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京都街头为自民党候选人进行演讲时，遭人以自制武器暗杀身亡。
作为“二战”后，担任首相时间最久的安倍晋三，在任期间为扭转“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颓势，推出名为“安倍经济学”的一整套刺激措施，短期内恢复日本经济活力。
什么是“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アベノミックス）是指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三支箭”。
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措施。促使金融机关向企业贷款，使得企业有足够的成本进行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
第二支箭“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财政政策”，即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公共投资带动GDP和雇佣，达到刺激经济、带动GDP增长的目标。
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包括各种战略协定、放松管制和促进创新等在内的一揽子增长战略”，即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策略，日本产业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增加产业的预期收益。
“安倍经济学”推出的背景是自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通缩之中，全社会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不强，通胀率长期疲软，GDP增长也相对羸弱，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后，借助国内高人气开始推动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包括限制国债发行的财政改革，以及“邮政私有化”等特殊法人团体改革等。
小泉纯一郎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改革振兴目标，就将首相一职交给了同派系的安倍晋三，这也是安倍第一次拜相。可见，小泉纯一郎将安倍晋三视作自己政治事业的接班人，也希望安倍晋三能够将自己的改革继续下去。
只不过，正式上任不到一年，由于所在的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给民主党，安倍晋三辞去首相，由另一派系的福田康夫接任。
在之后的5年时间内，日本连续更换了两个党派的五位首相，分别是自民党的福田康夫（2007.9.25-2008.9.1）、麻生太郎（2008.9.24-2009.9.16），和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2009.9.16-2010.6.2）、菅直人（2010.6.4-2011.8.26）、野田佳彦（2011.9.2-2012.12.26）。
由于日本政坛的持续动荡，小泉纯一郎启动的全面经济改革也陷入停滞，直到2012年安倍晋三经过众议院选举后第二次拜相。
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后，安倍晋三就提出以“三支箭”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目的依然是为了改革和推动日本经济健康成长，但是从内容上看，“安倍经济学”与小泉纯一郎的经济改革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更像凯恩斯主义的“安倍经济学”
小泉纯一郎的经济改革中，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是限制日本国债的发行，第二是私有化特殊法人团体，前者是为了加强日本财政纪律，平衡日本经济收入与债务规模，防止债务危机可能造成日本国家破产的风险，后者是为了通过私有化，加强市场活力，减少行政资源造成的垄断效率降低。
所以，小泉纯一郎的经济改革更侧重于发挥市场的力量，更接近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经济学”。
当时，为了扭转各自国内的经济颓势，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对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里根实施高利率压制高通胀，变相限制了国债的发行规模，而撒切尔不顾工会的反对，强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最终都成功让本国经济暂时摆脱了牢笼藩篱，实现经济恢复常规增长。
但“安倍经济学”却恰恰相反，三支箭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一方面由央行实施量化宽松，另一方面由政府推动财政投资，从而刺激并带动社会资本进行信贷扩张、加速消费和投资。
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即当社会总需求出现收缩时，为了减轻社会总供给的过剩，由政府进行财政投资，填补总需求的缺口。
也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核心观点，即当经济运行出现减速时，由政府投资提升社会总需求，从而为经济运行加速。
“安倍经济学”也正是遵循类似的逻辑，一方面政府大规模提高国债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央行实施超级量化宽松大举购买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
但遗憾的是，从结果来看，“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中的前两支都做到了，唯独作为整个“安倍经济学”重头戏的第三支收效甚微。
如果说“安倍经济学”是安倍晋三为日本经济开出的药方，那么前两支箭只是“药引子”，真正要治病的则是依靠第三支箭，只有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活力，才能实现日本经济长周期稳健运行的基础。
可是，日本人在“泡沫经济”快速破灭后，信心被严重打击，对国家未来前景保持负面情绪，“少子化”也是这样“躺平”心态的一种体现。
即使日元利率已经接近于零，日本企业或个人也依旧不愿意过多借贷用于投资或消费，显然日本政府的浑身解数也没有恢复日本企业和个人的信心。
而未能完全实现的“三支箭”却给日本经济造成更大损害，原本的“药引子”在“主药”无效时，就成了续命的药方，但毕竟“药引子”的作用不是为了治病，吃多了一样有害。
不断用量化宽松支持财政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必然实施长期低利率，否则日本国家债务就增加财政负担，既无法继续吃“药引子”续命，还可能直接引发“药引子”的毒性毙命。
然而，长期低利率下的量化宽松会造成“不可能三角”结构的失衡。
