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美联储发表7月FOMC声明中首次提及“经济已经朝着目标取得了进展”，对疫情影响的表述也由6月“处于疲弱状态（remainweak）”改为了“尚未完全复苏（have not fully recovered）”。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学会和病毒共生”。疫苗的普及加之较低的死亡率，美国重启封锁的概率很低，Delta病毒对美国影响有限。从美国二季度经济数据来看，受原材料涨价影响，私人投资项显著拉低GDP增速。
核心观点
通胀方面，尽管通胀可能比市场预期更高，但仍然是暂时性因素所致，如果持续超出预期，美联储也将会调整政策。从通胀数据来看，虽然美国通胀数据屡超预期，但市场普遍对此反应乐观。就业方面，非农就业总体就业恢复已与2013年5月伯南克释放Taper信号时相接近，Taper信号可能即将在之后的会议中放出。从缩减购债方式来看，美联储将同时缩减购买国债及MBS，并新设两项正回购工具以提供流动性。从大类资产走势来看，美元指数先涨后跌、金价转涨，美股和美债收益率先高后低。
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实施大规模减税，但加税措施较为罕见。美国历次加税的原因主要是平衡财政支出，历史上共有6次加税措施。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开支急剧上升。美国政府的筹资方式也由发债转向加税。二战时期，政府再次进行加税。罗斯福时期尽管新政取得了成功，但加税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增税对新政效果有一定程度的制约。1990年，为解决美国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布什违背竞选承诺进行加税。
本轮税改计划如果能成功实施，将明显提升美国财政收入。由于各项计划的预算资金缺口较大，因而美国政府将采取加税等方式筹集资金。此前财政刺激政策的过度使用，强烈地挤压了政府债务空间，推高了政府杠杆率。此外，美国企业所得税率长期偏低，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对税制的改革可谓势在必行。资本利得税大幅提升将会使“富人们”将钱投入到持有成本相对较低的资产上面；投资者的交易意愿受消息的影响会明显降低，可能会刺激美股的卖盘。一旦后续税改方案落地，科技巨头们盈利能力会被重新定义，美股科技股增长趋势将会受挫。
国际税收秩序面对诸多挑战。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愈演愈烈。国际不征税或少征税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加税趋势早有预兆。国际税改框架将增强我国税收收益。
投资建议
相比Taper，关注美国财政加税对市场的冲击。2021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呈现共振格局：一是美联储加息及缩减QE将更早来临，美元指数拉升，黄金白银大幅走低；二是美债收益率有进一步上行的压力，大类资产价格或面临重估；三是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在二、三季度筑顶，四季度和2022年一季度出现回调。对比来看，2013年释放Taper信号时，各国股市均有不同程度下跌，新兴国家股市会受到更大影响，此次美联储为防范流动性收紧带来影响，新设两项回购工具，以提供额外流动性。因此关注拜登税改计划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建议投资者短期规避海外科技股和监管趋严的中概股。
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扩散风险；税改计划落地不及预期。
1．美联储7月议息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2021年7月底，美联储发表FOMC声明。声明中首次提及“经济已经朝着目标取得了进展”，对疫情影响表述也由6月的“处于疲弱状态（remainweak）”改为了“尚未完全复苏（have not fully recovered）”。
1.1.Delta病毒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
Delta病毒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重启封锁概率较低。虽然Delta病毒传染力较强，但是致死率不高。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学会和病毒共生”。疫苗普及加之较低死亡率，美国重启封锁概率很低，对经济影响有限。
私人投资增速下滑，成为美国经济重要拖累。美国商务部公布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GDP环比增长6.5%，同比增长12.1%。尽管环比增速好于第一季度的6.3%，但远低于预期。复合口径下，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为0.98%，尚未恢复至疫情前同期水平。从细分项来看，二季度疫情改善背景下，美国消费领域快速恢复。个人消费项GDP同比上涨2.84%，较一季度上涨0.1pct。受原材料上涨影响，私人投资项显著拉低二季度GDP。个人消费依然旺盛，但是随着储蓄率下降，私人投资增速下滑，成为美国经济重要拖累。
