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如果在相互关联的改革方面没有大力度的进展，按照二元体制经济体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定义和客观趋势，未来2020年以后的GDP增长在年均中速以下的1.5%到3.5%之间，最有可能在2.5%上下波动。当然也有研究认为，未来中国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创新提高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的增长潜能。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界研究很大的误区。
我并不反对技术创新，而是十万分拥护和支持技术和产业创新。建设强国，保持产业竞争力，防止技术和供应链断裂，技术进步万万不能没有。但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会形成未来中国增长巨大潜能，这一经典但不符合中国二元体制实际的经济学教条式研究，实际是一种误判和战略性的误导，忽视改革对经济增长推动和支撑的历史经验，轻改革而重创新，会造成未来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方案安排和行动的重大失误，贻误时机，使中国失去未来15年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宝贵机遇，跌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
值得振奋人心的是，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高质量发展；对外坚定不移继续开放，坚持开放融合，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深化区域与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世界开放合作。
我觉得，从未来盘活闲置和低利用各类资源、调动经济增长潜能、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需要来看，以各自的贡献程度和重要性排列，依次有这样五项。
（1）土地要素市场化方面，放开农业用地、农村各类建设用地、城镇及工矿用地市场化交易，取消建设用地必须征用为国有才能使用的约定俗成和各方面限制，建设城乡同地同权同价统一而竞争性的土地要素市场，释放目前大规模闲置和低利用土地要素的增长潜能。可获得1.5%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2）土地房屋资产化方面，继续落实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确权发证，农民使用宅地和承包耕地及林地使用财产权可交易、可定价、可抵押、可继承和延长使用年期而成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土地房屋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也可获得1.5%左右的新增长潜能。
（3）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要素流动方面，过去时间过长和力度过大的计划生育给未来经济增长造成了很大的下行压力，然而，还是需要彻底改革以户籍制度中心的户口、教育、医疗、居住、土地、养老和其他有关特别限制条款等体制，尽可能释放禁锢在农村、农业和国有政事企单位体制扭曲性剩余劳动力的潜能，以尽可能多地平衡由于未来劳动力萎缩造成的经济年均0.5%的负增长压力。
（4）分配和财政体制方面，逐步以房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理顺农村土地转移和交易地方政府与农民间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资产拥有差距，并降低收入房价比，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压缩城镇居民居住方面的支出，在未来15年中城乡居民还有一定的工业化生产建造需求，创造一个经济能够中高速增长消费需求方面宽松的国内市场容量环境。
（5）资本要素配置方面，发展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民营银行，严格规范但应当允许民间借贷市场发展，加快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要求每一项目必须国有占51%的规定，国家对国有经济从管企业转变到管利润水平、管资本保值增值，盘活闲置和低利用的国有资产，提高其资产利润率水平，可能获得经济年均0.3%-0.5%的新增长潜能。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创新会有巨大的增长潜能，可能是一种想当然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千万不能将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宝压在这很可能乌有的幻想之中。
我2017—2020年初研究经济增长时也以为，教育知识进展、人力资本积累、新技术产业化会形成更多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但是，2020年以来，观察1978—2018美国、日本、韩国41年周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分别为0.9%、0.8%、1.08%，欧洲1980—2020年21年周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只有1%。其研发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投入数量为向上向右倾斜的曲线，但全要素生产率，也即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率则稳定地在1%上下波动，平均起来几乎与横轴平行。这40余年国际前卫创新能力很强发达国家的实践并没有支持技术及产业创新会蕴含巨大增长潜能的经验数据。当然，这些国家广义技术进步TFP在GDP中贡献的比例在逐年提高。这是因为其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所致，并不意味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会将其低速增长提高到中高速增长的水平上。
人类历史重大的如钻木取火、狩猎到牧畜、采集到种植、山洞到建房、手工到机器、人力畜力到碳电核能等创造大规模物质财富单一颠覆性技术创新时代已经过去。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虚拟，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复合和交叉，越来越既创造财富与节约财富，即在创造GDP时也节约掉GDP（如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房屋地租等成本）。
反观中国1978—201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3.43%，比发达国家高了2.5个百分点。但其并不主要是广义技术进步形成的。从阶段上看，TFP高增长，都在是1980—1985年、1991—1995年、2001—2010年大力度改革开放阶段，并形成三个倒V形状。说明，中国过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70%，来自于经济改革对体制扭曲禁锢资源、要素、资产、企业等生产和财富形成能力的释放，而不是什么教科书上所说的广义技术进步。正如党的六中全会总结历史所述，1978年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推动改革，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虽然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比较简单容易、改革都能获得利益的经济改革任务都基本完成了，难度较大的改革任务积累了起来，而且深化改革阻力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人均GDP10000美元水平、居民收入占GDP45%、居民消费支出占GDP不到30%、城乡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的前提下，未来保持中国国家实力、人民收入来源、共同富裕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关键，仍然是15年中国民经济能够中高速的增长。
经济体制改革确实越来越艰难，但为了平稳地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再艰难也不得不推进改革。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恒星 SF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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