“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的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J． Marcus Fleming）在上世纪60年代共同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或“不相容三位一体”。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在没有资本流动和资本有限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能够有效影响一国经济，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而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不能有效影响一国经济，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
随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用一个三角形清晰展示了“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其中，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表示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
“不可能三角”是一种抽象的经济理论，其应用范围也有明显的限制条件，但这都不妨碍用“不可能三角”去粗略分析一国经济的平衡性障碍。
以日本为例，日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货币之一，显然符合“资本自由流动”，而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行长的领导下虽然积极配合“安倍经济学”，但仍然具有明显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当确定了这两个目标实现时，“汇率稳定”就很可能成为牺牲品。
而当前日元兑美元的大幅贬值，似乎也佐证了“不可能三角”。
为什么日本不得不牺牲“汇率稳定”？
实际上，在此次美联储加息前，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曾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当美联储开始管理加息预期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与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不断扩大。
国债利差扩大，会刺激国际资金弃日债、买美债，造成日债价格下跌，这让日本央行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要稳住国际资金，就必须提高日债收益率，等于变相加息，会造成国债规模是GDP两倍以上的日本政府破产，如果要接盘市场上被抛售的日债，就必须继续印钞，等于进入汇率贬值的下行螺旋，也会造成原本逆差的日本进口负担进一步加大。
日本政府和央行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牺牲汇率而保证财政稳定，否则“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根本无法承担财政破产、福利削减等激进措施的冲击。
随着安倍晋三的意外去世，“安倍经济学”的最大支持力量消失，被安倍晋三视为衣钵传承的岸田文雄政权是否还会继续推动“安倍经济学”，特别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美日国债利差不断扩大、日元汇率持续贬值的条件下，由安倍晋三任命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还会任职多久？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是否还会继续？
“安倍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在疫情防控的“动态清零”政策和全球经济衰退迹象频出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也遇到重大困难，2022年第二季度上海和北京都遭遇地区GDP负增长，在全国各地和统计局的协助下，中国在二季度勉强获得0.4%的增长，甚至低于此前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
近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高层会议上，不断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何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质就是指要扩大财政支出，以财政投资为主导、带动社会资本实现投资和消费，利用财政投资弥补经济下行周期中社会总需求的缺口。
所以，叠加第二季度经济困局的影响，国务院提出全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必须在6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尽可能在7月份做到财政投资项目“能开尽开”、“能动尽动”。从央行公布的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中，也不难看出政府债务增长近20%。
与此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继续保持合理的货币供给，包括M0和M2、即银行系统的货币供给都出现明显增加，但是也不可忽视，企业、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储蓄意愿远大于借贷意愿，居民储蓄增加十万亿元，这也是M1增速不及M0和M2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居民个人，也出现无论政府怎么刺激都更愿意“躺平”的迹象，这与日本当初推行“安倍经济学”的环境类似。
而中国政府选择的政策，也是希望通过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投资，来实现经济结构的创新、改革，进而活跃民间投资和消费，几乎也是“安倍经济学”的翻版。
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日本面临的经济政策窘境？
原因之一，庞大的贸易顺差没有让中国步日本后尘，失去汇率的操控空间。
日本常年的贸易逆差，让日本央行缺少足够的、可自由支配的外汇，可用于在国际市场稳定日元汇率。
原因之二，中国不存在“不可能三角”。
人民币不是国际自由流通货币，中国的外汇政策严格和全面，因此没有给国际资金快速进出的通道。另外，中国的央行是政府的组成机构，没有独立进行货币政策制定的权限。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受到央行严格的管控。
但是，“安倍经济学”想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即刺激国内通胀率提高，却在中国出现。
众所周知，中国通胀率的计算公式并未公开，但据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猪肉价格在CPI中占有非常突出的比重，因此近年来中国能够保持较低的CPI、为货币“非公开”量化宽松提供了充分的政策空间。
不过，近期中国国内猪肉价格在高成本产能逐渐退场等因素影响下，开始进入新一轮“猪周期”，国家发改委已经启动各种方式进行宏观调控，比如召开行业会议讨论供求关系，比如释放储备肉，目的都是为了继续压低国内通胀率。
(本文作者介绍：香颂资本董事，多年从事企业金融服务与兼并收购的交易撮合，具有丰富的区内及跨境资本市场经验。)
责任编辑：王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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