1.2．市场已充分预期美联储“通胀暂时论”
从通胀数据来看，虽然美国通胀数据屡超预期，但市场普遍对此反应乐观。鲍威尔在记者问答中表示，尽管通胀可能比市场预期更高，但仍然是暂时性因素所致，如果持续超出预期，也将会调整政策。6月美国通胀5.4%。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由于供需错位，叠加季节性因素影响及二手车价格的拉动，美国通胀持续走高。但领先于CPI的Manheim二手车价格指数同比已经呈现出边际回落态势，预计未来二手车通胀因素将会减弱。从市场反应来看，根据6月美国银行全球基金经理调查问卷显示，72%专业投资者均认为美国通胀是暂时的。三季度通胀预期数据也在边际递减趋势中，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联储“通胀暂时论”。
1.3．非农就业人数即将达到Taper信号预期
非农就业人数即将恢复到上一轮释放Taper信号时水平。从就业数据来看，6月非农数据达到85万人，总体就业恢复已与2013年5月伯南克释放Taper信号时相接近，Taper信号可能即将在之后的会议中放出。然而6月失业率为5.9%，经季调后比上月上涨0.1pct，这也显示出了就业市场短缺，劳动参与率仍与去年有差距。但不同行业及不同人种就业程度存在显著差异，需要继续关注7月非农就业数据。鲍威尔在记者问答中表示，照顾儿童和老人、疫情反复以及失业救济金会对就业恢复造成影响，但预计未来就业仍将强劲修复。
1.4．同步缩减购买国债及MBS，新设两项正回购工具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中对Taper具体方式做出了简短说明。尽管有些官员认为应先减少MBS购买，但鲍威尔表示购买国债与MBS作用相似，将会同步缩减购买。
从资本市场表现来看，2013年美联储释放Taper信号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形成了冲击。其中，发展中国家股市受到冲击最大。2013年5月伯克南释放Taper信号后，对各国股市的影响约为一个半月。其中，美股回调幅度最小，仅下行4.25%；韩国综合指数回调7.88%；墨西哥MXX指数回调10.49%；上证综指回调12.68%；俄罗斯RTS指数回调14.35%；恒生指数回调15.13%。为防范流动性收紧带来影响，此次美联储新设两项回购工具，以提供额外流动性。
此外，鲍威尔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短端债券供给较少、TGA账户压降以及债务上限等因素，新设两项回购工具以提供额外流动性，保障美元流动性一段时间以内仍保持充裕。
1.5．美元指数先涨后跌、美股和美债收益率先高后低
鲍威尔发言后，美元指数随之大跌。本次议息会议中最大变化就是新增了“经济已经朝着目标取得了进展”，其表明了目前美联储对于经济较为乐观态度，市场将其解读为美联储在为Taper做舆论铺垫，美元指数随之上涨。但在之后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表明，美联储内部已经就如何及何时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进行了深入讨论，目前美联储目前仍然没有到加息时候，美联储将在接下来几次会议上评估经济进展状况。鲍威尔鸽派言论使得美元指数大幅下跌，截至当日下午4点，美元指数已经跌至92.03，为7月2日以来最低位。随后美元指数有所反弹，维持在92.25-91.75区间。
美联储声明后黄金转涨，标普和美债收益率先高后低。黄金在FOMC决议发布之前一度下探至1790点附近，随后随着鸽派言论放出迅速冲至1809点。在FOMC决议发布前美股三大指数高开，随后标普500转跌，盘中最低下跌至4392点附近，随着FOMC决议发布以及鲍威尔鸽派言论，标普500转跌为升，一度冲至4417点附近，之后又开始回落。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FOMC决议公布后先震荡上行至1.2739%附近，之后一路下跌至1.2258%附近。
2．美国财政加税还会远吗？
2.1．基建计划促使美国加税
2021年3月31日匹兹堡演讲中，拜登公布了一项约2万亿美元基建税收计划，包括解决就业问题、改善美国基础设施、教育、居民福利、绿色能源以及研发等方面的长期投资。4月份，美国财政局和白宫先后公布了美国制造税收计划以及美国家庭计划，其中美国制造税收计划预计在未来十年为基建计划筹集约2万亿美元资金，而美国家庭计划计划在十年内完成2个目标，其一是针对儿童、学术和家庭共计1.8万亿美元的投资，其二为提高美国富人群体的税率获得额外税收给该项计划提供资金，拜登计划提高年收入过60万美元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年收入过100万美元家庭资本利得税，均提高至39.6%。6月24日，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基建框架协议将基建计划缩减到1.2万亿美元。由于各项计划预算资金缺口较大，因而美国政府将采取加税等政策筹集资金。
