、风险可控的保障下稳健前行。
待发：恪守专业边界走向发展共赢
商业银行固然“传统”，但也“专业”，其实专业性就是其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专业性当然体现在能够为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多合规、廉价的服务，并在背后有一系列比如产品、运营、风控等专业能力进行支持；另一方面，专业性也体现在其会恪守能力边界，在金融之外更多依靠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商业模式，避免数据霸权、行业垄断等忧虑。在良好外部条件和自身优势加持下，传统商业银行还应继续进化，真正把数字普惠金融做成兼具可观的社会效益和可持续的商业效益的事业：
一是编织合作场景生态。长久以来，商业银行最为恐慌的挑战就是“金融脱媒”，互金公司基于场景对金融业务进行侵蚀其实也是其反映。商业银行有必要直面挑战，在优化自身产品、技术、运营特别是风控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开放银行”策略主动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进程中，特别要寻找那些能发挥自身资金运营能力、客户关系等传统优势，内在逻辑上又需要大额、持续、安全的正规金融注入的场景，比如公司金融等B2B场景和市政服务等B2C场景。
二是夯实数据驱动能力。数据驱动正在甚至已经成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各行各业最基本、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不仅关乎内部发展，也涉及对外合作。夯实数据驱动能力，首先要意识上重视，明了其巨大价值、商业前景和深刻逻辑，在此基础上将当下还停留于表层的讨论与实践引向深入，挖潜自身业务优势，持续开展数据建模和压力测试，推动普惠金融业务营销、定价和风控体系的动态修正和迭代。
三是明确业务服务客群。服务客群的确定既是业务开展的起点和归宿，也是风控开展的底层生态。不管是国外大红大紫的Capital one、格莱珉，抑或国内风声鹤唳的P2P，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在数据技术支持下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业务优势，通过不断试错调优，真正定义出有价值、可持续、风险低的“适当”客户是业务开展成败的关键。细化开来，还需要精确挖掘客户差异化的风险状况和利率诉求，以与之相应的服务渠道去对接和获取，并采取有效的产品和服务将客户留在银行的“生态圈”和“业务链”。
四是争取政策资源保障。客观评估，银行普惠金融实践还面临不良上升背景下固有业务逻辑的“惜贷”心理、流动趋紧环境中资金价格的上升以及服务客群本身抗风险性薄弱等挑战，商业性活动的开展确实也需要政策上的保障。而在当下的财政金融环境下，通过与商业银行基于数据技术的同步，精确、定向提供降准、释放定价权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平衡社会责任与商业价值，可能成为监管机构的必选。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将最终决定政策获取的力度，从而形成相对于同业的比较优势。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新兴商业模式的长期观察者，现就职于某大型银行，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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