新债务上限约束于2021年8月1日确定，由于两党未能就债务上限达成共识，美国财政部只能通过非常规措施来争取举债空间并争取时间。2019年8月2日，美国国会同意暂停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约束，此举持续两年，于2021年7月31日到期。新的债务上限约束于2021年8月1日确定，由于两党未能就债务上限达成共识，美国财政部将不能发债，只能通过非常规措施来争取举债空间并争取时间。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当前无法预测非常规措施可以支撑多长时间，等到国会结束夏季休会、9月中旬复会后，财政部持有现金和非常规措施可能会很快耗尽。截至2021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债务总额达28.46亿美元。
2.1.1．制造业发展瓶颈促成基建计划诞生
美国目前基础设施在近半个世纪投资下滑之后，已经成为制约美国制造业继续发展的一大阻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下滑，运输成本不断增加，急需美国政府对制造业问题进行干预，而美国政府打算通过政府投资较大程度干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制造业进一步发展，解决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拦路虎。新基建计划正是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份给出的解决方案，该计划预计花费2.3万亿美元资金针对交通、电子、生活、学校、政府等等方面较全面地重建修缮各类基础设施以提高美国基础设施水平进而改善制造业成本问题。美国税收计划正是为了新基建计划而推出，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为新基建计划筹集资金约2万亿美元。
2.1.2．美国制造税收法案提高资本所得税率
2021年4月份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制造税收计划（Made inAmerica tax）》主要是为了替美国基建计划筹集资金及改变政府财政结构而设立。该法案主要是针对公司所得税率进行改革，除了将公司所得税税率提升至28%，还针对跨国公司避税情况提升全球最低税率以及对大型公司征收15%最低税。
2.1.3．美国家庭计划带来富人税的变化
为了刺激消费和增加就业机会，2021年4月28日拜登政府推出了《美国家庭计划》，计划通过教育减免、家庭援助、中低收入税收抵免等方面进行投资，并且针对美国高收入群体进行税制改革，将富人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以及年收入100万美金以上家庭资本利得税提升至39.6%为家庭计划筹集资金，同时确保年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下美国居民不会受到加税影响。
2.2．多轮财政刺激计划挤压政府债务空间
此前，为了应对COVID-19世界性传播对美国经济负面影响，美国在2020年3月通过了CARES ACT共计支出约1.7万亿美元，主要是包括对居民进行个人补贴和失业救济、对企业贷款和补贴以及公共支出和应急支出等方面，此后不断推出新计划刺激经济提振就业。
财政刺激政策使用，强烈地挤压了政府债务空间，推高了政府杠杆率。2021年美国通过“9000亿美元刺激计划”和《美国救助计划》，二者合计新增1.9万亿美元支出，进一步提高了美国政府赤字和杠杆率。美国政府杠杆率在2002年低于全球平均、G20和发达经济体，此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逐渐超越全球平均和G20接近于发达经济体，在疫情之后快速攀升与发达经济体政府杠杆率重合。
此外，美国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通过多种避税手段，使所缴纳的税率低于法定税率，并且很多美国企业实际上不缴企业所得税，使得美国企业所得税率长期偏低，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税制改革可谓势在必行。
3．历史复盘：美国历次加税对市场的影响
美国曾多次实施大规模减税，但加税措施较为罕见。美国历次加税的原因主要是平衡财政支出，历史上共有6次加税措施。其中4次发生在战争时期，分别是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政府为平衡战争支出而加税。有两次加税发生在和平时期，分别是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以及1990年布什为缓解美国长期财政赤字，通过加税方式筹集资金用于基建及社会公共开支。
6次加税均提升了企业最高边际税率及个人最高边际税率。个人所得税方面，战争期间4次加税中，一战期间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升最高，达70pct；非战争时期中，罗斯福新政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升了38pct。企业所得税方面，朝鲜战争期间企业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增幅达22pct，为历次战争时期最高；非战争时期中，罗斯福新政期间增税幅度最高，企业最高边际税率增幅达10pct。
3.2．战争税——平衡军费支出
美国自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从1913年至今，美国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是1944年到1945年二战时的94%。为筹集战争经费，政府往往通过加税方式来筹集资金。
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开支急剧上升。美国政府筹资方式也由发债转向加税。个人所得税边际最高税率从1915年7%扩大至15%，最后扩张至77%。一战后，美国经济恢复稳定，个人所得税边际最高税率有所回落。
二战时期，美国在国防军事等领域开支扩大，政府再次进行加税。美国参战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更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值94%。
3.2．非战争时期加税——平衡财政开支
3.2.1．罗斯福加税对新政效果有所制约
为缓解“大萧条”所带来冲击，罗斯福在19世纪30年代展开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纾困（Relief）政策。财政刺激总规模约为417亿美元，占1933年美国GDP比重的73%。其中，基建相关支出规模最高，达20.40%，占当年GDP比重30.40%。为应对大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下降及巨大财政开支及债务扩张，罗斯福通过加税方式筹集资金，包括增加个人和酒精类企业所得税。此外，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Economy Act》以削减15%政府雇员、军人报酬及老兵福利，为新政筹得5亿美元资金。
尽管罗斯福新政取得了成功，但加税计划并非一帆风顺。《1935税收法案》实施加剧了工商界与保守人士对政府财政政策冲突。罗斯福在多次讲话中曾试图让工商界放心，但美国商会和全美制造商协会代表仍在财政立法委员会上作证反对税收增长。
由于增加税收所带来挤出效应，私人投资复苏程度较小。到1937年时，私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却远低于1929年水平，加税对新政效果有一定程度制约。
3.2.2．《1990监察预算法案》解决美国长期赤字问题
在198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时，布什曾就税务问题做出竞选承诺：听好了，不加税 （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但在1989年布什正式上任后，由于国防开支和医疗等社会公共开支大幅上升，造成赤字上升。在就任总统一年半以后，布什决定解决美国长期预算赤字问题，布什与国会进行了艰苦谈判。1990年6月，布什承认，任何削减赤字协议都将需要加税。
1990年10月《1990监察预算法案》通过，法案中规定不再向高收入人群增收10%的燃油附加税，从而把最高边际税率提升到31%，但对烟酒、汽车以及豪华邮轮增收新的消费税。同时，还确立了现付现收制（PAYGO）：如果国会想要减税或增加支出，就必须拿预案其他某些部分代价来交换。
20世纪80年代，美国正处在经济高峰期，也是开始解决长期预算赤字问题最好时机。繁荣期是财政部推行紧缩政策最恰当时机。由布什所开启财政系统在克林顿8年任期中一直存在，紧缩货币政策以及强劲经济增长最终缩减了赤字，后来转化为财政盈余。
4.1．对美国经济影响
4.1.1．提升财政收入
曾经“降税率、扩税基”政策令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不断走高，公共债务也不断攀升。2020年公共债务占GDP比例达到129%，超越了二战时期118%；6月财政赤字也到2583亿美元。伴随着新基建计划落地，美国财政将面临更大压力。
美国财长耶伦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一个包括人力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将有助于在美国经济中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而改变税收结构将有助于为计划中的项目提供资金。”根据TaxPolicy Center测算，本轮税改计划如果能成功实施，将明显提升美国财政收入。
4.1.2．短期内将缩小贫富差距，但无法改变趋势
本次税改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美国社会一直面临贫富不均问题，基尼系数也不断升高。美国新的增税措施基本落在前20%富人身上，起到了一定收入再分配作用。
但是美国贫富分化问题并不能完全通过税收解决。本次美国政府进行财政刺激方案大部分可通过房地产和股市流向了富人阶层，前1%富人持有财富比例有所上升。从过往经验看，前1%富人持有财富比例与资本利得税有效税率调整关系并不显著。富人持有财富比例与股市有明显正向关系，资本利得税有效税率调整无法彻底解决贫富不均。
4.2．对资本市场影响
在2021年4月末，白宫传出对资产超百万美元人群资本利得税率翻倍消息后，隔夜美股跌幅扩大，三大指数均收跌超0.9%。并且从四月末至五月初股市下行压力明显，打破了当时连续数周以来涨势。相比于企业税对公司运营成本影响，其反应到股市影响远远不及资本利得税上调所带来影响。资本利得税大幅提升无疑将会使“富人们”将钱投入到相对持有成本低资产上面。2013年当奥巴马政府决定上调资本利得税之后，“最富的1%”立刻成为了美股市场上卖盘主力。
另一方面，投资者交易意愿受消息影响会明显降低，可能会刺激美股卖盘。尽管目前具体上调资本利得税方案仍在磋商，但对于未来美股市场无疑是一颗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另一方面，虽然拜登政府对于加税计划决心巨大，但国会是否最终通过仍然是未知的。加税力度也可能会削减，在正式通过前也会面对民主党内及共和党反对。未来与各利益团体磋商和协调也将会对未来美股短期走向带来不确定性。
从长期来看，美股长期走势是否会受拜登税改影响发生变化仍不确定。以奥巴马政府2013年上调资本利得税为例，虽然短期内带来一定波动，但2013年美股市场仍然保持上行趋势，纳指上涨约38%。但作为领涨美股科技巨头受较大影响。未来其海外收入难以再通过转移收入到低税国家避税。同时国内运营成本也将提高。一旦后续税改方案落地，科技巨头们盈利能力会被重新定义，美股科技股的增长趋势将会受挫。
4.3．对世界经济影响
4.3.1．加税趋势早有预兆
近年来，国际税收秩序面对诸多挑战。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 Base Erosion and ProfitShifting）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BEPS愈演愈烈。国际不征税或少征税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沿海小国和内陆国通过低税率或免税政策吸引大量跨国公司注册离岸公司避税。由于这些避税天堂存在，世界各国政府都面对不同程度财富和税收收入流失。以欧洲地区为例，大约有2万6千亿美元财富被转移到离岸避税天堂。俄罗斯和海湾地区离岸财富隐藏巨大，接近一半多财富被转移到避税天堂。目前全世界在离岸避税中心金融财富大约有7万6千亿美元，占到全世界总财富8%。使全世界各国政府每年损失接近2000亿美元左右税收收入。
另一方面，伴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跨境电商出现侵蚀到了各国政府税收。这些跨境商家不必在来源国设立常设机构，在境外就可赚取利润，而来源国无法有效对跨境电商征税。以欧盟为例，大部分数字商品和服务交易都被以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为代表美国科技巨头公司所掌握。在获得巨额收益同时，GAFA通过“转移定价”方式，将收入大多归于其欧洲总部所在地爱尔兰、卢森堡等低税收国家，以便避税。这使得欧盟各国对于美国跨国互联网巨头为主导分配方式不满。
2009年开始，欧盟发起了税务信息共享合约（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s，TIEA），在不同政府内互相分享个人收入和财富信息。自此以后，越来越多政府加入了这个政府间合作运动，互相签订分享个人收入和财富信息约定。国际政府开始携手合作打击避税集体运动。在2012年6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意通过国际合作应对BEPS问题，还发布了《关于数字经济面临的税收挑战的报告》。2013年9月6日，G20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同意在2015年底前开始执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新标准。自2018-2019年OECD连续发布相关报告并最终形成了“双支柱”BEPS改革建议。该方案“支柱一”主要针对跨国数字经济企业非实体性存在的税收问题；“支柱二”则是通过设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来管控各国之间的财税竞争。
4.3.2．加税背后博弈日渐明朗
长期以来，欧盟拥有着数量庞大互联网用户，但欧盟没有属于自己强大数字经济平台与互联网巨头。欧盟领域内大部分数字商品和服务交易都被以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为代表美国科技巨头公司所掌握。欧盟各国税收主权遭到侵蚀。因此通过立法限制平台权力、反垄断、征收数字服务税等方式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2017年6月欧盟以“谷歌存在违反欧盟竞争监管规定的行为”为由，向谷歌开取24.2亿欧元的巨额罚款，2018年，欧盟又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法》严明其对于互联网巨头的监管权。自2018至2020年，欧盟主要国家都分别各自开征“数字税”。对于数字税，美国始终保持反对态度，对针对美国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国家开展301调查，维护本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利益。
自拜登当选以来，“最低公司税率”无疑是其税改目标中的核心。拜登政府倡导国际税收公平竞争。其本质是保持与其盟友和主要经济体“步调一致”，共同提高本国最低公司税率。保持加税后美国跨国企业竞争力。不同于前任特朗普对征收数字税反对，拜登政府愿意通过在欧洲数字税征收上让步，获取欧盟国家对“最低公司税率”的“松口”。因此G7最终得以形成“统一战线”，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提高至15%。而美国也同意欧盟国家对于美国互联网巨头进一步监管。2021年7月1日，OECD表示130个国家和地区已同意进行全球税务改革，支持跨国公司征税地和15%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新规。在2020年全球性疫情危机之下，各国刺激政策持续不断，“捉襟见肘”各国财政在压力之下对于深入拓展全球性“加税”合作将会更加积极主动。
4.3.3．国际税改框架将增强中国税收收益
2021年6月5日，G7共同发表关于数字税改革和支持最低企业税为15%之后，7月10日G20集团也表达要建“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此前OECD也表示132个国家和地区已同意根据双支柱方案进行未来国际税收框架改革。双支柱国际税改框架皆有利于我国税收权益。双支柱一是不论公司是否拥有实体，均要求大型跨国企业向实际取得利润的地区纳税，此举将遏制互联网科技巨头等跨国企业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以减轻税负压力；二是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税率，确保各国不会通过“低税率竞争”扩大税基。
支柱一主要针对跨国数字经济企业非实体性存在带来的税收问题。而我国大型数字企业，其海外业务规模都相对较小。而海外业务较多的其他大型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建等）均不在支柱一纳入管辖范围之内。而在我国国内，新国际税改框架出现能够加强我国对于海外大型跨国公司“无形业务”税收的征收，但也增加了税务机关监管难度。目前，在我国跨国国际巨头业务模式从“有型”逐渐转变成“无形”，美国软件巨头甲骨文公司、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虽然受我国互联网监管原因陆续退出中国市场，但他们以合作形式继续开展业务。以亚马逊为例，其与中国上市公司光环新网合作，营业收入从2016年23亿元增长到2018年前三季度45亿元。谷歌公司尽管退出中国市场，但仍然有大量中国公司通过向谷歌投放广告进行海外宣传。“支柱一”税改方案无疑会赋予我国更多税收管辖权利。
从支柱二来看，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率为25%，远高于G7协议中的15%。但是，目前我国出海企业，广泛使用离岸架构，根据各地税收优惠不同设置中间实地，来达到避税目的。未来出海企业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根据支柱二方案能够有效加强母公司所在国收益，而中国作为众多跨国集团母公司所在地，能够进一步提升税收能力。
5．投资建议
相比Taper，关注美国财政加税对市场的冲击。2021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呈现共振格局：一是美联储加息及缩减QE将更早来临，美元指数拉升，黄金白银大幅走低；二是美债收益率有进一步上行的压力，大类资产价格或面临重估；三是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在二、三季度筑顶，四季度和2022年一季度出现回调。对比来看，2013年释放Taper信号时，各国股市均有不同程度下跌，新兴国家股市会受到更大影响，此次美联储为防范流动性收紧带来影响，新设两项回购工具，以提供额外流动性。因此关注拜登税改计划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建议投资者短期规避海外科技股和监管趋严的中概股。
6．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扩散风险；税改计划落地不及预期。
(本文作者介绍：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宏观固收首席，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卫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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